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暴君......愈是握有资源,愈是受到人民的顺从,也只会愈加强化自己的防备,而使自己更为强大。更具摧毁破坏的能力。若不给予其资源,也不对其顺从,则无须抗争,无须加以打击,暴君即已赤身裸体,武装尽失,并殊无可惧之处-犹如缺乏水分或养分的树根终不免干枯死亡。拉鲍艾提(EtiennedelaBo'etie),1577
无声的坦克
在一个漆黑无光的周日夜晚，警铃突然间声响大作，吵醒了艾夫多奇莫夫少校。时间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夏天，当时苏联正处于一片平静当中。凌晨三点，艾夫多奇莫夫少校即抵达了他的装甲部队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基地，等待上头下达命令。命令不久就下来了。东方渐白之际，营长命令部队沿着明斯克公路开往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河，封锁河上的两座桥梁。虽然他们的目标直指苏联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他们仍然毫无异议地奉行命令。于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八点整，艾夫多奇莫夫率领一纵队的坦克准时出发。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札弗洛特尼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说道：「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札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播放着古典音乐。由多年以来的经验可知，国家确实已发生重大事件。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一位播报员，宣读了一篇〈告苏联人民书〉。这篇文告是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委员会」的高层官员所发出的。文告开头如此写道：「同志们，各位苏联国民，我们伟大的母国此刻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该委员会保证会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他们颁布的「一号决议案」禁止各种罢工及示威活动，同时接管大众媒体，并且暂停一切对「正常化」有碍的政党及组织活动。
苏联国内各地的人们都自睡梦中被吵醒，分别从电话、惶恐不安的邻居、收音机，或电视上得知这项消息。不过，却没有人大感意外。过去几个月来就一直谣传有强硬派的共党份子预备发动政变，以逆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经改革。现在看来这个恶梦已然成真。苏联人民在过去五年里获得的自由空间，显然将在枪杆子的威胁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袖才开始发布命令，人民也随即群起反抗。第一位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因为拒绝宣布紧急状态而被软禁在夏宫里。由选举产生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制服。叶利钦躲过前去逮捕他的国安会（KGB）探员之后，便赶往他的政府总部「白宫」（译注：俄罗斯联邦国会大厦）。中午时分，他爬上外头的一辆坦克，发表了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声明。他宣称紧急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人民发起全面罢工。接着，他在电台上对全国军人发表谈话：「在这个艰难的抉择时刻，请谨记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不能够向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叶利钦以实际行动及言词敦促人民违抗政变。午后不多时，莫斯科民众便已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外发起小型的抗议活动，并在地铁站张贴叶利钦的声明影本。不久之后，许多民众纷纷聚集在「白宫」外,以建材、电话亭，以及手边所有的各种东西筑成屏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车辆以强化这道防御墙。
一列坦克车沿着加里宁大街轰隆隆地驶向「白宫」之际，群众聚集在道路上形成一条人炼。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一名老人喊道-[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纳税养这支军队，结果你们现在却以我为敌，居然把枪口对着我！」这句话触动了人心；战车队的指挥官将引擎熄火,其它坦克也跟着照做。群众于是纷纷爬上坦克车，拿糖果、面包，以及牛奶给车里的士兵。
艾夫多奇莫夫少校率领他的连队抵达紧邻「白宫」的加里宁斯基桥之后，从构筑路障的民众得知政变的消息。少数几个示威者对着他们辱骂，指斥他们是法西斯。其它人，包括一位艾夫多奇莫夫认识的人，则力劝他倒戈加入叶利钦的阵营。这位三十六岁的职业军官不知如何是好，抗命毕竟非同小可。不过，他在开往市区的路上就已决心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他声言道：「我奉命要留在这里。但我们绝不会开枪或镇压任何人。我以名誉担保。」
艾夫多奇莫夫和他的部下在原地滞留了几个小时。晚间约七点左右，一位俄罗斯国会的代表出现在该处，要求艾夫多奇莫夫随他去晋见副总统洛斯科伊（Aleksandr
Rutskoi）。洛斯科伊是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沙场老将，当时正在策画「白宫」的防御事宜。洛斯科伊告诉他戈尔巴乔夫被捕，以及叶利钦呼吁民众抗拒紧急委员会之统治的消息，然后请求他协助护卫「白宫」。艾夫多奇莫夫回答道：「给我命令吧，我们会帮忙的。」然后，艾夫多奇莫夫便回到战车队里。现在这些坦克车上的苏联国旗都已换成俄罗斯的三色旗。他于是带着连队穿过欢呼的民众驶往「白宫」。
许多记者也拒绝屈服。星期一晚，紧急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会。年轻记者玛基娜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便粉碎了军政团极力想要建立的合法性假象：「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的行动是场政变？」那天晚上，全国人民都从官方的新闻节目《时代》中一则五分钟长的报导，得知了莫斯科所筑起的路障，并听到了叶利钦在坦克车上所发表的呼吁。遭禁的报社把新闻传真给活动人士，然后由他们当街散发。
政变领导人认为，只要展现军力，即可吓阻反对声浪。的确，大多数人都持消极态度，就连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大部分居民也一样；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继续度假，对这些消息不理不睬。叶利钦全国大罢工的呼吁仅获得零星的响应。不过，来到「白宫」的人已经够多了，而其它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反抗据点，因此军政团无法得到所需的顺服。这些平凡的老百姓，藉由张贴传单、参加聚会、构筑路障，以及在坦克车上涂鸦等行为，展现了不惧不屈的意志。
星期二当天，约有十万人提起勇气参加位于「白宫」的一场聚会；当时已有更多的军队加入保卫「白宫」的行列。葛拉契夫及里贝德等高阶军事将领均公开支持叶利钦，就连国安会的高级官员也都明白表示不愿参与屠杀行为。到最后，紧急委员会根本没机会下令发起原本准备于星期二发动的攻击行动。到了星期三早晨，政变行动即告瓦解。
这些在一九九一年八月走上街头的男女，为俄国长久以来要求政府反映人民意志的努力写下了新页。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不过他们在莫斯科市中心构筑路障以抵制专擅政权的行为并非第一次。八十年前，就在离「白宫」不过几个街口之远的地方，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俄国经过一整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数千名莫斯科居民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与武装士兵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过，就在人民挥舞着枪枝的时候，军队开火射杀了许多民众——因而扼止了俄国首次的民主革命。在惨剧发生的那一刻之前，俄国原是本世纪最早实行以非暴力行动争取基本人权的国家。不过，其开端正如同其结尾一样：均伴随一场暴力而来。
血腥星期天：神父与工人
一九○五年一月，一个凛冽晴朗的星期天早晨，在圣彼得堡工业区外围，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的面前。加彭神父诵念祷辞，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身上带着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欣然道：「很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即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诵圣歌。走在队伍前排的民众手持十字架、肖像、国家统治者的画像，以及一面写有「士兵们！切勿对人民开枪！」的布条。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室家族的冬宫，并将在那里与来自城里其它地区的游行队伍会合，总人数共计超过十万人。会合之后，他们将在宫外广阔方正且位于俄罗斯帝国首都中心的广场上，向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
他们所携带的请愿书，标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内容由加彭起草。开头文句如下：「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与居民......向吾皇请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深受压迫、负担过重......陛下切勿对子民撒手不顾......请允准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使他们免于官僚的极度压迫。请铲平将陛下与人民隔开的那道墙，而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
加彭的跟随者晋见国家统治者的目的不在反叛，而在请求照顾。他们的请愿书里列有十数件请求事项，例如最低工资以及每日工时八小时等要求。然其所关切的层面不仅是工人的苦痛，也倡议了全国人民皆心有同感的政治主张。请愿书中鼓吹言论、新闻、宗教、结社等自由，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请愿书中要求设立国民议会，依照普通及平等原则选举议员。请愿书中指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请求，其它一切均奠基其上。」
也就是说，游行群众其实是要求沙皇终结俄国历史上的一整个时代。在一九○五年依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第一条，即做了如下简明扼要的定义：「全俄罗斯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咨询臣民意见，并心怀其利益，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任由自己受到无法约束的公民自由限制。沙皇的子民在国家各个角落皆可感受到国家的操控之手。。审查员决定报刊杂志里的刊登内容，地方官可不经审判程序即下令拘捕人民，而即使是最单纯的组织或社团也可能遭到禁止。简而言之，独裁政治表示人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此制度的喜好不只是由于个人的权力欲望，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所具有的神授君权反映在此一神圣的传统中。俄国有工厂工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现代政治思想家，以及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却一味采用旧时代的各种文物制度。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拼音，并举办化妆舞会，要求参加者仿照两百年前的古装穿著。他宁可待在充满传统木造建筑与蜿蜓小径的莫斯科，也不愿居住在新兴欧化的圣彼得堡中宏伟的石造皇宫里。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他对他的臣民犹如父亲对子女一般，受到神所赋予的亲情与责任紧紧绑缚在一起。
不过，有些俄国人想要扫除那种幻想，而且知识分子渴望政治改革也早已有大半个世纪。自从一八二五年的一场军官叛变事件以来，各种小团体就不时策谋要将国家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人民意志」在一八八一年造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亲眼目睹祖父身亡），而社会革命党中一个名为「战斗组织」的新恐怖团体也在二十世纪初转趋活跃。
其它的激进份子则扬弃恐怖主义，试图藉由组织农人或工人发起群众暴动。马克思主义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而社会主义份子也早自一八九○年代就已开始煽动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它地区的工人。其它人士则致力于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造。二十世纪初，在许多地主、专业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一项自由运动。他们以合法及非法的集会与刊物倡议制宪及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
