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间，世界各地有上百万名人士透过报纸关注俄国的革命事件，其中最热切的，莫过于南非一位个性谦和的印度律师。对于三十六岁的甘地而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无异预示了新世界的到来。他得知俄国人早先曾经试图以暗杀统治者的方式终结专制统治之后，更是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方法，虽然极为简单，却比叛乱及谋杀手段更具威力」。甘地写道，俄国人民已经「宣布全面罢工而停止一切工作了。他们以离开工作岗位的方式向沙皇表明，除非落实正义，否则他们将拒绝恢复工作。尊贵崇高如沙皇，面对这种状况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沙皇也无法以刀枪逼迫罢工人士回去工作」。
有关平民百姓以非暴力抵制行动反抗政府的消息，甘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听闻。一八八○年代晚期，他在伦敦修习法律之时，就已密切关注过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其中包括一次集体抗租活动。他知道非洲人以及南非的印度人，都曾抵抗白人统治者加诸于他们身上的限制与税赋。而在他研究撰述俄国情势的那段期间里，他也读到若干报导，内容提及孟加拉裔印度人采取抵制英国布匹的方式抗议英国切割其省份的计画。
甘地注意到，这些案例当中的人民并非以攻击的手段挑战政府，而是以拒绝合作的方式；他们的经验揭示了一项原则——[即使是掌握最高权势的人，也无法在缺乏被统治者配合的情况下遂行统治行为。」俄国既如是，他的家乡自然也应该没有例外，尤其当时印度人民正在与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周旋。甘地推论道：「印度之所以受到统制，完全是因为有人屈从顺服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展现出与俄国人民相同的力量......]不过，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虽然充斥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及他的家乡印度可能出现的变化但在一九0五年间，他却依然深陷于南非的动荡中。
甘地的南非岁月：「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于一个以古吉拉特语（Gujarati）为母语的家庭,家乡为印度西岸的一个小侯国。与孟买及加尔各答等大城市相比，甘地的家乡是个颇为幽静的地方。由于家人希望甘地能够和他父亲一样成为地方行政官员，因此送他到伦敦学习法律。然而，他在英国所学对于他在印度执业却毫无帮助。他于一八九一年返回印度之后所承接的第一桩案件，就因为在法庭内怯场，以致在盘诘证人之际结舌语塞，而当场放弃辩护工作。不久后，他回到故乡拉杰科特从事草拟法律文件的简单工作。后来，他积极把握住一项工作机会，成为一家印度公司的南非代表─离开让他在工作上惨遭挫折的印度，到另一片新大陆上重新出发。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曾飘洋过海来到南非。大部分皆为签约劳工，从事收割甘蔗以及采集咖啡豆的工作以抵偿债务。他们获得自由之后，仍有许多人留在当地，转行成为商人、园丁，或是仆役。来自甘地家乡古吉拉特区的商人，也都移民定居于南非。到了二十世纪初，光是纳塔尔省就有五万名印度人，虽然远少于四十万的非洲人口数目，却已约略相当于白人人口数。而南非其它地区，也有较小但快速成长中的印度人口聚落。
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包括有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基督徒，而且横跨各种贫富等级、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阶层。但在白人眼中，他们一律只是「苦力」或者「亚洲人」─是较为低等的种族。对印度人的歧视早已融入南非的法律体系当中（这与维多利亚女王一八五八年的宣言有所抵触；该项宣言允诺消除大英帝国境内一切宗教或种族的歧视）。他们在投票、入境、旅行、从商，以及迁徙等各方面的权利都备受限制。
甘地不久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些限制。他在德班停留一个星期之后，即订购火车票前往普利托利亚处理一桩辩护案。他和所有体面的律师一样，订购了头等舱的票。不过，后来有位白人对于头等舱里出现印度人表示不满，车长于是要求他离开头等车厢；甘地拒绝离开，结果却被赶下车。之后，在同一趟旅途中，他又不被准许与欧洲乘客共乘马车，而必须与驾车人一同坐在马车外。他事后写道：「我发现南非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甘地在德班的法律业务蒸蒸日上，著名特色为他的高道德标准！但也包括他善于妥协的个性。当时，印度人深受各种歧视性法律所苦。后来，纳塔尔省政府提议取消印度人的投票权，甘地便将印度住民组织起来反对该项立法。在往后的几年当中─首先在德班，接着在约翰尼斯堡─他陆续发起多次抗争，透过诉讼、请愿，以及媒体宣传等不同方式反对诸多不合理措施，包括向先前的签约劳工征收人头税、对印度商人的移民核准程序添加限制条件，以及对印度人居住与从商的地点滥加约束。他虽获得少数短暂的胜利，却无法阻挡反印度人的潮流。
