宋永毅的博客

2006年7月8日到18日，我因臺灣民主基金會的邀請和安排，去中研院近代史所、中華歐亞基金會等學術和智庫單位講學，主題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在此期間，新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撥冗在我離開臺北的前一天（17日）接見了我和我太太，因而有了一次非常有趣而有難忘的談話。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以其反文化特徵聞名于世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焚書坑儒”的比喻流傳于文字記載之中。其實，這是一種幷不全面的歷史錯覺。就其全過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順從與抗爭，幻滅與追尋，瘋狂與覺醒錯綜交織，相互轉化的政治思想運動。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焚書”的結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讀書欲望；反文化的悖論是造就了他們對人類全部文明，尤其是异質文化如饑似渴的汲取。與熟爲人知的狂熱的紅衛兵運動相伴相隨的，文革中的中國還有過一場不爲人知的冷靜的地下讀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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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摘》的編輯華新民先生最近寫了一篇極爲精彩的書評<從太陽不露臉談起 — 觀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 談的是我的朋友卡瑪女士攝製的有關文革的電影。書評中他談到了當年紅衛兵的覺醒，幷舉了一個今天已經爲大多數人，甚至文革研究者都遺忘了的名字：朱成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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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經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了，但是某些歷史的真相却不是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是越來越雲山霧罩，撲朔迷離，甚至在人們的記憶中面目全非。文革中的造反派問題就是此類中的一例。而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二十余萬字的《人民的文革》，正恐怕是目前爲止的第一本有關造反派研究的難能可貴的專著。它由親身經歷了文革造反運動的海外民間文革研究學者劉國凱先生在每天的勤苦勞作之余、潜心數年才寫成，令人感慨萬分。在國凱兄的研究中，我不僅看到他的對對象研究的系統和認真，還看到了他追溯歷史真相的執著。因此，也在閱讀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寫下了自己的長篇隨想爲“序”。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自遇羅克的<出身論>面世至今，整整三十二年過去了。悄然流逝的歲月無意中墊高了我們返顧歷史的支點，以致不少理論家們黯然感歎：原來遇羅克為之獻上他年僅二十七歲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識而已。重讀徐曉，丁東，徐友漁編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1月），卻使我不敢苟同於上述的感歎。因為任何一種 “常識”之所以能成為今日廣為認同的常識, 大多經歷巨大的歷史陣痛。尤其當常識違背了當權者集團的私利時，超前認定它們是常識的先驅者，常常會付出流血的代價。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一，語焉不詳的回憶

有關朱德元帥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回憶錄，即便是家屬的回憶中，也只有閃鑠其詞、語焉不詳的記載。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軍報》上的回憶中有這樣的細節：
他參加中央的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大談“政變”的講話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檔，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志的講話，他交給秘書時都要坐下來講講該怎樣理解。而這次卻不屑一提。他這種卑視態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嗎？【1】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文化大革命的動亂（1966－1976）造成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反諷後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共制度的沒落，並激發了中國獨特的民主運動。文革的結果無疑是災難性的，但它也使許多年輕人對共產中國的政府及其意識 形態產生了幻滅，激勵了他們為中國的未來進行政治改革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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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時聽到有人抱怨目下眾多的“紀實文學”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實。其實，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讀者們已不難分辨出它們中的文學性與歷史的真實性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這些紀實文學的作家們也並不韙言他們的文學虛構。在我看來，更大的曲解來自某些貌似非常“歷史”而實際上悄悄地剪裁並掩蓋了歷史真實的“歷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較，即便是細心的讀者也難以一眼洞見底蘊。尤其當這些著作以年譜，傳記，文獻記錄影片等歷史的記載體（其實是某種“剪裁體”）形式出現，並伴隨著多卷本（集）的長度，準確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證，瑣碎的細節和清晰的圖片時，要剔精抉微地燭其真偽，確非易事。在去年中國大陸的“周恩來熱”中湧現的由中共最權威的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三卷本，下稱《年譜》），《周恩來傳》（四卷本，下稱《傳》）以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1，卻不幸正是這樣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歷史著作”。尤其是它們精心地剪裁出了一個文革狂瀾中“中流砥柱”的周恩來的形象。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殘忍的。因為劉少奇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並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 –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的悼念劉的文章裏，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並強調他在六十年代初經濟政策上和毛的區別。1還進一步用經濟政策上的區別來模糊和掩蓋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對於他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卻大都從他這個單一身份的角度，有意無意地推演出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等等。2 而對於劉少奇對發動文革的態度和他領導的文革初期的運動中實際上做了一些什麼，卻語焉不詳，極少提及。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