因此，加彭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制度─都是在改革及自由派团体中早就出现过的主张。加彭的请愿行动之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要求终结独裁统治的呼声，首次来自于初具雏型的群众运动而非知识界。不过，讽刺的是，国家本身的政策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莫斯科政治警察首长左巴托夫是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他曾与激进份子来往，之后又担任警察的耳目，所以忧心国家与改革阵营互争工人支持的努力会失败。当时，许多高层官员都天真地以为，俄国的工人既然大多来自于农业家庭，自然也会保有盛行于乡下地区的保守观念。左巴托夫则对此种看法加以抨击。发生在圣彼得堡的罢工事件，以及马克思主义活动人士在其中参与组织动员的行为，便打破了这种迷思，也促使左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画。他对上级指出劳工的确有其不满，但只要让他们相信国家不是他们的敌人，其忠心便不会改变——他于是获得内政部批准在数个城市里成立由国家补助、警察代表监督的互助社团，以彰显带领工人迈向光明未来的是国家而非改革团体。
左巴托夫的策略果然具有爆炸性。他的组织旋即卷入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纷争以及在不少地区出现的实际罢工行动。愤怒的雇主向内政部长普烈夫大肆抱怨，普烈夫于是在一九0二年底将左巴托夫调往圣彼得堡。但左巴托夫并不因此而灰心，他在首都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为「圣彼得堡机械工业工人互助社团」。
受到这个社团吸引而加入的青年成员中，有一位名叫法纳雪夫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工厂工作，而那工厂所在的城市更在近十年间涌入了千百名弃农从工的乡下移入人口。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也仍保有乡土性格，而且住在狭小拥挤的房间及简陋的宿舍里，但却没有工会为他们争取权益，而罢工行为也由于非法而过于冒险。虽然如此，有些人依然渴望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
法纳雪夫在操作车床时，经常任由思绪飘荡，并常自问道：「你要是丢了这个工作，而且无法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会有什么下场？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年老力衰了，又会有什么下场？」法纳雪夫不像其它工人得过且过，而会深入思考自己的状况,他热爱阅读,并认为自己适合都市,甚至是国际大都会的生活。他是位技术精良的钢铁工人,并领有城里数一数二的高薪。他也在城里较为高尚的住宅区附近找了房间，甚至还把一部分所得用于购买一种称为脚踏车的新潮玩意儿。
一九0二年秋季里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脚踏车）骑车去拜访住在涅瓦河对岸，与他是朋友也是同僚的斯特帕诺夫。法纳雪夫在路上摔倒了几次，擦伤了手和膝盖，又不小心撞到一位苹果贩之后，终于抵达了朋友的住处．他在斯特帕诺夫家结识了克拉朵菲可夫，因而得知工人间酝酿仿照莫斯科的工人成立互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个星期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从这么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踏上了抗争之路，而与其它成千上万名圣彼得堡工人一同向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展开公然对立。
左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所找来的领导人物当中，其中一位就是加彭。加彭在几年前丧妻后便来到首都。他生于农家，对城市里的穷人特别关注，因此在就读于神学院之时，也曾至孤儿院工作。由于他的声望在城里的弱势族群间与日增长，终于引起了左巴托夫的注意。
加彭的个性迷人而又复杂。他所认识的人，不论是沙皇的官员或其最强烈的反对者，几乎都因为他的魅力而对他深为信任。他不但讲道足以令人感动落泪，眼里并且[燃有某种内在的光芒]。他不像许多改革知识分子惺惺作态，而以落落大方的态度对待左巴托夫社团里的工人。不过，他的热情并没有严谨的目标方向。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以致经常背叛别人对他的信任。
加彭固定出席左巴托夫的社团聚会，不但细心聆听，也鼓励参与的工人说出心声，有时并且会提出自己的评论意见。到了一九○三年春天，他已与包括法纳雪夫在内的几位关键成员成了好友，而这些人也敦促他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但加彭却予以婉拒。此外，圣彼得堡也有许多工人因对政府当局心怀疑惧，而不敢加入这种受警察监督的组织。到了一九○三年底，整个组织已经濒临瓦解。不过，加彭与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另一个新组织，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会」。
工人协会与左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受到当局的核准，因为政府官员认为这个组织也许能够转移工人的注意力，以避免劳资冲突以及改革份子的煽动。不过，工人协会与左巴托夫的社团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加彭说服官员相信警察代表在场会让工人不敢加入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于是同意下令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活动，而由加彭全权监督协会事务，并担保将工人的精力导向有益的方向。
加彭原本也许没有政治上的意图。他曾在圣彼得堡的码头上与码头工人相处过一段时问，而在后来表示：「他们逐渐对我产生信任，有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了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改变。」他在交给警方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道：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爱国主义。他指出：「基本构想就是在工厂与磨坊工人之间筑起一个巢。如此一来，健康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幼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与国家，并且帮助自己的同僚。」
工人协会的领导群被称为「负责圈」，成员多为工作经验丰富、已婚、且较为富裕的钢铁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里设立一间聚会所，协会成员捐助家具及书籍，也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并在墙上挂上沙皇画像。每逢夜晚，聚会所内即举行聚会、课程、音乐会、或舞会，有时则纯粹让会员在里头看书、下棋。工人协会一样也成立了一个互助基金，并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出面交涉。不过，工人协会与左巴托夫的社团不同，他们与罢工活动彻底划清界线。表面上看来，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因此加彭的判断力及可信度也总算没让相关官员失望。
不过，这些官员若是知道这种自助活动表象底下的真实情形，必然会惊骇不已。虽然加彭早期的思想原就摆荡在效忠沙皇与反对专制之间，促使工人协会投入政治的却是另有其人：卡烈林。他是位自学而成的印刷师，先前为「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社民党）党员，一九七○年代一度被捕放逐。卡烈林及其同伙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再存有幻想。因此，透过工人协会与工人接触，不但有合法保护伞，又可免于警察的骚扰，对他们自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他们把多年的组织运动经验，以及法纳雪夫所谓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入了圣彼得堡的工人之间，但当时加彭仍未感受到其带来的好处。
经过刚开始一段时间的猜疑之后，加彭终于赢得了卡烈林等激进份子的信任，正如他获得政府官员的信赖一样。在「负责圈」的会议于晚上十点左右结束之后，加彭总会邀请包含卡烈林等人在内的少数几位工人前往他的住处抽烟、喝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加彭逐渐受到这些在协会里担任关键职务的新会员影响，逐渐向他们的颠覆性政治思想靠拢。
一九○四年三月，加彭邀请卡烈林、法纳雪夫，以及另外两位协会的核心人士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严守秘密之后，便拿出一张纸来。纸上以红墨水写着一项促成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计画。其中的政治主张包括有公民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立即释放所有因坚持信念而遭受磨难的人士」。社会主张则有工会合法化、一天工时八小时、最低工资、开放工人参与草拟社会保险法，以及农地重分配。这正是卡烈林等人不断敦促加彭采行的计画，自此于是成为工人协会的「秘密计画」。
「痴人说梦」
「秘密计画」为劳工与圣彼得堡较广泛的反对势力搭起了沟通的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与知识份子一直不断对政府提出委婉的批评，并于期刊及其它严肃的论坛上鼓吹改革。不过，自由运动在一九○四年即已开始向外扩展至政府的其它反对者。这点在教育工作者与医师分别召开的两次代表会上即可清楚看见。
由于这两个会议均对学生及工人敞开大门，因而迅速成为政治论坛。发言者尽皆呼吁落实公民自由以及结社权。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会议，逮捕主办人员，而医师会议的与会人士则因被迫提早散会而怒不可遏，纷纷向试图以乐声压制他们抗议声的军乐队丢掷椅子，以致会议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许多代表正陆续抵达首都，准备参加「自由工会」─富裕的贵族与激进的知识份子出人意表地结合─的首次代表会。多年来，贵族一直试图要把地方自治会转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于他们的各种请求，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结果终于导致手段的改变，而不少放弃了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的前革命份子，也已准备好要参与这个新运动。自由工会日志里的目标宣言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凝聚。」
一九○四年发生的两起事件激起了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人民心中求变的渴望。一月底，由于日军攻击俄国驻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得两国几年来在远东地区的竞争达于高峰。这场战争开始不久，俄国即打了一连串扫尽颜面的败仗，因而暴露出军队装备的落伍以及军官的无能。原本就因政府的冥顽不灵及高压统治而深感挫折的大众，现在更是紧咬着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这逐渐升高的不满气氛中，恐怖份子于七月刺杀了不得民心的内政部长普烈夫。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有感于政府与国家菁英份子之间敌意深重，因而强烈地认为政府必须与温和派「谈和」。有关梅斯基抱持和解态度的传言鼓舞了人民对改革的期望，而他对公共活动放松控制也给了自由派宣扬理念及招兵买马的新机会。在这个经过扩展之后的政治剧场上，解放人士跃居了主角地位。
反对阵营以成立合宪之代议政府的单纯要求而成功扩展势力之后，就邀集地方自治会的杰出议长协力推动此项诉求。十一月初于莫斯科举办的第一届地方自治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设立拥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统治的本质是完全相悖的。
为了使这项运动更为多样化，兼可掩饰他们散播异议主张的行为，解放人士自十一月下旬开始在俄国各城市举办一系列的餐宴，纪念法制改革四十周年。名作家高尔基写信向妻子描述其中一场晚宴时指出：「参加人数超过六百人！作家、律师、『地方自治会成员』，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激进的演说，与会者并同声念诵：『打倒独裁』、『全民议会万岁]以及『给我们宪法』......会场气氛热烈，充满了民主气息。」各地的宴会都提高了人民对改革的热情，也让许多人首度有机会毫无顾忌地大呜大放。
解放人士汇集了原本的都市专业人士成员及右派的温和自由派之面，进而将触角伸向社会主义份子。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自由工会于是致力追求完全民主，而非单纯的宪政改革计画。到了年底，解放份子已可名正言顺地自称为俄国社会各阶层--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社会人士--的代言人了。
尼古拉二世对于逐渐升高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镇日埋首于宫廷仪节以及行政上的琐事，而由于他指派官员均视其个人礼节及与皇室关系的亲疏为考量，因此政府政策也就随着官员的得宠与失宠而不断更迭。不过，他的内政部长却对人民不满的原因深为了解，并拟有对策。梅斯基向沙皇表示：「就我看来，大多数存心良善的人民所热切盼望的......。是要建立俄国的法制。对宗教的包容,以及对立法工作的参与，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的改革措施,建议扩大举办地方选举，取消出版品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并不至于动摇沙皇的统治基础,却足以消解反对势力,并平抚政治改革的呼声。