令甘地印象深刻的俄国革命事件发生过后一年，德兰士瓦省（甘地当时的居住地）通过了进一步限制印度移民的法令，而强制印度人随身携带登记卡。甘地愤怒之余，深觉必须采取新的抗争手段。于是，在一九○六年九月一场召开于约翰尼斯堡帝国戏院的会议上，他要求所有人发誓对新法不予遵从。该法生效之后，他所成立的「消极抵抗协会」随即发动群众包围各登记处。接着则是在一座清真寺外的登记卡焚烧活动、大量人口非法越界进入德兰士瓦省，以及一场矿工罢工行动。数千人被捕下狱─甘地自己也三度入狱。最后，政府终于在一九一四年退让，撒销了登记法案及印度人感到不满的其它法律。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矿工与商人，皆共同参与了甘地所领导的运动，并藉由违抗不义之法以及不惜入狱的方式促成了改革。
「消极抵抗」
在南非的抗争岁月，使得甘地从一位在印度腼腆而不称职的律师，转变为在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多元社会里深具自信的政治人物。不过，身材瘦小的甘地在当时还有另一项同等重要的转变。他自抵达南非以来，便开始追寻心灵上的了悟，并且终其一生都不曾停止过这项追寻。他虽然从未改变自己印度教徒的身分，但不论是在他父母的家里、伦敦，还是南非，他都与回教徒、基督徒、拜火教徒，以及耆那教徒广为交游─他尤其深受一位名唤梅塔的耆那教徒影响。梅塔是位珠宝商，也是位诗人，他在写给甘地的书信中向他强调，「真理的多面性」是凡人及宗教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的。甘地于一九○九年写道：「宗教是交会于同一点的不同道路。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相同的目的地，各走不同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
由于甘地相信所有生物都出于一个共同的源头，因此他认为心灵上的修养与现实生活中的行止并无区别，而他也的确试图如此生活。对他而言，有一项心灵守则是具有实际用处的，那就是「万恨舍」(ahimsa)，约略可解释为「非暴力」。既然没有任何人或团体能够彻底了解真理，那么就不应该有人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改变其对真理的不同看法。「万恨舍」概念虽然主要源于耆那教、佛教，以及印度教思想，但甘地也在基督教思想中发现了表达这种概念的语句尤其是在〈登山宝训〉以及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他在一九八四年读了托尔斯泰的《神的国度就在你内在》（TheKingdomofGodisWithinYou）一书之后，即发现自己对这位俄国作家的反暴力论述「心服口服」。
「万恨舍」对于政治冲突的意涵极为明显。甘地认为以暴力对抗压迫不仅不适当，而且根本就是一大错误。暴力不可能真正终结不义，因为暴力所激起的偏见与恐惧，适足以强化压迫的力量。对甘地而言，不正义的手段永远不可能造成正义的结果。他于一九○九年写道：「手段可以比喻为种子，目标则可比喻为树木，而手段与目标的关联，正如种子与树木一样密不可分......我们怎么栽，就有怎样的收获。]
然而，甘地也必须找出有效的政治行动方式。他在南非担任印度住民的领袖，所采取的都是非暴力的行为，但演说、请愿、书信，以及与官员的会谈等活动，对于种族歧视的态度以及法律却几乎毫无影响。他想要寻求一个方法，迫使白人了解到必须平等对待印度人。而在帝国戏院的立誓活动之后、所进行的抗议运动中，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刚开始，他称之为「消极抵抗」（他后来扬弃了这个名词）。所使用的技巧很简单：反对不符合公义的法律（例如限制自由旅行的规定）、违犯该法律（非法穿越边界），然后承担其后果（被捕、遭受肉身的痛楚、坐牢）。甘地相信，反对者以平静而有尊严的态度面对苦难，必然能够唤起压迫者的良心，而降低镇压行为背后的敌意。,于是，压迫者不但无法迫使对手屈服，还反而不得不明辨对错，并因而改变其想法与作法。甘地将这种手段的概念称为「真理之力」（satyagraha。,结合印度语中的[真理]与[坚持]两个词语而成）。
不过，真理之力很快就扩及到更大的层面上，而其实用价值也超越其灵性源头。甘地明白个人牺牲的示范效果是有限的：即使是最彻底投入反对运动的人，也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苦难，但根深柢固的政权所怀有的傲慢与偏见，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甘地心知肚明，如果要让真理之力成为实用的政治手段，就必须要让反对这种手段的人感受到压力。他写道：「我不相信没有实力作后盾的呼吁会有效果，不论这种呼吁是道德上或是实质上的。」
甘地认为真理之力迫使反对者改变立场的力量，来自于统治者必须依赖被统治者的充分配合，而被统治者其实可以选择是否顺从。不过，他虽然一再力陈真理之力能够将真理呈现在反对者眼前，从而赢取他们的认同，他却经常使用军事用语说明真理之力的实行方法，而他所计画的行动也多不在于赢取对手的认同，而是以破坏其利益的方式迫使其退让。于是，甘地的作法使得真理之力成为一种实际可行的手段，然其作用主要在于促成改革，而非达成良心上的要求。
因此，甘地并未将「万恨舍」化为绝对的信条。他严词批评政府的组织暴力，同时将其与受欺压的人民所不禁采取的暴力行为加以区隔。他对后者虽不予支持，却称之为「可以理解」，而且甚至可能有助于维护尊严─而且他毕生也都坚持认为，与其胆小懦弱招人鄙夷，还不如诉诸暴力。甘地的「万恨舍」与「真理之力」均非专为圣人所设立的原则，而是供人在满腔热血地追求正义的同时，也能够细心规画采行足以激发变革的行动。
一九○九年夏，甘地走访英国的一趟旅程，促使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让真理之力适用于印度。虽然他前往伦敦的目的是为南非的印度住民争取支持，但他却卷入了有关故国的辩论。就在他抵达的前几天，一名住在伦敦的印度青年暗杀了英国官员柯维利爵士。甘地对这项行为深感震惊，也对流亡海外的印度人士认为恐怖行动是通往自由的最佳保证之看法大为惊骇。为了扭转这种信念，他在搭乘「基尔杜南堡号」返回南非的旅途上，特别花了十天利用船上的信笺草拟一篇文章。他写得极为飞快而且急迫，右手酸了就换左手继续写。