不过尼古拉二世终于在十二月十二日发布的谕令,却与梅斯基的建言落差甚大,不但未誓言推动改革,对设置议会也只字未提,仅模糊地承诺愿考虑若干变革。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成立代议形式的政府」第二天所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提出警告：若再有群众骚乱以及反政府示威行动,政府将予以镇压。梅斯基于是递出辞呈，并向沙皇表示：「治国而无社会力量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
十二月的谕令,不但将温和派拒于门外，并且打破其逐步迈向改革的期望，也暴露出解放份子所采行策略的局限。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社会名士的想法置之不理,并且坚决反对削弱独裁统治的权力，则抗议声浪再大、再怎么据理力争，都不可能造成实质的改革。反对势力光是反对独裁统治并不够，必须要直接推动政府进行改革。在那年当中，沙皇及其官员以及自由派的反对者都未能察觉到，有一股新势力正在他们脚底下迅速成形。这股力量犹如冬天出人意料的融冰，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掉他们脚底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都听见
加彭神父与同伙筹设工人协会的行动，在律师、教授、地主，以及知识分子采取大动作抗议的对比之下，简直毫不引人注意。不过，在种种事件的喧闹表面之下，工人协会却以飞快的速度大幅成长。到了秋天,该协会已有七千名会员以及多达十一所的地方分部，同时又都维持着不涉政治的表象--但实际上，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弥漫于协会当中。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自由工会、地方自治大会、晚宴活动等运动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均成了协会各分部完全合法且丰富的煽动及宣传素材。」解放人士纷纷来到工人协会授课，有几位并且与加彭私下会面。卡烈林集团与自由派份子有一项共同主张——工人必须参与反抗独裁的运动。
十一月二十八日，军方对一群示威学生施以血腥攻击之后，约有三十五人-包括协会地方分部首长-于当天晚间挤进了加彭狭小阴暗的寓所。加彭向他们透露了「秘密计画」，而后要求不赞同此一计画的人退出讨论并保守秘密。留下的人员当中有许多皆企盼立即采取激烈行动，而不愿仅仅提出声明或是派遣代表团向政府陈情。「不过，所有人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要让工人发声，就不该只让政府听见，而要让全俄都听见。」于是，他们决定由加彭草拟请愿书内容，并策画公开呈递的方式。
加彭寓所内的这场会议所导致的争辩远多于实际行动。然而，不久之后却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提早摊牌。十二月初，任职于俄国第一大工厂普堤洛夫金属工厂的四名工人，分别遭到革职处分或是革职的威胁。加彭视之为－项挑战：他若无法协助这几位工人复职，则将损及工人协会的权威性，而致其遭受其它专横行为的侵害。协会的领导人物于十二月底陆续拜访圣彼得堡的工厂稽查长、普堤洛夫工厂厂长，以及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其余两人皆以粗鲁无礼的态度对待他们，而且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至此于是仅剩最后一步可走：罢工。
一月二日星期日，六千名普堤洛夫工厂工人聚集于工人协会的纳尔伐分部，投票决定于次日对革职事件发起抗议行动。到了星期二，他们已迫使工厂关闭，一万两千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为：重新雇用遭革职的工人、成立工人代表会监督工资率、每日工时八小时、停止加班，以及免费医疗照顾。罢工工人接着开始走访其它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已有超过四百家工厂的十一万余名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工人协会的领导人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用以巩固协会地位，并可主动释出他们政治上的新主张。当时的时机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又一次军事挫败的消息--旅顺港的海军碉堡遭到攻陷-刚好传到首都，政府威望跌至新低。一月六日星期四，加彭宣布了他的计画：他将率领罢工工人组成一支平和但人数众多的游行队伍，前往冬宫外位于市中心的大广场，当面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这场游行将于当周周日，也就是一月九日举行·
加彭的请愿书内容全盘纳入了「秘密计画」中的改革要求，包括公民自由、结社权，以及每日工时八小时。加彭并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其中含有－项更进－步的基本要求-透过普通而平等的选举组成议会。这项主张不但反映了加彭过去一年来的思想变化─受到卡烈林集团、自由派活动人士，以及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所影响─并且与解放人士追求的民主政治目标极为相近。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各办公室已成为罢工运动的控制中心。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部，一群又一群的罢工工人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协会成员则帮助他们拟具要交给老板的请求书。星期四，各分部负责人开始散布游行的消息，并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连同请愿书一并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协会成员与街头上的工人混杂在一起，鼓吹他们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与更为广泛的政治权利争取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协会领导人物自前一年春季开始在会员之间逐步展开的政治游说，终于有了成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圣彼得堡各地参与室内会议的罢工工人与协会领导人，都感染了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一位社民党党员对其中一场会议描述道：「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股宗教般的神秘狂热气氛。好几千人挤在狭小闷热的会场里连续站上好几个小时，争相聆听演说者毫不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又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部里，一位演说者向群众问道：「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纳我们，也不愿阅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怎么反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游行的消息于星期四传到政府内，而加彭也预先将请愿书送到了若干官员手中。沙皇手下官员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收受请愿书；事实上，他也已离开首都而前往邻近的沙皇村的皇宫。官员们一致决定不宣布戒严，原因是财政部长正为了一笔迫切需要的借款而与法德两国的银行家洽商中，因此不希望有任何足以吓跑金主的事情发生。结果政府决定以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信道，希望藉由展现强大的军力吓退示威群众。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群众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挡，就会自动撒退，因此政府不需要让步，也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政府于星期六发布警告，勒令「不容有街头集会或游行，否则......依法采取最严厉的制裁，以避免社会动乱。」
加彭与法纳雪夫等人于星期六夜间共同会商准备事宜。加彭担心革命份子会携带红旗参与游行而激起暴力。他们于是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政府借口攻击游行群众。加彭当晚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件，内容指出只要沙皇愿意亲自收受请愿书，他们即可保证他的安全。不过，他们仍然拟有因应暴力事件的应变计画，所以延请卡烈林的妻子将协会里的妇女成员组织起来，照顾伤患。商定之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拍摄合照。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会以殉难收场，因此纷纷写下给家人的诀别信，并且相互告知亲友姓名，以便不幸罹难时有人通知。「纽霞」协会主席瓦西列夫留给妻子的信里如此写道：「我若未能平安归来，我若遭到杀害，纽霞，请不要哭泣......。好好把瓦尼乌拉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与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同行伙伴的殉难做好了心理准备。法纳雪夫对于星期六晚间的聚会写道：「所有人皆坦承他们对可能造成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大家都确定政府当局一定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宁可以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取代百年的痛苦。」
[全民反抗运动的开端]
星期日早晨，法纳雪夫黎明即起，向家人道别，喝了一杯茶后，便在冷冽清新的空气中出发前往维堡分部。他抵达之时，只见早有一群人在分部办公室等候了。他吩咐十一点以前到达的人自行前往冬宫广场，以赶在军队封锁涅瓦河上的桥梁之前先行抵达游行目的地。正午时分，他与数百名在十一点以后到达的工人开始沿着德佛兰斯凯亚大街朝冬宫行进。
他们走到街底便已看见有步兵与骑兵在等着他们。他们接近到五百步的距离时，随即有一声信号响起。骑兵手里握着闪闪发光的军刀齐冲向前，将游行队伍驱散到十字路口。群众纷纷逃向路边房屋的庭院里，或翻墙、或夺门而入。骑兵经过之后，法纳雪夫发现街上还有约二十个人勿勿爬向路边，帽子鞋子散落一地。不久之后，骑兵又掉头再次进攻，并以军刀刀背将街上的散落的群众敲倒在地。约十分钟后，群众发现军队显然已移往他处，才纷纷自庭院里走回街上。许多人转身回家，而汰纳雪夫则与其它人继续朝广场行进，其中有部分群众刻意走涅瓦河冰冻的水面过河，以免再度遭遇攻击。
与此同时，加彭正带领着人数最多的一支游行队伍自纳尔伐分部出发。在横跨塔拉卡诺夫卡河的桥上，他们遇上刚抵达城里、因听闻有革命行动而赶赴此地的伊尔库次克第九十三步兵团。在警察的劝导之下，游行队伍不但没有掉头离去，走在前端的民众并且相互勾紧手臂，向军队行进。士兵们原本就颇为紧张，见到这一幕更是手足无措。一位参与罢工的工人日后回忆道：「首先，群众向广场前进。接着，一看到士兵预备用枪，带队人员便开步跑向军队，群众也紧跟在后。号角声响了三次，士兵对空开了两枪，但群众的脚步却没有稍缓，眼见已达桥梁的入口处。就在此时，士兵第三次鸣枪，而在如此接近的距离里击倒了擎举旌旗的人员……遍地可闻哭喊、哀嚎，以及呻吟声……但或者是由于场面过于混乱，又或者是由于指挥官残酷不仁，以致两连队的士兵又继续交替向群众开了七次枪，直到弹匣内的子弹用尽为止。」群众四散逃往邻近的街道里寻求掩蔽，而留下数十位丧生或受伤的民众倒卧于血泊之中。加彭惊愕之余，喃喃自语地找了地方躲避。那天稍晚，他剃掉了自己的长发与胡子，辗转逃到了作家高尔基的家中。
圣彼得堡各地的游行队伍碰上军队之后，都上演了类似的情景。不过，仍有上千人在两点之前到达冬宫广场，站着等待沙皇出现。屠杀行为的消息传开之后，再加上加彭被杀的传言，群众期待的心情于是转为愤怒。到了两点钟，沙皇也没有出现。最后，军队终于开始驱散广场上的群众，或开枪射击，或拿鞭子抽打，或以刀背敲击。激烈冲突从白天延续到了夜晚，大多发生在冬宫附近以及河流对岸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
政府在血腥星期天的暴力行为，不但使沙皇爱护人民的说词成了空话，而且造成了革命煽动份子无法达成的效果。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原本还心怀希望，认为他们的统治者听到了他们要求正义的呼声，并且会为他们付诸行动；但现在这些希望已遭彻底粉碎。加彭神父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愤怒。
星期天晚上，高尔基带着剃掉胡子的加彭前往自由经济会参加一场聚会，众多知识分子群聚一堂讨论当天发生事件的重要性。高尔基站起身来发表一份加彭撰写的声明，指称沙皇与人民之间隔着他们同志的鲜血。接着，加彭自己大声喊道：「和平手段已经失败!......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其它手段！」他请求会众捐钱赞助工人的反抗行动，后来被人认出身分，会场于是陷入骚乱，而他则从后门逃走─之后流亡海外，从此不再参与他所出力促成的运动。
直到一月九日以前，反对沙皇的声音都还仅出现在怀有政治意图之人士的话语里。从那天之后，不论是政府或是反政府人士，都无法忽视一股崭新而难以预测的力量：活跃的全民反抗运动。冬宫游行事件改变了一切：大众对于独裁统治的顺从已然不再，因此俄国不久后就面临了国史上最严重的动乱。在游行发起人的眼中看来，那场游行是成功的：沙皇的荣耀与合法性，果如他们所料地「淹没在血泊中」。不过，当天参与游行的工人并未替自己的行为赋予任何深意，仅视之为一项要求正义的卑微请愿行动，而非刻意以性命相搏的冲突行为。他们许多人皆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一场革命运动。
加彭的工人协会还有另一项深远的影响，但在一月九日的枪响及骑兵冲刺声依然迥荡在人民的耳畔时，这项影响并不易为人所察觉。圣彼得堡内数以千计的工人获得了自主行动的经验，而这与过去接受独裁统治的生活方式是相悖的。在那一年里，首都以及其它各地的工人都开始以此为基础发展其它组织，并经常与教育水准较高的人士合作争取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工人协会也产生了几位胸怀壮志、口若悬河的人才，例如后来在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中扮演要角的卡烈林。后来工人协会虽仅存在于部分人士的记忆里，然其形塑而成的思考方式，及其产生的领导人物，却仍是新全民运动的中坚力量。
尼古拉二世并不懂得区别国家危机与他的个人生活，于是仅简单地将所有事件混杂记载于日记中：「令人悲痛的一天！圣彼得堡由于有工人企图前往冬宫，而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城里数个地区的军队被迫开枪，因而造成许多伤亡。天啊，多么令人哀痛心碎！妈妈从城里直接前往教堂。与所有人共进午餐。和米夏一同去散步。妈妈待了一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政治敏感度不足，因此并未发现人民对他的忠心不再。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被「一小群恶棍」带坏了，因此只要他的政府能够更为坚定，就根本也不会发生骚乱。于是，尼古拉二世任命以铁腕出名的军人崔波夫担任圣彼得堡的总司令官，并赋予他在戒严令之下所许可的权力。崔波夫于是着手逮捕罢工发起人及工人协会领导人、箝制媒体，并于罢工工厂驻军，以图恢复秩序。但这种种手段却更强化了血腥星期天所传达的印象：政府是阻碍人民发展的元凶。
不过，尼古拉二世手下至少还有几位部长知道他必须展现某种程度的善意，才能重建人民对于慈爱的「沙皇─父亲」的信赖。梅斯基与农业部长尔莫罗夫敦促沙皇宣达他对工人福利的关注。财政部长并指出，如果沙皇不理会工人的不满并且平抚首都的动乱，将有损于俄国对外贷款的信用。
尼古拉二世于是同意稍作姿态。他精心挑选了三十四位持保守观念的工人，邀请他们前往沙皇村！他们抵达之后·必须依序站好接受彻底的脱衣搜身，然后聆听沙皇的训勉，警告他们切勿再参与任何扰乱秩序的行动。沙皇特赐洪恩道：「我相信劳工阶级怀有崇高的情操，也相信他们对我的忠诚无可动摇，因此我赦免他们的罪行。」除了这项厚颜无耻的安排之外，俄国政府倒也的确成立了一个含有工人代表在内的委员会，调查首都的劳动条件-接着，二月十八日，尼古拉二世因饱受官员及家人的双重压力，因而不情不愿地开放个人及机构向内阁会议陈情，同时宣布一项语焉不详的计画，承诺设置由选举产生的议会。
尼古拉二世若能提早在十二月依照梅斯基的建言发布这些改革措施，也许还能稍微挽回菁英份子的忠心。然而，到了二月，即使是温和派份子也对这样的改变感到不满，而在政府认为劳工代表要求过分而取消委员会之后，更是将温和派份子给予的一切优势浪掷殆尽。由此可见，社会危机虽可迫使政府做出反应，却无法使其真正有所作为。
就在沙皇犹豫不决之际，俄国爆发了国史上最大的劳工反抗浪潮。在圣彼得堡及其它城市里，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要求调高薪资、缩减工作时数，并要求上司以礼相待。他们为了挑战雇主，不顾禁止罢工的法律，因此也同时冒犯了国家。工人群起反抗这个禁止他们形成组织并协力争取权益的政权，其规模之大与牵涉地区之广，均属前所未见。一月总计有超过四十万名工人参与罢工，二月更增至近三十万人。
对高压统治者的违抗行为在二十世纪里俯拾皆是，只要人民对于现状的不满遭到压抑，便会转化为助长政治野火窜烧的燃料。改变国家统治方式的运动可以是自发性的，也可以经过精心策画。不过，运动一旦展开，除非产生分裂、受到安抚，或是获致最终胜利，否则便难以平息。在一九○五年一月参与冬宫游行的俄国人民，以其大胆的目标及手无寸铁地直捣权力核心的行为，彻底改变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动权不再握于沙皇及其官员手里。自此而后，人民主导了改变的进程。
冲突纷起
在一九○五年的春夏两季里，俄国各地人民皆开始反抗操控其日常生活的权力结构。高层次的抗争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理想性呼声虽然未曾稍减，但所有激烈冲突针对的焦点，都是专制制度底层的公权力，而非高层的各部门。不论地主或雇主、地方官员或军官，都发现自己享有的特权及社会地位遭到下层人民的攻击。
在这段期间当中，政府当局多陷入空转状态。沙皇不愿释出重大改革，而军队与警察则无法压制人民。新近两次对日本的军事挫败─沈阳之役的陆战，以及对马海峡的海战─更是加深了政府的无力感。对马海峡一战尤其令俄人深以为耻：经过长达数月的运补之后，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竟在短短数小时内即遭歼灭，和谈随即在不久后展开。
在弥漫着失败的气氛里，士兵多无心执行勤务，对于在工厂区域内及农民暴动的庄园里恢复秩序的任务更是毫不起劲。部分单位里的士兵参与政治聚会并读过革命宣传文件之后，反抗思想也横溢军中：一支步兵团对政府当局逮补一位士兵的行动百般阻挠；另一支步枪连队则要求政府释放一位遭到监禁的连队成员，否则拒绝实施射击练习。
在军中、城市里、乡镇内、俄国核心地带，以及偏远地区等各处爆发的动乱，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不满。军人的薪饷过低，以致有许多军人必须出售其获得配给的面包以平衡收支。此外，放假的士兵不准搭乘火车的头等舱及二等舱，也不准上酒吧或餐厅，甚至不准进入部分街道及花园。农民对于所负担的税捐，以及自己与地方贵族之土地拥有量的巨大落差深感不满。至于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则对其语言文化所受到的贬抑极力反抗，并要求自治。
这些不满都存在已久，之所以会突然间爆发出来，是因为异议份子现在所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在圣彼得堡街头屠杀自己人民而尊严尽失的政府。沙皇不再获得人民的信任，他的将领也因败战而蒙羞。国家的老舵手现在面临的，是一片满布冲突的汪洋。
二月八日，位居俄国农业重地的库斯克省内的农民展开暴动。上百名农民在钟声及营火的指引下，成群结队地推着推车前往当地的庄园，闯入仓库，运走谷物，事后则依各家人口数予以平分。二月十八日，政府宣布乔治亚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一万名士兵进驻当地。住在偏远的古利亚地区的农民，早自一九○三年以来就不曾听从过任何政府官员的命令。他们拒绝缴纳税捐焚烧沙皇的画像；他们还杀害了几位官员（掘墓人并拒绝加以埋葬，是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古利亚地区的所有权力皆掌握在古利亚社会民主委员会的手里，委员会每周皆举办公众聚会,会中举行毫无限制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长期提倡对国家权力采取不合作运动的伟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写信给一位住在乔治亚的跟随者，信中指出古利亚人实行的，正是他二十几年来所写所想的方式。托尔斯泰指出，他们并不指望政府帮助，也未攻击政府当局，而是纯粹不受统治者的管辖。
在克尔逊省的塔拉席诺村里，农民共同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寄到圣彼得堡给政府。请愿书上写道：「陛下－我们的需求极为深重!几百年来，我们农民一再承担国家的各种苦难，以及国家犯错的种种后果；我们的祖先为了俄国的扩张而拋头颅、洒热血；我们两个半世纪以来劳苦工作，使特权阶级得以享有富裕的生活......几百年来，我们必须缴纳繁重的税捐。」请愿书中接着要求设置民主选举的议会、促进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地方政府，以及特赦政治犯。
在纺织重镇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三万多名工人于五月十二日发动罢工。每家工厂的工人均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代表罢工工人出面交涉。代表大会拟订一份要求事项，内容包括每日工时八小时、调高工资、产假，以及言论与结社权，大会并成立一支自卫队以避免暴力冲突。到了五月下旬，由于军队向工人展开攻击，造成多人受伤及数人丧生之后，罢工行动开始转趋激烈：工人连续八天暴动劫掠，并在街上与军警扭打混战。罢工一直延续到六月底，由于雇主在政府压力之下同意稍作退让，身心俱疲的罢工工人才返回工作岗位。
六月十四日，波坦金号战舰航行于黑海之际，舰上水手推派代表向军官抱怨他们伙食里的肉都长了虫。一位军官在愤怒之下开枪射杀水手的代言人。全体水手于是起而叛变，杀害了几位军官，并在船上竖起红旗。他们推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统帅舰上事务，然后于当晚驶入敖得萨港。这个重要港市当时正为狂暴的罢工浪潮所席卷，而波坦金号入港之后更引起一场示威行动，接着则转变为暴动、劫掠、纵火等暴行。官员宣布戒严，而波坦金号则离港出海，最后停泊于罗马尼亚，舰上水手即向当地政府投降。
俄国各地的下层社会民众不断对政府机构及财主发动攻击。这些行为多因受到国家暴力的刺激而起，但许多动乱事件又引起当局镇压。不过，古利亚共和国以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代表大会等组织的成立，却也对骚动不安的社会大众揭示了一个新面向：农民与工人除了向雇主、地主，以及地方官员采取直接反抗行为之外，也要求在社会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违法，却是争取那一席之地最常见的作法。工会通常形成于自发性的罢工活动里。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发起罢工以迫使雇主调高工资。不过，由于同一产业里的其它工人不愿附和，罢工行动终告失败。于是，罢工策画者决定将印刷业里的所有工人团结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共计有四十次工会组织行动，不过大多数都仅停留在少数活动人士的倡议阶段。
这股新兴的群众运动能量，也传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民中。一九○五年初的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接着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兽医，皆纷纷组织了全国工会，提出自由开放的政治主张。那年夏天,来自二十多个省份的农民代表齐集于莫斯科，使农民组织运动达到高峰。农民代表的秘密会议先是在一所医院内举行，接着又移师到一座谷仓里。会中决议推行禁止土地私有、没收教会与皇室所拥有的土地、成立国民议会。
这一切反对运动已超出国家所能压制的范围。沙皇的使者及地方长官虽然对逮捕罢工策画者及各种活动人士不遗余力，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能够监控国家各个角落。举例而言，俄国的警察与人口比例就远低于英国或法国：在乡下地区，一般警员的责任区域面积为两千平方英里人口约五万人。政府虽可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所不在。
沙皇的反对者除了发展组织及躲避警察之外，也在缺乏民众支持的地区大力宣传，而在富于民众支持之处则加以巩固。工人已俨然成为一股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势力，而社会主义份子与自由主义份子，则都看出了结合并利用这股活力的必要性。社民党人以其多年来的地下活动经验与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力，热烈地展开了拉拢工人力量的行动。他们在工厂内散发传单与报纸，并投入工会筹组工作。不过，虽然愈来愈多任务人对于社民党内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及其理念逐渐熟悉，两派却都未能吸引新成员加入，也完全未能参与劳工运动的筹画。
自由主义份子虽然自称与工人关系紧密，却没能发现自己的盲点；他们以为自己突出的社会地位就足以使自己成为社会领袖，工人自然会跟随他们的领导。结果犹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只是[─群没有部众的将领]。
不过，在俄国政府大肆展开镇压行动那年的春夏两季里，部众倒是一点也不少。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军人、学生、专业人士！皆涉入其中。报纸也对政府审查视若无睹，而如实报导抗议活动，并对政府加以谴责。各种未经核准的会议不断召开，而未经认可的团体也大量出现。面对这一切现象，政府连最基本的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以致犯罪率节节高升，流氓恶棍四处斗殴滋事，并且迫害犹太人。国家无疑正逐渐丧失其掌控能力；之所以还能够苟延残喘，纯粹是因为反对人士缺乏妥善的协调合作，而且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打破道德与阶级界线的全民组织。到了秋天，终于有人出面整合各个不同团体，并对独裁体制施以决定性的一击，而为反对阵营赢得了最大的胜利。
罢工争权力：[同志们，停止工作吧]
经过几个月来的迟疑不决，沙皇终于在八月六日核准设立咨询议会，或称「杜马」。杜马将在间接选举之后，于一九○六年一月开始运作。不过，投票资格限制极为严苛，以致在拥有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圣彼得堡当中，只有约七千人拥有投票权。工人显然将被完全排除在外。而且，杜马仅得对法案进行初步审查。沙皇的谕令中指出，新成立的议会将「完整保存有关专制政权本质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再一次证明了他并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如此一来，新一波的对峙必将立即出现。
如同一月所发生的情形，工人又再度站上第一线。九月十九日，莫斯科一座印刷厂的印刷工人集体出走，并提出一连串的要求。到了周末，罢工行动已使莫斯科的印刷业陷于瘫痪，工人推选代表组成名为「苏维埃」的委员会，以协调罢工事宜。不久之后，面包师傅、木匠，以及金属工人也都陆续出走。到了十月初，罢工风潮已吹到了圣彼得堡。
一开始，促使工人罢工的动机是钱，而非政治。他们要求雇主调高工资、缩减工作时数、平等对待男女劳工，并要求上司以礼相待。然而，实际的罢工行动却使工人必须与军队面对面。九月二十二日，砸破印刷厂窗户并且威胁未罢工人员的罢工工人在诗人普希金（SergeiPushkin）的纪念碑下遭到军警团团围绕。一位目击者记述道：「武装警察缩小包围圈。群众里突然间发出枪响，一位警察从马背上跌了下来。群众......转头就跑。骑着马的武装警察立刻展开追击。」金属工人及面包师傅也都身陷类似的冲突状况，而导致许多伤亡。
犹如血腥星期天那天的状况，政府的反应使得劳工冲突趋于政治化。印刷工会所发行的一份传单即指出：「我们平和的经济抗争已将我们带往部分人士亟欲避免的境地─将我们带往政治抗争，反抗独裁统治。」到了十月初，印刷工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唯有全体人民透过普通、平等、直接、不记名的选举方式选出代表治理国家，我们才能够在与雇主抗争之际免于警察恶势力的迫害。」