这篇题为〈印度的自我支配〉的文章，首度刊载是以古吉拉特语版刊登于甘地在南非所出版的《印度见解》周刊上。文章以两个角色的对话加以铺陈，其中一方是持印度恐怖份子见解的「读者」，另一方则是代表甘地意见的「编辑」。甘地在文中抨击民族主义者以恐怖行动作为抗争策略，同时鼓吹非暴力的真理之力，另外也进一步深入探讨印度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民族主义者声称其追求的目标是「自我支配」─其义约等于英语里「政治独立」（politicalindependence）或是「自治」(homerule）的概念。甘地则说他也希望印度能够拥有自我支配，不过他将其诠释为「自主」（self-rule)：「我们唯有学会自己当家做主，才称得上是自我支配。」
甘地问道：印度若不将自己从英国人所带来的残暴而卑贱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那么，以暴力手段将英国人逐出印度又有什么意义？甘地吁求印度人回归到他们真正的印度之根。他坚决指出，一旦这种自我支配得以实现，政治独立的问题自可迎刃而解。「我们如果把房子整顿妥当，自然就只有适合在这里生活的人才会留下来。其它人会自行离开。」
不过，自我支配并不只是纯粹排斥西方的生活方式。甘地承认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也有不可归咎于外来统治者的严重「缺陷」─例如儿童婚姻习俗。他解释道，自我支配也代表了对印度生活方式的革新。自我支配不只是一种藉由逐出英国人就能够获得的单纯政治情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及个人情境，必须逐出自己内在的魔鬼才有可能获得。
甘地在南非生活的二十年间，就亲自实行了这种自我支配。他以实际作为扬弃象征西方生活方式的许多事物，包括穿著简朴的印度农民服装，在家里自行教育子女而不将他们送进欧式学校就读，而自己或家人生病也不采用西方医疗方式治疗。他同时也扬弃了印度生活方式中若干根深柢固的习俗，尤其是与种姓制度有关的规范：他与家中的每个成员共同分担家务，其中包括传统上认为只配由最低等人从事的污秽工作─例如洗衣、理发、清理尿壶等。他的生活特征就是劳动、简朴，以及纯净，最明显的表现则是在他清淡的饮食习惯，以及他于一九○六年所立下的禁欲誓言。
不过，将他带回印度的，则是他的世俗事务。在南非政府决定废止登记法令之后，甘地即认为这项兼含政治与心灵方面的实验已可告一段落，从而将他这段时间以来获得的实验知识应用于印度。他于是带着独特的经历启程回国：寄居国外的生活给了他综观印度整体的视野，而相隔两地的距离也使他未受政治争论的僵滞气氛所闭塞，得以发展出自己的思想见解。一九一四年七月，甘地怀着对印度获致自立自由的理想，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英国统治：殖民霸主
英国人最早于十六世纪抵达印度的时候，是以商人而非征服者的身分前来。他们在海岸上设立了筑有防御工事的交易站，而把内陆的统治权留给信奉回教的莫卧儿帝王。莫卧儿人的祖先来自于中亚，侵入印度后虽就此定居下来，却没有建立中央政府，而是以订约方式由当地统治者负责承贡财物与兵丁。到了十八世纪，这项制度终因印度当地的敌对势力爆发冲突而告瓦解。
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东印度公司─握有英国对印度的独占贸易权——于是发兵征讨，而于一七六五年以其加尔各答总部周边为基础，控制了孟加拉。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东印度公司逐渐往南边与西边扩张其控制范围，而涵盖了大部分的印度次大陆，其军队人数更成长至二十五万人以上。东印度公司并将所控制的区域划分为三个「管区」：加尔各答、东南海岸的马德拉斯（Madras)，以及西部的孟买。英国统治就此落地生根。不过，统治印度─其面积等于不含俄国在内的欧洲是个繁重的工作。东印度公司于是以军事保护为交换条件，与掌控广大领地的侯国签订条约─以省却自己直接管理的开销。
英国向来明白自己必须依赖在印度的各个盟邦。东印度公司一位驻在马德拉斯的官员孟罗于一八一七年写道：「我们经验的不足，以及对当地人民的缺乏了解，迫使我们必须寻求既有的政权处理印度的国内事务，而为了巩固我们的地位，则必须由各个村落的村长组成团体来支持我们的统治。」为英国服务的印度人可获得许多好处：酬劳、地位、影响力、分享税收的权利，以及其它各种实质或象征性的报酬。
至于无法收买当地人支持的地区，英国则采取武力胁迫。－八五七年间，印度北部到处都有印度军民的反抗行动，英国花了一年时间，加上海外增援部队的协助，好不容易才成功地压制下来。在部分对英国殖民政权长期以来怀有不满的地方君主所统治的地区里，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但依赖英国而获得权位与财富的乡村权贵，则保持了地区的良好秩序，没有动乱发生。一份政府报告坦承，地方的忠心王侯是「阻挡风暴的防波堤，若无他们的缓冲，我们必遭大浪淹没。」
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而将印度收为直属王室的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便接掌了维系印度权贵对英国忠心的工作─以钱财、土地、头衔等手段给予奖赏，并指派印度人士组成咨询议会。这些手段已不同于英国人初到印度时采取的方式，但他们的策略却未曾改变：以发给奖励及保护合作者的方式遂行对印度的控制。甘地于一九○六年写道：「英国人并未夺取印度，，是我们自己奉上给他们的。他们之所以留在印度，并不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大，而是因为我们留住他们。]
民族主义份子