不过，这次和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工人并非孤军奋战。现在,他们的抗争行动已成为对抗独裁统治的广大反抗运动当中的一部分。政府知道其危险性，却不知道该如何因应。八月下旬，崔波夫敦促沙皇恢复已经中止二十年的大学自主权。如此一来，大学教师即可准许学生举行聚会。曾被一名同事描述为「大概从没读完过一本正经书」的崔波夫，认为如此将可吸引学生回到校园里，远离街头及政治活动，而得以削弱反对势力。
结果，学生却令这位总司令官对自己的决定后侮莫及。九月初，他们纷纷回到学校，而白天的上课教室，到了晚上则成为政党活动人士召开政治会议的场所。工人也涌入大学校园举办规模庞大的聚会，而且会中经常有革命政党人士发表演说。这类聚会若出现在工厂内，官员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派兵令其解散，但他们现在却必须容忍其在校园里举行，而只能期盼兴奋情绪会逐渐消退。
在街头上，工人与受过教育的人士也开始相互合作。十月二日，学生、专业人士，以及工人联手将一群大学校长的送葬群众转变为政治游行队伍。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向市中心行进，路上与军队发生零星打斗，许多人均手持红旗并高唱革命歌曲。到达紧邻冬宫的海事广场之后，群众纷纷跪下，脱帽合唱圣歌，以纪念血腥星期天的殉难者。
不同社会阶级以及政治动机的互相混杂强化了反对阵营的力量，「全俄铁路职员与工人工会」即是具体而微的表现。这个成立于一九○五年四月的工会并未着眼于经济议题，而专注于整体七十多万名铁路员工，不分白领蓝领皆心向往的政治目标。同年七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虽没有完成多少准备工作，但到了十月初，就在开始于九月的罢工浪潮逐渐消退之际，莫斯科的工会领导人终于要求所有路线的铁路员工于十月四日展开罢工行动。
广大的基层员工反应颇为迟缓，但莫斯科─喀山线的火车司机却于十月六日自行采取了行动。那天晚上，一群司机拒绝行驶货运班次之后，随即劫走一辆火车头，驶至佩洛佛车站，并自该处拍发电报宣告发起全国铁路罢工行动。接下来的两天内，火车司机、行政职员，以及该条铁路线的车间员工走访各个车站，号召交集于莫斯科的其它铁路线的员工加入罢工。驻守车站的士兵并未多加阻挠。工会向工人提醒道，若未能赢得「政治自由」，则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经济利益也终将落空！于是，工会于十月九日提出一份要求事项，其中包括言论与集会自由、组织工会权、设置透过普通选举组成的国民议会，以及释放宗教犯与政治犯。
罢工的消息经由电报传开之后，各个城市里的铁路工人便纷纷关闭车站、停止火车行驶。位于莫斯科南方的卡路加，从莫斯科驶往基辅的班车未如时进站那一刻起，罢工行动即告开始。那天晚上，在另一条通过卡路加的铁路线上，电报报务员发出罢工讯息后即撒离工作岗位，而将罢工浪潮持续推往其它城镇。此举使得萨马拉的邮件服务为之中断，于是罢工行动又扩展至另一条路线。在南部工业中心叶卡特里诺，铁路车间的职员与技工于十月十日出走，并聚集于总站。待军队抵达，工人即四散离开。部分人员登上一列火车并驶往尼兹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而将罢工风潮带至该处的车间。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连锁反应已经瘫痪了俄国境内几近所有的铁路路段。
铁路罢工风潮蔓延至各个城市之际，也同时触发了一场全面性的罢工，导致俄国境内大多数都市的生活机能停摆。在莫斯科，一群群的铁路员工纷纷走入各个工业区，说服其中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与此同时，市中心的白领阶级也由市府员工带头走出办公室。煤气厂、自来水厂、电力供应站，以及屠宰场的服务都告中断，因此市政也为之瘫痪。药房职员以及电话接线生也都相继出走。
这不是一场仅限于市郊工业区的普通罢工事件，也不容住在高级社区内的上流人士等闲视之。这场罢工使得所有人─包括没有加入罢工的人士！都无法正常生活。肉价飞涨、谷物短缺、牛奶更是完全缺货。十月十六日的一份报纸写道：「煤气灯与电灯都无法点亮。不论马拉或是电动的街车，都仍未恢复服务。电报系统、电话，以及邮局也都停止运作。大多数的商店皆暂停营业，大门与橱窗均以木板封住。」
各行各业的莫斯科市民不再过着一如往常的生活，而是群集于大学校园以及技术学院里。在这些场所里，工人、社会主义煽动者、学生，以及专业人士，与商人、警察耳目，以及摊贩皆融洽相处。一位观察家记述道：「来自冉莫斯克佛列雪的商人向工人示好，而工人也亲切响应；至于热血沸腾的学生，则对任何喊出『打倒独裁!』的人都不吝加以拥抱。」
俄国各地发生罢工及动乱的消息不断传入首都。在卡尔可夫，街头上的群众要求关闭磨坊与工厂。在巴统及高加索，所有商店皆暂停营业，电力也完全中断。十月份总计有一百多万名工厂工人罢工，另外还有数十万名铁路员工、政府职员、办事员，以及学生响应。
十月十一日，圣彼得堡的铁路工人终于投票决定加入罢工行列。第二天，他们便中止了全部四条通往首都的铁路交通。又过了一天，大型金属工厂的工人也集体出走，并开始走访邻近的小工厂号召支持。欧布科夫钢铁厂的罢工工人出现在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大门前，要求该厂的工人加入罢工。工厂内的工人于是放下工具而在工厂里外大喊道：「同志们，停止工作吧！」过没几分钟，马达与机器便全部停止运转，所有人也都脱下工作服，集体向上司提出政治要求。
正当工厂区域里的工人不断将罢工行动推广至其它公司之际，另外也有一群工人将罢工浪潮推向市中心。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印刷工、钟表匠、办事员、电话接线生，甚至演员与小学生都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大学校园则是这一切活动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士在此聚集，互相辩论自己的选择与需求，而后决定是否加入罢工行动。
十月十二日夜间，办事员工会领袖斯维区科夫前往大学，发现学生会堂的大厅、观众席，以及所有的阶梯走道上都挤满了人。他穿越人群进入大厅之后，正在敦促数千人加入罢工行列之际，突然有人交给他一张纸条，上头写说市内的电力供应站即将关闭，而会堂内也将没有灯光。斯维区科夫要求学生把蜡烛折成两段后发散给群众。他事后写道：「有人点了一根蜡烛，接着又一根，又一根。几千枚微小的火焰在大厅里燃起。我从讲台上环顾这幅景象，胸中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们似乎在……为死亡的独裁政体举行追思弥撒。」等到聚会结束，大厅也清理完毕以供其它团体使用之后，斯维区科夫便离开学校，越过涅瓦河朝家里走去。平常总是热闹缤纷的涅瓦大街，此时却空无一人。所有灯光都已熄灭，商店的橱窗全以木板封住。只有巡逻警员的马蹄声短暂划破了这片寂静。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手持刀剑」
圣彼得堡的工人虽然与其它市民共同参与全面性罢工，却也逐渐展现出其独树一格之处，而成为反抗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社会民主党当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天以来就一直催促工人成立草根性组织。孟派成员无意等待国家实行改革，而冀求工人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二十世纪里非暴力冲突中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模式。十月十日，他们号召首都里的工人选举代表组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三天后，四十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到了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代表人数已激增为两百六十六人，其代表的对象有约一百家工厂以及几个工会。十月十七日，委员会投票通过改名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
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代表在内的革命团体代表因争取主席职位而失和，因此苏维埃选出了不属任何派系的年轻律师诺沙为主席。曾经两度遭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诺沙财力雄厚，却对贫苦人家极富同情心；他不但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也帮助他们起草请愿书。苏维埃另外也决定让主要革命团体的代表入主执行委员会。这些活跃份子多年来隐身地下，印刷非法传单，为少数「明晰事理」的工人组织小团体，同时又必须冒着被捕下狱以及流放边疆的危险。不过，他们的努力看来总算是有了成果。社会主义份子终于站上了人民运动的前线。
他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属孟什维克派的托洛斯基。他原名布朗胥坦，生于俄国南方大草原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原本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他不但未遂其愿，还一头钻进了激进的地下运动，结果在二十岁那年被捕入狱。托洛斯基遭放逐至西伯利亚之后，即逃往西欧，而在伦敦与日内瓦加入了流亡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份子所组成的小团礼。他听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后，即持伪护照回国；之后，他先躲在芬兰，而于十月罢工潮达到高峰之际抵达圣彼得堡。由于他才华出众又富有魅力，所以迅速窜升为圣彼得堡革命份子中的领袖人物，也是苏维埃里主要的策略规画者。
自认为反对先驱的苏维埃，第一次觉得自己拥有如此庞大的势力，因而开始向政府以及社会上所有对他们造成阻碍的人士发出威胁。这些代表要求城里的工厂及商店老板暂停营业，加入全面罢工行动。不过，呼吁中又加了一则警告：「若不遵从这项要求，你的商店将遭到砸毁、机器将遭破坏......工厂、磨坊、商店，都关起来吧……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关门吧，以免成为人民怒火的受害者。」这些代表并未了解到，罢工风潮因为是非暴力的，所以才能够扩散得如此之快。但他们很快就获得了提醒，因为政府马上就挟着优越的经验与资源加入这场暴力游戏。
在其它方面，苏维埃则较能有效地掌控事件发展。每天晚上都有代表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前往不同的印刷厂，占据厂房之后，再由同情反对运动的印刷工帮忙印制当天的《消息报》。十月十九日，就在罢工风潮逐渐平息之际，苏维埃采取了行动以终结圣彼得堡的审查制度。代表向出版业界提出警告，所有遵守严苛的出版法而于出版前先将内容送交审查机构的报纸，将遭到排字工人及其它员工的抵制。不配合这项要求的印刷工也将遭到其它工人的排挤。因此，苏维埃等于是为圣彼得堡颁布了新的出版法，而且几乎所有报纸也都遵行不误。
之前，工人协会是由加彭神父及其身边亲信由上而下的领导；现在，苏维埃的成员则偏好民主方式。在科技学院举行首次聚会之后，他们便将阵地迁至邻近的自由经济会-知识分子的高级俱乐部；所在地。每天晚上，代表们穿著工作服齐集于这幢宏伟但破旧、装饰有镀金壁柱以及寓言性图画的建筑里。他们把脱下的橡胶套鞋摆放在入口处之后，便进入挂有文武重臣、显贵人士以及沙皇画像的主会议厅里。执行委员会坐在绿色的长桌前听取报告，然后退席到楼上的一间房间里敲定决议事项，最后回到大厅里，提出结果以供讨论并征求同意。
在工会、专业团体，以及成千上万一般百姓的莽撞行动之下，苏维埃也共同促使十月的全面罢工成为一场充满活力的非暴力运动，同时也是二十世纪的首例。他们并未向政府发动正面冲突，也没有如加彭领导下的工人在一月间所采取的作法─向沙皇请求落实他们的要求，并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再恢复工作。国家能够镇压一不威活动，而只是纯粹停止工作,并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在恢复工作,国家能够镇压示威活动,也能够逮捕反对运动的领袖─事实上，国家也常这么做─但是，国家却无法强迫人民上班工作；而在铁路、电报、银行、电厂等机构尽皆关闭的情形之下，国家也难以维持运作。
全面罢工藉由瘫痪首都与全国其它各地联络所需的交通及通讯网络，而使国家陷入混乱。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无法决定如何采取因应措施；高层官员也无法获知地方的状况，而只能依据传言决定行动方针。即便是当时待在彼得霍夫海边行宫的沙皇，其日常生活也不免受到罢工的影响。铁路交通中断使得前来晋见他的官员必须从首都搭船。这种情形至少一次[见于他日记里十月十二日的记载─延迟了他的午餐时间]。
尼古拉二世对于人民与政府之问不断升高的冲突状况丝毫不以为意。根据他身边的一名亲信透露，他活在「完全虚幻的幸福当中，自以为依然大权在握」！等到尼古拉二世终于有所警觉之时，直觉反应便是采取武力，但他手下的官员已了解到这么做并无助于恢复铁路运作：罢工规模之庞大早已远超出军队所能掌控的范围。于是，尼古拉二世要求崔波夫镇压各城市里的动乱。十月十二日，崔波夫指示警察首长遏止一切骚乱，两天后并于街上张贴布告：「我以下令军警单位对所有企图(制造动乱)的行为采取立即而强硬的镇压手段，〔并〕于遭遇群众反抗时——不必发射空包弹，且毋须吝于开枪还击。」
人民却没有因此而退却。崔波夫发布警告的同一天，圣彼得堡就有四万人走上街头示威，而在大学礼堂内举行的政治聚会，参加人士也依然踊跃。军警单位并未出面执行崔波夫的警告。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城市里，虽有暴力事件发生，但并非都是肇因于当局的挑衅。镇压手段无法遏止抗议浪潮。如同血腥星期天的情形所示，政府的暴力行动只会更加刺激反对人士的情绪。
眼见强制手段已告失败，政府内部的改革呼声也随之升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内阁会议主席威特的意见。威特是一位聪明、狂妄、而又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但不是独裁政体的反对者；事实上，梅斯基在前一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议遭到否决，他也有责任。不过，威特现在发现，政府唯有做出重大退让，才有可能巩固其地位。他在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指出，政府未能分辨合理的改革要求以及极端份子的煽动言行。社会中理性温和的人民希望争取自由，政府不应加以阻挠。国家必须在即将来临的杜马选举中，把选举权扩大至所有社会团体，并且制订宪法以保障人民的公民自由，以藉此「把自己置于自由的旗下」。他指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忍心血洗全国的独裁政权。
然而，沙皇对这两种选择都不满意。他后来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可以「指派一位勇于任事的军事将领，运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叛行动」。不过，「如此也只能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再次使用武力，而这将导致血流成河的后果......另一条路则是给予人民公民权利─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人身不可侵犯权；此外，还有将所有立法计画送交国家杜马议决的义务-这本质上就是立宪。」
沙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犹豫难决。他询问崔波夫的意见，崔波夫也赞成威特的提议。然而，尼古拉二世却于十月十七日决定发动镇压，并要求尼可莱大公担任军事独裁者的职务。结果尼可莱在沙皇面前极为激动地表示，沙皇若一意孤行，他将当场举枪自尽。尼古拉二世才因此改变主意，而决定签署一项同意实施改革的宣言。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尼古拉二世当晚则在日记里写道：「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心思混乱。求神帮助，拯救俄国并平息动乱。」
《十月宣言》极为简短─政府愿意实施三项改革：建立「公民自由的基础，其根据为人身不可侵犯、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等原则」；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目标为全民普选；赋予杜马审议法律与监督政府的权力。宣言结尾呼吁「所有忠心的俄国之子......协助止息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并与朕一同尽力恢复我们家园的和平与安宁。」沙皇既已让步，便不会再容忍他的帝国有任何动荡。
崔波夫写道：「感谢上天，宣言已经签署。现在，新的生活即将展开。」他虽然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却也相信改革能够达成镇压无法达成的目的。刚开始，崔波夫的乐观似乎是有根据的。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人民涌上街头欢庆，而莫斯科市议会也通过决议支持宣言内容；首都的议会并拍发电报颂扬尼古拉二世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沙皇」。一家报纸欢欣鼓舞道：「让我们以自由人的身分，以自由立宪的俄国人民身分，相互拥抱吧。」
然而，过了不久就有迹象显示，该项宣言并不足以完全安抚反对势力。在莫斯科举行的自由派卡德党成立大会上，演说者指陈政府的变革并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份子更是强烈指责该宣言是用来诱使工人结束罢工的诡计。托洛斯基在大学的一处阳台上，向手持红旗的工人与学生坚决指出反抗尚未成功。托洛斯基怒吼道：「同胞们！我们现在已将当权人士逼入墙角，他们才给予我们自由的承诺。自由的承诺就等于是自由吗？......我们必须手持刀剑捍卫我们的自由。至于沙皇的宣言，你们看，只不过是一张纸。这张纸就在你们面前─在我的手心里揉成一团。今天，他们发布了这项宣言，明天他们也能够把它收回，撕得粉碎，就像我此刻在你们眼前把这纸脆弱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样!」
战斗意志依然高昂的，并不只有上述的激进份子而已；右翼份子也掀起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称为「黑色百人团」的右派群众，连续数天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四处滋事，或砸毁商店橱窗，或殴打学生、工人，以及其它疑似涉及革命活动的人士，有时甚至将人殴打致死。警察不但放纵，甚至还予以鼓励。在这两大城以外的地区，混乱情形更为严重。非俄国人与非基督徒是主要受攻击的目标。在以产油为主的裹海城镇巴库，黑色百人团企图赶走亚美尼亚人（他们虽信奉基督教，但并非东正教徒）,于是刻意对其制造攻击事件，造成六十多人死亡。在层出不穷的攻击事件中，对犹太人的攻击尤其血腥。基辅有十二名犹太人遭到杀害，罗斯托夫有三十四名，明斯克有五十四名，敖得萨更有五百名以上。而与圣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情形一样，这些事件都有地方当局及警察涉入的迹象。
由于激进份子逐渐获致信心，因此，若非彻底打倒专制并建立共和，他们就不会就此满足；而反动份子亦不愿任由街头被政府的敌人占据，于是也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击。一月在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揭开序幕的冲突事件，到了沙皇发布宣言之后，随即进入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新阶段。
[几乎毫无限制]
在十月十七日前几天，《消息报》上的一篇社论精确阐明了沙皇发布宣言之后的矛盾状况。社论里坦言：「我们获得了集会自由，但我们的聚会却遭到军队团团包围。我们获得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依然存在......我们获得了学习自由，但大学却遭军队占领......我们获得了威特，但我们却仍有崔波夫。我们获得了宪法，但专制统治并无改变。」
宣言中承诺改变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但光靠这纸宣言本身并无法产生新秩序。就在沙皇与手下官员对于落实方法争论不休之际，圣彼得堡市民却自行攫取了新的自由。报纸以更大胆的言论尺度报导并评论各种事件，都市居民则大肆购买各种宣扬不同政治观点的刊物。其中最具挑衅意味的是像《机关枪》这类的讽刺刊物，里面印有政府官员及沙皇的漫画图像，模样极为野蛮，并且沾满鲜血。当局偶尔会取缔一两家出版社，但并没有对这新出现而未经法定的言论自由采取全面性的镇压。
拉斯特里耶夫金属工厂的工人也不再把他们的地下报纸藏在机器底下。他们公开阅读苏维埃的声明，并且张贴革命政党所发布的决议。从十月底至十一月，每个星期都有许多群众聚会在圣彼得堡举行。群众争相排队进入爆满的礼堂内，聆听政治与法律原则的讲课。一九○五年秋，新工会不断出现，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包括裁缝师、面包师傅、烟囱清扫工人、家庭雇佣，以及警察。
这段后来被称为「自由时光」期间的各种改变不只出现在都市里。乡村里的农民也群集讨论宣言内容，并邀请属于「乡村知识阶层」的教师及农学家等人士发表演说。在离莫斯科仅一百五十公里的马科佛，村民大会投票决定，在民主、全面国民教育、释放政治犯，以及土地重分配等要求获得落实之前，将暂时扣留税款、阻止役男服役，并且拒不遵守地方官员的命令。他们自行宣布成立「马科佛共和国」，不但选举总统，还控制学校与刑事法庭。
军人与水手也把《十月宣言》视为旧规则不再适用的表征。在波罗的海一座小岛上的克隆斯塔海军基地里，士兵要求缩短服役时间、提高薪饷、获准参加群众聚会、出入公共场所，以及喝酒与选举纪律法庭的权利。水手们相信沙皇赋予人民「公开集会」的目的，便是要让人民能够[表达愿望并提出需求」。因此，一个步兵连队因向连长提出要求而遭到逮捕后，水手们均怒不可遏。数千名水手发起暴动，捣毁商店，对空鸣枪，并攻击军官及平民。结果造成二十六人死亡，两千多人遭到逮捕。
十月十七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总计出现一百次以上的军事政变行动。大多数行动并未遭到克隆斯塔那般的下场，而在军官至少同意接受士兵所提出的部分要求之后得以和平落幕─同时也默示了下级服从上级的一般军事纪律不再牢不可破。这对沙皇手下的官员而言是极为不祥的消息。国防部长列第格将军日后回忆道：「每天皆有十几件发生于不同单位的违纪事件！显而易见的，不久之后，连军队都不再可靠，如此一来将造成国家的崩溃!」
俄国人从未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感受过如此的自由。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些自由，并不是因为法律的保障，而是自行取用的结果。政府当局则因惊慌失措而未能阻止他们。孟什维克领导人费丹在给德国社会主义份子考茨基（KarlKautsky）的信里写道：「我们有如活在一种醺醉的状态里；革命的气氛如同美酒一般使所有人陶醉。言论与集会自由真的几乎毫无限制。整个气氛真是太棒了。」
不过，「自由时光」也充满了危险。虽然右翼极端份子最激烈的攻击行动已于十月份结束，零星的暴力事件却依然不断发生。此外，新的风暴也逐渐成形。十一月初，右翼运动开始成立组织，组成新的「俄国人民联盟」。人盟吸引了要求安定的商人、在旧制度下生活优渥的专业人士，另外也吸引了国家官员及部分的农民与工人。而其拥护专制体制的理由，则参杂有阴谋论在内。人盟成员根据无中生有的「锡安长老诫律」（ProtocolsoftheElderSofZine)，断定犹太人有一项国际性的阴谋，企图藉由煽动俄国革命以制造基督教国家的混乱，从而形成犹太人的霸权地位。人盟于是要求政府进行镇压，并组成杀手队暗杀反对派领袖。
沙皇因右翼份子的请求而重获信心。他于十月二十七日写信向母亲表示，「所有忠心的人民」合力反击那一小群带他们误入歧途的「坏人」，其中包括「犹太佬」以及俄国知识分子与煽动者。大量涌入的电报使得尼古拉二世相信主流民意已转而反对革命份子。威特曾向他保证改革会带来和平，结果却不然；现在该是终结乱象的时候了。
随着尼古拉二世渐感不耐，威特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他虽然经历傲人，在宫廷里却一直无法进入核心-部分原因是他娶了一位离过婚、且据传为犹太裔的女子为妻。尼古拉二世对改革失去信心之后，便转而倚重升任宫廷主管的崔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的眼中，崔波夫是位忠心不二的臣子。不过，对社会上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崔波夫却是俄国军方残暴颛的代表。威特后来写道：「崔波夫和所有无知的家伙一样，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如果人民暴动，你就打他们····。」
一连串新获得的自由、死灰复燃的暴力活动，以及私底下摆荡于改革与反动之间的政府，这些因素使得反对阵营处于一个转折点。对于反对阵营而言，沙皇被迫发布《十月宣言》，是他们在几个月前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但许多人却因此而要求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进逼过甚可能会损及沙皇对威特的信任，而刺激沙皇采取镇压手段，以致彻底抹除他们所获致的成果。但是，他们若不趁着沙皇挫败之际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权益，等于是白白放弃了获取更大胜利的机会。而且，不论他们采取哪种作法，都必须维系住促成十月罢工潮的那种同舟一命的感受。
「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
十月罢工潮并非由单一的政党、联盟，或者其它组织所发起，也没有任何人在其中扮演中心领导或策略主谋的角色。政府的反对者之所以会在十月间采取一致行动，是因为先前各种团体为了争取公民自由与成立代议政府这两大主要目标，曾投入许多努力。记者与印刷工，或是工程师与金属工人之间，都有许多意见相左之处，但前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却让他们懂得要专注于彼此的共同目标上。现在，他们要求的自由既已到手，他们的团结也随即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莫斯科十月罢工潮期间成立的卡德党，是「自由时光」期间自由主义份子的主要组织之一。他们现在的目的是要继续发展在十月间成熟壮大的反对阵营，并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同时在新秩序下达成更进一步的政治社会改革。对卡德党人而言，革命已经结束，接下来要做的是巩固所获致的成果，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卡德党与自由工会一样，都以超越阶级与党派的反对运动为号召。他们皆宣扬民主与宪政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类理念能够将地主与自由主义份子，以及工人与社会主义份子凝聚在一起。不过，卡德党实际上也和自由工会一样，只代表了人民当中一小部分阶层的意见，主要是地主与都市中的菁英份子。于是，身居卡德党领导地位的律师及专业人士，便与不愿跟随他们路线的工人及革命派社会主义份子渐行渐远。
十月十七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圣彼得堡的工人便展现出他们要的不只是政治改革。十月二十四日，涅夫斯基船舶机械制造厂的工人投票决议以一项简单直接的方式缩短工作时数：亦即在八小时之后自动下工。城里其它工厂的工人也纷纷比照办理。原本在十月间针对政府的战斗意志，现在已转而以工厂老板为对象。
在十月罢工潮期间，雇主不但接受工人的抗争行为，有些甚至还持续发给部分薪资。然而，他们对八小时工时的运动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到了十一月十日，工厂老板已经开始将工厂大门上锁。几天后，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遭拒于门外。在少数几个企业里，工人向雇主妥协回到生产线上。其它工厂的工人则坚决要求八小时的工作时数，持续在街头上抗争。
八小时工时运动不但激起雇主的敌视，也引来自由主义份子的批评。工人对自身权益的积极争取，使他们与政治上的活动人士有所隔阂，而他们双方在几个星期之前还一同携手罢工追求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工人则得到苏维埃的同情，苏维埃于十月二十九日通过决议支持工人的运动。不过，革命派领袖也与自由主义份子抱持相同看法，认为经济面的行动削弱了政治抗争的力量。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向支持八小时工时运动的苏维埃代表告诫道：「我们还没终结专制政体，你们就想要与资产阶级为敌了。」在运动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资方关厂的手段逐渐对工人的士气产生影响。于是，代表们终于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暂停抗争行动。