部分印度人自始就不曾顺服过英国统治，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更有少数人士出面为这种反抗意志代言。这些人多为专业人士，因受过英语教育而得以跨越印度繁多的语言及方言所造成的隔阂。由于他们担任记者、律师，或者公务人员的身分，因此经常四处流动，并凭借英国统治者建造的便捷价廉的铁路，使其足迹得以遍及全国。对他们而言，印度不再只是一块块相互不同的区域，而是这些区域共同组合而成的整体。他们除了利用英国统治者的语言及铁路之外，也开始吸收并应用欧洲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潮。
成立于一八八五年的印度国大党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中心。每年十二月，所有党代表齐集于一个城市，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演说，以及社交活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送交英国官员，然后才结束这一年一度的重头戏。国大党刚开始完全不具煽动性；是由温和派份子主持的组织，目标在于改革，而非推翻政府。他们谴责英国统治者加深贫穷问题，也试图减少大英帝国对印度资源的攫取，但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却极为平和─提出决议、请愿，以及媒体宣传！而且他们自认为是「忠心的反对党」。英国向来只将其当成小麻烦，而从未视之为威胁。
政治活动并非民族主义份子发泄不满的唯一出口。有些民族主义份子较为急躁，也较有决心要彻底终结英国统治，因而愿意采取暴力手段。第一支秘密恐怖团体出现于一八九○年代。他们相信只要杀掉主事的英国官员，即可终结英国统治─后来二十世纪的革命份子，也一样对暴力怀有这种错误的认知。激进份子所选择的抗争手段虽与温和派份子不同，但采行的策略却是一样的：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改变印度。
印度民族主义当中另有两种不同思潮。其中之一提倡发展本土工艺与教育的「建设性工作」，另一者则强调政治手段，以国大党内的极端份子为首，企图唤起人民停止与英国政权配合极端派领袖之ㄧ的提拉克（BalGangadharTilak）于一九○二年说道：「你们虽然遭到压迫与忽视，却必须要了解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只要你愿意，你就可让政府无法运作。我所指的对象就是掌管铁路与电报的你，调解纠纷以及收取税捐的你......]每个企图吸引印度人民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都必须设法跨越印度各种宗教与语言的隔阂。国大党内大部分的领导人物，以及印度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印度较不过在十九世纪末叶,约有四分之－的印度人属于回教徒，其中有些是早期侵略者的后代，有些则原本是印度教徒后来才改信回教。在孟加拉以及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区，回教徒都占有多数或几乎占有多数地位。另外还有少部分人口属于锡克教徒，大多居住于印度北部平原的旁遮普省，并在当地形成可观的少数势力。
虽然许多国大党员以及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会讲英语，大部分民众却只会自己的母语。印度有两大语族,各自涵盖数种不同语言,之下又分为各种方言。印度伊朗语族(包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以及古吉拉特语）主要分布于印度北部，达罗毗荼诸语族（例如泰米尔语以及泰卢固语）主要分布于南部。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之外，还有另一项复杂纠葛的因素：印度各地的人民都有与生俱来的种姓地位。一个人在社会里的阶级、在宗教仪典里扮演的角色、所能嫁娶的对象，以及能够从事的工作，尽皆决定于其种姓地位。在大部分地区，如婆罗门这类居于最高种姓地位的人，皆不得从事劳动，而都是地主、行政官员，或者商人。最底层则是「贱民」，只能从事鞣革或清理排泄物之类的工作。这套制度虽非毫无弹性─种姓地位并非绝对以出生背景决定─但却仍造成许多印度人之间的隔阂。
英国人尽其所能地强化印度人的分化状态。举例而言，东印度公司于一八四○年代中期并吞锡克教徒所统治的旁遮普之时，即利用孟加拉人组成的军队从事侵略行动。到了一八五○年代，印度北部的孟加拉士兵起而叛乱，英国便给予锡克教徒报复的机会，由其组成的军队前往镇压。不过，这种分化统治的策略也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紧张状态，尤其是宗教方面的对立。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仇恨经常激化成为群众暴力事件。举例而言，印度教徒为了保护牛只免于在回教庆典中遭到屠杀而发起的一场运动，最后竟于一八九三年演变成一连串伤亡惨重的暴动事件。
如何将国内互相敌对的地区团结起来，只不过是印度民族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初始面临的众多难题之一。他们的目标究竟是要促成英国殖民政权的改革，还是要彻底加以推翻？他们该如何将反对运动从国大党内受过教育且生活富裕的少数菁英份子推广至其它人民？他们应该采取合法平和的手段，还是大量动员群众，或者也该使用暴力？在一九一四年间，这些问题并没有清晰的答案─也没有人能够指引方向。不过，这种情形很快就有了改变。
甘地和印度：「真正的觉醒」
甘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印度。虽然战场是在遥远的欧洲，但英国仍征召印度男丁为大英帝国征战、牺牲，同时也对留在家乡的印度人民提高税捐。对于大多数皆支持参战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印度人民所付出的牺牲正是他们主张权利的又一理由。他们指出，由于印度人民为自由国家的同盟尽了一份心力，因此他们的权利也应当受到尊重。一九一六年，国大党与回教联盟合力争取宪政改革，以达成完全自治的目标。
对甘地而言，印度的宪政状况并非主要的问题。他在南非的经验使他相信自我支配无法经由上层的政治改革获得，而必须由社会的基层改革以及全民非暴力运动来达成。他一回到印度就马上投身这些事务，但他所推行的计画并不受其它印度本土领袖的重视。矛盾的是他私下的努力成果，却将他推上了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
甘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搭乘火车走遍全国。他都搭三等车厢，因而得以从由下而上的观点观察印度社会─令他更加明了到印度要达成自主之前，必须进行多么巨大的转变。他于－九一七年指出，要达成自我支配，就必须先有「生命各个层面的觉醒」，并以个人的知觉作为努力的起点。印度要达成自我支配，不同种姓地位与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就必须互相团结，付出对印度一切事物的热爱，以实际的变革改善地方行政、教育、公共保健与环境卫生。「我们可以向政府请愿，我们可以争取......。我们的权利；但若要促成人民真正的觉醒，就必须更加重视针对内在的活动。」
这项原则是甘地毕生奔走的动力来源。他谴责宗教彼此之间的不兼容，而呼吁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互相团结。他对女性遭受的不良待遇——例如妇女月经来潮时被迫隔绝及禁止与人接触─深表遗憾。他恳请地主与雇主负起对穷人的责任（但他并不支持土地改革这类经济重新分配的主张）。甘地尤其对贱民制度严加谴责，而且─犹如林肯在半个世纪前对美国黑奴制度所发的议论─指出。。[只要这个诅咒存在一天，那么我们在这块神圣土地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我想就不得不视为是适当的惩罚，因为我们所犯的这项罪行既深且重。」
甘地的「建设性计画」不只是训诫别人如何生活的空洞口号。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即以实际行动打破区隔印度人的藩篱，不仅公开与回教徒及贱民往来，也与穷人杂然而处。除此之外，他也一贯地穿著印度纺纱手织而成的土布，而且发起提倡纺纱的协会，并于日常生活中抽空自行纺纱，即使在领导全国抗争运动期间也不曾间断。
甘地并且为志同道合的人士成立社团，以共同实践他的自我支配概念。其中最有名的社团是位于古吉拉特邦之阿默达巴德的沙巴玛堤静修处，其成员皆立誓遵循真理与「万恨舍」─保持独身、过着以祈祷与劳动为主的简朴生活，并对贱民制度弃而不顾。最后一项誓言是最难做到的：静修处成立才几个月之后，就因收受一个贱民家庭而导致许多成员退出（由于甘地向当地一位商人募得足够资金，该社团才得以继续运作下去）。
对甘地而言，社会革新不是最终目标，而是非暴力运动的基础；因为回教徒与印度教徒彼此之间的仇恨、公共领域对女性及贱民的排除，以及大多数民众皆深受其害的贫穷与无知，都是推动整合一致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遭遇的障碍。
他在印度首次实行的真理之力是一项个人抗议行动：他于一九一七年前往比哈尔邦的香帕兰区调查一件寥蓝种植业者剥削农工的控诉案，却遭当地官员命令离开。甘地拒绝照办。政府于是指派一个委员会前往调查当地情形。第二年初，他又在阿默达巴德涉入一场劳资纷争，协助纺织工人抗议资方删减薪资。他先是力促双方妥协，接着发起罢工，最后则宣布绝食抗议（这是往后许多同类型抗争行为的开端），而终于达成协议·经由协助农民与工人争取权益，甘地于是和民族主义政治份子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自我支配不只是位高权重之人冠冕堂皇的空话，而是对苦难大众具有实质可见的好处·他在各个地区招集志工建照学校、改善卫生状况、提倡手工艺，而与教师、律师、商人，以及有地农民建立起关系。这些人日后都成为甘地最忠诚的盟友。结果，由于这些真理之力运动引起广泛注意，甘地的名声因此传遍全印，成为促进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人选。
[观看弹痕]
就在甘地大力宣扬社会改革并推动地方性的非暴力运动之际，国大党依然不断争取自治。到了一九二○年底，国大党领袖终于了解到，他们必须借重甘地无人可比的群众魅力以及组织策画的能力；而甘地也愈来愈觉得，若能在领导高层赢得自我支配，则对于建立草根的自我支配也必有重大帮助。他们合作的时机已然成熟。
英国人更提供了促成他们合作的催化剂。一九一九年的《罗拉特法》以因应战争的紧急状态为由，而扩张了各种限制规范，包括对从事煽动行为之人进行的行政羁押，可毋须陪审团而由法官径行审判。甘地深感震惊。他说道：「对于一个能够订立这种法令的政权，我觉得我再也无法促使民众和平遵循其法律了。」于是，他首度开始考虑进行涵盖全印的真理之力运动。
甘地首先策画一项由受过训练的活动人士所进行的小规模运动，参与人士皆发誓要违抗法律并避免使用暴力。他将四月六日订为禁食祈祷日，仿照称为「hartal」的哀悼日习俗进行罢市；接下来的抗议行动则只限于公开贩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政治人物担保道，如此可让反抗英国统治的抗争行为脱离暴力手段。他写信向一位温和派领袖指出：「年轻族群不会满足于请愿等活动。在我看来，真理之力是唯一能够遏止恐怖行动的方法。」
罢市活动大致按照计画进行：印度各地的民众皆停止工作、关上店铺去参加聚会。不过，罢市活动结束后，事情的发展却超出甘地的掌握。他遭到逮捕的传言引起阿默达巴德一群工厂工人的暴动，造成五十多间房屋焚毁以及二十八人死亡。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罢工与集会活动演变成抗议民众与警察的街头战。驻守于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戴尔将军对此情形无可忍受，因而决定镇压暴动行为─顺便也趁机教训民众。