激进份子对工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场推翻政府的决定性战役里担任步兵。过去几个月以来，社会主义份子已参与过许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运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们依然坚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对自由主义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约束，他们就能够接受沙皇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份子则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彻底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许多证据显示，唯有采取极端的手段，才能获致极端的成果-法国大革命就是最为辉煌的例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权的范例。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够不用暴力而将其推翻，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可资参考的范例。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全民武装暴动的想法极易引起情感上的认同。一位名唤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学生在日后宣称道：「我相信人民与政府的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而我也感到有一股冲动，甚至是种道义上的义务，要在那决定性的一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人士皆认为暴力能够达成目的。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绝对远比不上政府的军队，却相信士兵一定不会服从上级要求开枪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开枪时皆对着空中，而未对着群众。他坚称道：「昨天对空鸣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
血腥星期天过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托洛斯基针锋相对的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唯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无产阶级愈早武装起来，坚守其罢工与革命行动的战斗位置愈久，军队便会愈快动摇，而终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因而加入人民这一方。」那年夏天在军队里观察到的军纪未能贯彻的状况，以及秋天的公然叛变，都更加深了前述说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对阵营再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动机。
在那一整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间，革命份子在圣彼得堡的罢工群众里散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随加彭神父到冬宫去。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自由是以鲜血买来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战役中以武器赢来的。」工人当时对这种说法并不理睬，在之后的春季与夏季之间亦然。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演说者，在一场大学聚会里呼吁将全面罢工转变为全面叛乱，而要求工人于十月十六日携带武器到大学集合。结果，只有两百人带着刀械、指节铜套，以及小型的左轮枪到场集结。发起人于是决定叫他们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战具有优势武力的军队。
《十月宣言》发布之后，革命份子向苏维埃争取发起武装暴动。第二天，诺沙向全体代表宣读一项执委会的决议，提议他们「为最终的抗争」而武装起来；托洛斯基并警惕他们要准备迎接「一场空前庞大而壮烈的攻击行动，因为目前已然摇摇欲坠的皇室，唯有透过成功的全民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苏维埃对诺沙以及托洛斯基的声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诉求却使革命份子失去了过去的自由派盟友，因为自由主义份子完全无意推翻政府。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倒是乐于付出这项代价；托洛斯基拒绝承认自由主义份子在十月罢工潮中的贡献。他指称，在十月问造成专制政权退让的是工人，而现在，武装后的工人更将给予致命的一击。
不过，真正激起工人战斗意志的，与其说是革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免于黑色百人团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圣彼得堡广泛流传的一则传闻指出，右翼团体正计画对犹太人以及其它颠覆份子发起另一场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因而购买枪械，并轮班巡逻邻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纷纷取得手枪或步枪，并自制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场苏维埃聚会上，会场摆出了好几千把的武器。后来虽没有发生任何迫害情事，但这些武器以及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
十一月一整个月里，苏维埃虽然不断鼓吹武装暴动，但除了提醒工人备妥武器外，却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由于这些活动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积武器的结果便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罢了。而且,工人比较感兴趣的，仍是对工厂老板的抗争，而非对政府的武装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采取公开审议制度的苏维埃，也不是策画军事行动的理想机构。于是，因为本身的激烈言论而陷入孤立的稣维埃，便成了沙皇政权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事发之后，且他代表依然持续举行聚会，同时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由托洛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他们在等待政府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同时，却也愈发感到紧张且沮丧。而他们鼓动暴乱的结果，也只是促成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农民工会」以及「邮电职员工会」的领导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将他手下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长予以免职。接着更在几个再次发生农民暴动的省份里实施戒严。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这段期间，地方官员的紧急处分权获得扩大，于是铁路、邮务，以及电讯罢工都纷纷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并且突击了一处劳工运动策画者的聚会所，而逮捕了某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的领导人。于是，「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带里的桦树落叶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十二月二日，苏维埃采取了最后一次的非暴力行动。政府的财政状况，在秋末即已陷入极度危殆的境地。与日本开战以及应付国内动乱，都使俄国付出了极为庞大的代价；农产的歉收以及接连不断的罢工，则更加损及经济体质，并减少政府收入。预算赤字大幅成长，黄金储备量也不断减少。当时威特正与法国一个银行团洽商一笔外国借款，而也唯有这笔庞大的借款，才能够使俄国免于财政崩溃。苏维埃的领导人于是从这里看出了一项机会：他们若能对政府早已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再给予突如其来的一击，就有可能让法国银行家认为借款给俄国风险过大，而使威特的贷款谈判功败垂成，进而导致政府破产。
苏维埃于是联合农民工会及几个左翼政党共同发表《财政宣言》，敦促全国国民将存款自银行里领出，并要求银行全部以黄金支付。宣言指出：「我们必须切断政府的最后一条生路：财政收入。」然而，较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所反对的并非政府的存在，而是专制的统治方式。因此，在这种宣传方式之下，该项抵制行动未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成效也因而未臻理想。不过，在宣言发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银行依然损失了九千万卢布的存款。
《财政宣言》激起了政府的立即反应：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有关当局立即没收圣彼得堡内八家印有该项文件的报纸，并且逮捕报社编辑。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三日，苏维埃代表照常在自由经济会会所聚会。讨论了几件事项之后，执行委员会才得知会所已遭步兵、武装警察，以及警方所包围。托洛斯基指示所有代表不得反抗，并在士兵进入会场时持续开会。最后，他宣布会议结束─在场所有人士随即遭到逮捕，包括执行委员会以及两百位代表。于是，鼓吹武装反叛的圣彼得堡苏维埃，终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束手就擒。
「不择手段」
自从十月份以来！莫斯科的革命份子也与他们在首都里的同志一样，不断刻意寻衅。一位名唤岑季诺夫的社会主义份子领导者回忆道：「准备战斗！准备战斗！是当时所有革命份子的口号。」由于莫斯科驻军里有一波刚平息的叛变事件，因此许多革命份子便寄望于军队的支持。不过，也有人对于他们能否获得军队支持表示怀疑，因为士兵的不满来自于不良的待遇，而非对政府的敌意。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自力对抗政府。岑季诺夫回想当时的心态：「宁死......也不愿在抗争中束手就擒。」
在自尊自大的心态以及激烈言论的催眠之下，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的所有成员于是共同开会表决发起全面罢工、以作为造反的前奏。十二月七日，莫斯科苏维埃（成立于两个星期前）表态支持罢工的主张，获得了广大的回响：短短两天内，就有八万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商店门窗则以木板封住。于是，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
肢体冲突到了十二月九日才首次爆发。那天晚上，军队向一座藏匿有一百名武装人士的建筑物展开炮击。革命份子为了避免人员过度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的战斗队伍出没于城里各地，对编制较小的军警队伍发起突袭，以夺取武器。义勇队攻击军队，军队则向群众开枪回敬。在纺织工厂重镇的普列斯尼亚区里，似乎所有人都在设置路障：年老的妇女拿了床架出来，公寓管理人则搬出门板，而电线杆以及路灯也都被人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长拍电报至圣彼得堡要求支持，内容指出：「城市四周的路障包围圈不断缩小。」
革命份子虽然控制了工厂区域，却未曾试图占领市中心里的重要地点。他们如果是期待士兵违抗命令而加入暴动行列，则这种行为是有道理的。一开始，由于士兵对待罢工群众极为亲切，而且似乎颇为认同他们的诉求，因此革命份子对士兵的期待似乎合理。不过，期待某种结果出现是一回事，积极设法达成该项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在期待之余，并未采取措施强化士兵对罢工运动的认同，也没有特别吸收在军队里服役的工农之子。于是，枪战展开之后，士兵的情绪也随即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工人以枪口相向，因此士兵开枪还击便丝毫不感内疚。于是，列宁的预测也彻底落空。
十二月十五日，形势逆转。来自首都的部队陆续抵达莫斯科之后，城市里大部分地区的反对运动也随着工人回乡欢度圣诞节而逐渐消退。不过，有一个反抗中心倒是无所动摇：普列斯尼亚区的路障依然将军警阻挡在外。来自圣彼得堡、编制一千五百人的谢梅诺夫斯基军团接获命令要逐出所有顽抗份子，军团指挥官并且奉命「不择手段」、「消灭所有叛乱组织，并拿捕反叛运动的领袖」。第二天早上，工人所占据的工厂便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未遭受还击，军方的炮火依然持续了整整两天，而造成数百名反抗份子及平民百姓丧生。
到了十八日，布尔什维克及莫斯科苏维埃皆承认失败，叛乱运动也因此逐渐平息。在冲突中丧生的革命份子以及平民百姓共计七百人以上，而军警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动份子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若不能够激起全面革命，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不过，直到十二月中旬，革命之火仍未蔓延开来。圣彼得堡的工人虽然短暂发起了全面罢工，却从未拿起武器。其它几个城市里虽有小规模的反抗行动，但也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