四月十三日，戴尔下令禁止四人以上的群众聚会。民族主义份子置之不理，而于当天下午在查理安瓦拉公园─一个四面皆由砖造建筑围绕、仅有几个出入口的大型广场─召开一场集会。戴尔并未采取行动阻止前往参加的数千名民众，却于四点钟过后不久率领两辆装甲车及约五十名士兵抵达现场。他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命令手下开枪。他们于十分钟后离去，对现场的伤亡民众弃而不顾。（据英国官方的调查委员会统计，死亡人数共达三百七十九人；印度人本身则估计高达一千五百人。）事后，戴尔毫无悔意地坦承道：他本可采取不流血的方式停止该场聚会，不过，他也只用了「最少的火力，仅足以达成必要的道德警惕及广泛效果......就军方的观点来看，这项效果的对象不只是现场民众，更包括旁遮普所有人口」。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殖民政府彻底落实了这项「道德效果」。官员实施宵禁、禁止集会、举行即决审判、刑求囚犯，并公开鞭打或处决百姓。军机从天上投掷炸弹并以机关枪扫射印度人民。在许多城镇里，印度人皆必须向英国官员敬礼或鞠躬。在一条有一名英国妇女遭到攻击的街上，戴尔要求所有走上那条街的印度人都必须以四肢爬行。
阿姆利则惨剧的幸存者对当天的事件及其后果毕生难忘。后来在拉合尔大学成为学生活动人士的杜娥，仍记得小时候家人带她去查理安瓦拉公园的情形。「家人把我抱到墙边观看弹痕，」她回忆道：「我们把被血染红的土壤带回家……我姊姊说：『这是神圣的东西，必须要保存在银制的盒子里。你要每天在盒子上面摆花。这是你每天清晨的第一件工作。』旁遮普的屠杀事件反倒加深了争取自治的渴望。
甘地对于他的反罗拉特法运动意外造成的暴力事件极感震惊。他禁食三天以为悔过，但对英国政权的态度却转趋强硬。他指称英国对阿姆利则事件所提出的官方报告「粉饰真相」，而听闻戴尔将军成为部分英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之后更是激愤不已。他早先原本希望印度能够在英国的宪法制度下达成自我支配，现在则认为英国殖民政权「惨无人道」且「毫不诚实」。他指出，印度人绝不可再容忍这种政府。
不合作运动
为了团结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政权，甘地指望国大党能够提供组织，于是全心投入党务，以助其转型摆脱菁英论政团体的狭隘形象。国大党一面扩大乡下与地方的委员会，吸收新成员，同时也开始从事发动大规模群众抗争的挑衅工作。温和派份子对于这种宪法体制外的手段虽怀有疑惧，但甘地的崇高地位却使他们不至于加以阻挠。他不久即赢得党内对非暴力手段的支持，而他为党所起草的新章程也一样获得采用，而使国大党更有效率且更具代表性。这其中不只有形式上的变化，也有实质上的改革：党员的衣装不再以西装领带为尚，而开始穿著「土布」，亦即甘地推广的手织布。
国大党计画了几个不同阶段的不合作运动。。完成筹募资金及建立组织的工作之后，即对学校与法院发起抵制行动；接着抵制进口布匹，同时推广利用手工纱线织布。最后则以印度公仆的集体辞职，以及在部分地区发起精心策画的非暴力抵抗行动，作为这一波不合作运动的结束。经由良好的规画、渐进的发展，以及克制蓄意违法行为，甘地希望这次的运动不会再像旁遮普事件那样引发暴力。
虽然几无律师加入抵制法院的行动，辞职的印度公仆也仅占少数，而学生又很快就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国大党依然得以将民族自由的理念首度传达给全印人民。甘地是运动的先锋：他走遍全国─或乘坐火车、或搭乘载货车、或以双脚行走─向民众传播他的理念。各地的民众，不论教育程度高低、不论贫富、不论都市或乡村、不论信奉印度教或是回教，纷纷响应他的呼吁，而向贩卖进口布匹的商人包围抗议，或加入志工团体，或采取其它手段支持这项理念。
不过，国大党领袖虽证明了自己激发群众抗争行为的能力，却也发现群众的情绪难以控制。阿萨姆邦的国大党领袖即对茶园里流动工人的罢工行动感到失望；孟加拉与安得拉三角洲等地的领导人则
未能阻止农民拒缴租金与税捐，以及违犯森林通行法规。甘地明确表示运动的目标在于终结帝国统治，而不在抗争地方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因此他也排除了罢工以及反地主等活动。不过，许多人依然不免在运动里掺入自己的个人色彩。
在甘地眼中，最糟糕的是暴动行为。联合省（后来改称北方邦）的农民劫掠市集以及地主住所；孟买则有群众攻击欧洲人、英裔印人，以及拜火教徒的事件。甘地沮丧之余说到：「除非能够在人民之间形成全然非暴力的精神，否则我坦承我无法成功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达成目的。若说我不耻政府的组织暴力,则我对人民未经组织的暴力更是深恶痛绝。」一九二二年二月，就在国大党准备发起新一波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之际，北方邦二十二名警员惨遭杀害的事件终使甘地取消一切不合作运动。
截至此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展现出新的成熟与活力，一方面是由于甘地的领导，一方面是由于国大党的变革，另外也受到不断成长的社会基础所强化。不过，甘地的群众魅力利弊互见。他不论到何处，民众都争相前去听他演说，或者只是亲眼看看这位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这个人的影响力成长极为惊人，」马德拉斯总督写道。他的一位助手「对于每个车站所聚集的庞大群众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们不但秩序良好，而且对他们的领袖表现出绝对的忠诚。」
不过，甘地的卓越出众并未直接导致民众接受他的理念。他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不断增加，但大多数人却仍只是假甘地之名以遂行自己的目标或手段，而与甘地的理念相去甚远·对北方邦某个地区的农民而言，「甘地的自我支配」变成了推翻地主及取消租金之激进想法的同义词，他们甚至还用他的名字来辩护劫掠行为。
此外，甘地虽然让印度人对于自身的力量有了新的体认，他的运动却还未能达成自我支配。不论是传统政治份子所追求的政治自立，还是甘地视为自主之骨干的国家统一与自律，都仍遥不可及。在不合作运动结束后的几年间，国大党与甘地都不再采取非暴力群众运动，而转以其它方式追求目标的达成。对许多国大党员而言，英国人于一九一九年所从事的改革赋予了他们在地方上有限的实权，也因此提供了个人的发展机会·从事体制内的运作也许可以促使英国人实施进一步的改革─至少他们这么希望。
甘地于一九二二年对不合作运动喊停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即被捕下狱，坐了近乎两年的牢。他在这段期间勤于阅读并充分思考。获释之后，他依然回到国大党从事幕后工作。不过，他又开始把精力投注于他刚回到印度那几年所推行的「建设性工作」，例如提倡纺织、缓和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反对贱民制度。他无意放弃政治领导工作以及真理之力运动，但至少在当时，他再度把注意力转回到建设性工作上。
非暴力抵抗：「全国的呼声」
对民族主义运动而言，一九二○年代中期是段充满失败与挫折的时期。在甘地缺席的情况下，国大党的政治人物对于如何对付英国政权争论不休。赞成地方议会选举的人士遭到要求重新争取全面独立的人士抨击，而地方与乡下委员会也因此萎缩。另一方面，由于印度教徒狂热程度升高，而回教徒又人数锐减，国大党也因此遭受两个教派间关系紧张的困扰。
与前次的情况相同，英国方面的一项行为又再次激发了国大党的活力。一九二七年，英国官方成立了一个以赛门（JohnSimon）爵士为首的委员会，检讨一九一九年的改革成果。这项举动显然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然而，委员会却完全没有纳入印度代表，显示英国人并不把印度人视为共同形塑印度宪政前景的伙伴。套用甘地的话语，这个委员会是「对全民的组织性侮辱」。委员会不但遭到印度人领袖的抵制，其委员前往全国各地之时，更是受到民众的罢市抵制及示威抗议。
印度政治人物于是仓卒地组织起反英国政权的统一阵线。曾对委员会发起抵制的各个团体皆指派代表参加党派联合大会。由于各方要求大会起草适用于未来自由印度的宪法草案，大会于是提出《尼赫鲁报告》（名称取自起草人之一的莫提罗·尼赫鲁〔MotilalNehru〕），将印度的未来设定为大英帝国之下的自治区，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以及由印度全体成人所选出的议会。不过，这份报告却遭到大多数回教领袖的反对，因为其中并未纳入他们对于国家分权制度及在地方议会里保留回教徒席次的要求。而且，莫提罗之子贾瓦哈罗·尼赫鲁及其激进的国大党同僚，也对报告中未能要求完全独立深感愤怒。
眼出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而在会议上敲定了一项温和派与激进派都能接受的协议。国大党将采行《尼赫鲁报告》，而英方则必须在一九二九年底以前接受报告内容。他们如果拒绝，印度人将发起要求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同时，甘地也坚持国大党必须进行组织再造，并重新推动建设性工作─由于他要求国大党全盘接受他的条件，否则将再次退出党务运作，他的提议因此完全受到采纳。
而在此时，反对阵营也再次对真理之力的潜力重新燃起信心，原因是一九二八年发生于古吉拉特巴朵利地区的一场运动。建设性工作在巴朵利地区所札下的根基颇为深厚，尤其是在帕地达人(Patidars）身上。帕地达是种姓阶级的一层，成员为生活小康的农民。在甘地的敦促之下，帕地达人设立了许多静修处，并联合成为互相支持的网络，提倡纺织、自我节制，以及一般福利。后来，英国政权下令把土地租税估算标准提高百分之二十二，帕地达人便以这个网络为基础加以抵抗。他们以与甘地关系密切的帕地达律师帕德尔为首，决定在政府给予他们满意的答复之前拒缴一切税金。
这场运动成功聚合了巴朵利地区所有人口的支持。政府开始没收并拍卖未纳税捐的土地之后，买地的人也同样遭到抵制。帕德尔定期与甘地交换意见，甘地也利用他所编辑的两本期刊广为宣传巴朵利真理之力运动的消息。地方政府原本打算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前往镇压，但英国政权担心运动可能因此扩散，而施压要求地方官员与帕德尔进行交涉，结果终于造成估算标准的大幅调降。
巴朵利运动不但是帕地达人的胜利，也证明了甘地的眼光正确。从这次运动可以看出，只要参与的民众有组织、有秩序，而且团结一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同时，这次运动也证明英国政权并非无可动摇。「的确，人的枷梏是人给自己套上的，也唯有自己才能够加以打破。」甘地说道。现在，他已再次准备好要在印度为数众多、组成复杂的人民身上推行真理之力了。
「我……知道该如何领导」
巴朵利运动的成果必须移植到大规模的运动上，而只有国大党能够提供涵盖全印的必要组织结构。不过，其下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早已名存实亡，没有固定预算，也没有帐册登载，有的甚至连间象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在古吉拉特等少数地区，才有组织健全的委员会。
因此，甘地便于一九二九年着手为国大党注入新活力，而引来许多新成员，某些邦里也因而展现新气象。举例而言，在沉潜已久的国大党大本营北方邦，各地方总部皆重新改组，同时加紧吸收成员，并筹募资金以支付志工薪资，这些消息也经由媒体以及群众聚会广为传播。贾瓦哈罗·尼赫鲁与甘地走访北方邦的行程，更激起了高度热情。不过，并非各地都有如此盛况。有待完成的工作实在过于繁杂，而国大党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完全恢复元气。