政府对莫斯科的反叛行动加以打击之际，也同时加紧了自十一月底以来在全国各地进行的镇压行动。就连威特也要求军方以「果断无情」的手段对付武装群众。尼古拉二世对于他手下的官员及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好战情绪深表欢迎。他此时深信：「对付恐怖手段，就必须采取恐怖手段。」于是，所有将领皆获得全权授与，得以自由采取一切手段镇压反对运动。基辅市长接获命令指示：「若遭遇抵抗，即铲除叛乱份子，并烧毁其家宅。」一支派至西伯利亚阻止铁路罢工运动的部队，便以绞刑及鞭刑对付群众。而进驻波罗的海省份的部队，更是将反抗民众就地正法，而且公开殴打反对人士，并四处纵火。
俄国政府于一九○五年底所释出的凶残镇压武力，不但使得人民噤声，也把激进份子全数关进了牢里。到了一九○六年初，政府已不再需要担心革命运动；政府藉由流血的手段终结了一场流血叛变。在镇压行动展开的同时，威特也全力避免财政崩溃的状况发生。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交涉之后，他终于在四月十六日向国内外一群银行贷得五十亿法郎。沙皇指称这是威特在任官期间最为卓越的一项成就，也终于在重要事务上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判断。
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它各地的革命份子在评估上犯了重大错误。他们舍非暴力运动而就武装暴动行为，等于是停止采行对政府根基动摇最深的手段，而反倒摇身成为政府最善于对付的敌人。原本对革命运动所获致的政治成果深感振奋的托尔斯泰，在事后为文表示-他不得不「为那些人感到悲痛。他们自以为能够达成目标的手段，正是招致败亡的要素。唯有摒弃暴力，才能够打倒旧政权的暴力。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暴力愚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政府还未及完全清剿反对势力，就发布了规范新秩序的法律。十二月十一日，当局公布了杜马的选举程序。选举权既不普通亦不平等，完全摒除反对阵营对于选举制度的两大主要诉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以及部分工匠与劳工都被排除在外。而在间接选举当中，地主一票可抵农民十五票以及工人四十五票。工会虽也在后来获得合法化，但其活动却大受限制，政治活动更是完全禁止。
一九0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制订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杜马能够行使的权力。如同《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案都必须经由杜马决议才能够成为法律。不过，杜马只可控制百分之六十的预算，不得插手军事及外交事务，而且政府官员只对沙皇负责。国务院也拥有立法权，其组成分子中，一部分为沙皇指派的人员，另一部分则是经由极少数拥有选举权的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杜马休会时，沙皇亦可自行颁布法规。
反政府人士、自由派份子，以及革命份子在十月与十一月的美好时光里所盼望达成的目标，在新秩序里全部大打折扣。不仅选举制度极不民主，尼古拉二世也仍自称独裁统治者。政府可谓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丝毫没有多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仍不算实行君主立宪，但至少其独裁政权也已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政党。公会。较为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利轻微但实在的限缩。。这一切都留存了下来─至于争取到这些成果的反对运动，其展现的最大力量并非来自于街头上的武装份子，而是来自于人民对丧失公信力之政府的拒绝合作。
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人又对另一种专制体制-重新出现的一党专政制度-发起抗争，而再次引起世人对于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注意。俄国人民在一九九－年所获得的胜利不但快速而且惊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于企图掌控国家的军政团即刻表态反对，并给予人民及士兵一个严峻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支持自己所选出的政府，抑或服从共党保守派的命令。一遭到人民的违抗，仓卒成军的军政团就立刻垮台了。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以及军方的拒绝配合，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至于在一九○五年间反对沙皇政权的各个团体，面对的则是非常强大的对手：一个拥有古老的独裁传统，并且统治俄国长达数百年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可不是僭伪的篡位份子；沙皇政权当时虽已摇摇欲坠，却仍会为了生存而不惜－战，也会以传统及宗教上的正统地位作为号召。为了保住政权，沙皇政府一面做出策略性的退让，另一面却展开军警的部署，并不惜动用国家一切资源。唯有各方长时间的不断施压，才有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沙皇的反对者却出乎意料地突然群起反抗，一举揭穿其政权正当性的假象。人民藉由未经计画的自发性运动，不但削弱国家财政状况、造成警方不知所措、中断所有通讯、打击官员士气，并且拒绝遵守政府颁布的一切命令。反对人士不仅来自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并且遍布社会各阶层。农民自行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走上街头；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将大学变为政治活动庇护所；记者揭露出政府的颛顽无能并谴其恶行；律师、医师，以及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运动一而再地让沙皇手下的官员面临吃力不讨好的窘境。政府若以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或者关闭报社，便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但政府若转而退让，反对人士便会用新获得的集会及出版自由进一步要求更多改革。接着，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与牺牲之后,工人、白领阶级员工，以及专业人士竟歪打正着地采取了一种抵制行动，不但动摇了国家的重大利益，同时又不至于使自己成为国家武力的攻击目标。俄国各地的民众选择了不和政府正面对抗，而是纯粹地放下工作回家，但此举对政府所造成的伤害，却远比任何暴动行为都来得大。
不过，这股争取自由权利并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势力，却没有联合成统整一致的运动。他们不同于一九九一年聚集于莫斯科的民众，不但没有足以统合各方力量的中心象征-一位民选领袖，以及俄国三色旗（这不禁令人感到反讽）─也没有公认的领导人物统筹所有抵制行动。在一九○五年那段期间内，各种团体皆竞相争取要成为反对势力的领袖！激进社会主义派、自由民主派，以及温和立宪派人士均互不退让-但他们却未能在政治见解上存异求同，以致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的人民支持。
此外，分歧的还不仅止于政治观点。革命运动也同时释放了不同阶级与种族之间的敌意，而造成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以及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由于沙皇的反对者无法互相合作，因此也未能藉由每一次的抵制行动为反对运动做进一步的规画与发展。他们并未善加利用政府的弱点，而且一待当局主动终结自由时光，更是陷入了慌乱。一九○五年规模庞大的非暴力运动虽然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变革，但这场运动若能够有统一的目标以及观照全局的策略，则二十世纪的俄国便极有可能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九○五年的非暴力运动周遭亦穿插了许多暴力冲突事件。和平示威活动经常演变成暴动或者抗议人士与警方的街头冲突。大部分的暴力冲突都是偶然发生的，并非反对组织所能控制，而且多是因为政府的残暴行为所引起。不过，倒是有一个团体处心积虑地计画以暴力行动推翻沙皇。他们在那几个月里不断呼吁支持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军队的枪炮，因为士兵也会加入暴动的行列。于是，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步之际，革命份子发起了叛乱活动。事件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结束之后，不但莫斯科有一整片区域沦为废墟，政府更是大获全胜，并且摩拳擦掌地准备施行更多高压措施。
莫斯科的工人在一九○五年间向军队开枪时用以掩蔽的路障，距离后来的俄罗斯「白宫」所在地不过仅仅几条街之远；而在一九九一年间，手无寸铁的百姓正是在此处劝说艾夫多奇莫夫少校等官兵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两种不同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对比说明了一切。一九九一年的非暴力群众力量，在许多官兵的眼中远胜于军政团，于是他们纷纷改变立场，或成为中立的旁观者，或成为「白宫」的积极捍卫者。而一九○五年十二月间在沙皇的军队面前挥舞枪枝的群众，则引来了一般部队面对敌人时的全力反击。
托洛斯基与列宁当时坚信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受到自己的观点所蒙蔽，以致未能看出其它可能达成的结果。二十世纪在世界各地一再发生的事实显示，以人民的力量改变国家，很少会从原本服膺独裁者心念的专制政体直接转变为以人民意志为准的新秩序。群众运动必须要知道何时该退而巩固既有的收获，并重新组织以因应下一阶段的冲突；同时也要知道何时该善用自己的优势而不轻易妥协。
反对沙皇的运动若是能够把握几个关键机会，尼古拉二世即有可能被迫推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而得以避免导致十二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的反对人士将《十月宣言》视为一项突破─亦即承认人民拥有政治权力以及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仅是一套令人鄙夷的半调子措施，则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便有可能说服沙皇毋须采取镇压行动。然而，由于激进份子当时的情绪过于高昂，以致未能思虑及此；而右翼人士的暴力行为以及左翼人士的过于自信，更是破坏了这个机会。
如果反对阵营在一九○五年间肯花较多心思吸收军人加入反对阵营，则政府选择采取镇压行动时，其所掌控的武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可靠；又《财政宣言》所观照的层面若能更为广泛，则政府的钱脉便有可能遭到严重削弱。在内外交迫之际，政府很有可能无法重整阵脚，因此也就无法收回其宪改承诺。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没有听从诉诸武力的呼吁─如果反对运动能够在此关键时刻扬弃暴力，如果反对运动能够在此时采取政府不知该如何因应的抵制行动─便有可能以拖欠贷款及中断电力的方式拖垮政府，而不必造成人民的流血伤亡。政府必须要有清偿债务的能力及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能力，而反对运动对此两者皆有能力加以破坏。群众运动必须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并且实现具体的目标，但要达成这两项要求，反对阵营就不能任其支持者在街头上遭到杀害，而其领导者也不能一再排斥政府被迫做出的让步。
由于当时反对沙皇的运动极为杂乱无章，因此不太可能采用以上任何一种选项。在二十世纪初始采行非暴力运动的群众，对于自己引燃的这种冲突模式所知甚少，远不如后人所拥有的深刻认识。不过，他们所采行的路线以及各种作为所导致的后果，却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托洛斯基对《十月宣言》加以诋毁，称之为「无物」，并要求成立属于人民的共和政体时，他其实是对反对运动所获致的成果视而不见，而导致获取立即满足的欲望妨碍达成最终胜利。列宁虽在冬宫游行前夕从日内瓦写信指出人民必须有所武装才能够确保自由，但随着非暴力运动一再致使政府遭受挫败并开辟了通往宪改之路,也就证明了列宁的看法并不正确。然而,他与他的政党却依然对暴力的效果深信。
不疑马克斯主义份子当然是错的。一九零五年间支持暴力的人士导致俄国史上首次展现的人民民主力量步上歧途。此外，一九○五年的暴力事件也播下了一九一七年暴力革命的种子，而其形成的新政权，则比沙皇政府更为彻底地以暴力为国家权力的根基。暴力并没有为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是为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压迫。直到人民为了阻止一项企图逆转民主改革的政变，而掀起新一波的非暴力运动，才终结了高压统治。
托尔斯泰若是能够预见一九九一年所发生的事，必然会深感雀跃；因为他知道促成这项运动的原因：就是他在一九○五年间指称的——「推动人类与国家前进的基本力量」——亦即人民意志的表达，而且不需凭借暴力手段以加速历史的进程。反对沙皇政权的运动若能够体认到这项机制，或者其非暴力行动若能够具有策略性而非散乱无章，则俄国以至全世界的二十世纪史必然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如同长度恰足以举起世界的杠杆，一九○五年的俄国人民仍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发展所及的层面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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