由于国大党的领导阶层意见向来无法一致，因此草根阶层冷热不一的状况也就愈形严重。许多老前辈依然不愿涉入会造成骚乱的群众运动，而希望与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较为年轻、斗性较强的成员，则坚决反对妥协，并对采取激烈手段的策略深为着迷；而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会长博斯甚至还与恐怖份子有密切关系。甘地于是运作贾瓦哈罗·尼赫鲁当选为党主席，并采行其它各种手段维系激进份子的忠贞，总算让国大党免于走上分裂之途。
在调和不同民众之间的差异性上，甘地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以前，他不论在南非还是印度推行真理之力，都能够与回教领袖结盟，并说服一般的回教徒参与其中。但在此时，即使是与国大党有过合作经验的回教政治人物，也不禁对这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所推行的运动怀有戒心。甘地试图向他们保证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政权J取代英国政权，但由于他本身也经常使用印度教的象征，以致削弱了他的公信力。邀集回教政治菁英加入运动的努力并未成功：只有一小群所谓的民族主义回教徒愿意与国大党合作。
另外，其它迹象也显示，这新一轮的非暴力运动难有平顺的前景。恐怖份子于一九二九年发起多项对英国官员的攻击！其中包括一起暗杀总督的行动！而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与孟加拉等地所发动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则显示阶级斗争思想对工人的动员力量，丝毫不逊于国家团结的呼声。
甘地在一九二九年间虽然投入政治甚深，却也未曾轻忽过建设性工作的推行。他对贱民制度以及女人受到不当待遇的抨击不曾梢歇，也一再提倡抵制进口布匹，以致扩展了政治活动的范畴。任何人——包括闭锁于家中的老年人、残疾人士，以及妇女——都可藉由对自己的生活做些简单的改变，而为争取印度自由的运动贡献心力。达丝特小时候正逢此项盛大的运动，曾经亲眼目睹印度百姓无时无地不以小纺车织布，即便在火车上亦然。后来，达丝特的学校采用白色衬衫与水蓝色裙子为制服，她母亲便差她去买蓝色的染剂，而为她缝制了一套土布制服。这时甘地又再次于全国各地展开巡迥演说及募款活动。这些活动使他对印度的了解远超过其它的政治人物，但他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对印度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时机是否成熟抱持疑问的态度。他写道：「只要民众能够遵照我的要求行事，我便知道该如何领导他们走向非暴力反抗之路。目前我还看不出有这种迹象。」不过，有一个地方倒是有一小群活动人士愿意遵从甘地的要求：也就是沙巴玛堤静修处。因此，甘地便以静修处为发动真理之力运动的替代基地，不过规模有限。至于全民参与的大规模运动，他虽然不曾停止过筹备活动，却一直对其成效持疑。
另一方面，站在英国政权顶端监看这一切发展的，也是一位正直睿智之士。厄文男爵爱德华·伍德自一九二五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一职。他不但在过去的公职生涯里表现杰出，日后的宦途更是耀眼。。他后来取代艾登（AnthonyEden)而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正如日后这项职务所示，他肯与任何人─即使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坐下来谈；即使面对攸关自身的威胁，也宁可协商而不愿斗争。
厄文生于约克郡，为第二任哈利法克斯子爵之子，终生深具宗教色彩，并对人类怀有真挚的同情——他的表达方式时有出人意料之处。一九二八年，甘地外甥马刚拉尔去世，厄文去函表达哀悼之意。函中写道：「我可以想见他的逝世对于阁下及他的家人所照成的打击，因为伤痛与亲人亡故的经验无人可免,而人类在共通的经验上是感同身受的。」
一九二九年对甘地而言是个进展不完全的一年，对厄文来说也是一样。他草拟了一份新的改革计画，计画中赋予印度自治地位，而细节则准备在一场于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中加以商议，与会代表包括印、英双方人士─虽然他本身所属的保守党强烈反对，他却还是赢得了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对这项计画的支持。不过，英国政府开出的条件并未达到国大党于前一年十二月所提出的要求。即使如此，厄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内的温和派份子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欣然接受这项改革计画。
国大党内的温和派的确要求给予善意的响应，但其它党员却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而言，如何对厄文所下的这一步棋给予妥当的响应，并非显而易见。他原本倾向于达成协议，但几个星期后，他却开始有所迟疑。将宪政改革的成败寄托于政治势力薄弱的工党政府上，尤其这项政策又在伦敦招致强烈抨击，在甘地看来是不智的作法。而且，他也知道－旦接受厄文的条件，博斯与贾瓦哈罗·尼赫鲁势将率同他们急进的跟随者背弃国大党而去。接近十二月底之际，甘地及其它印度领袖与厄文会面。厄文拒绝接受他们所提的协商条件，于是双方皆决心面对无可避免的冲突。
几天之后，国大党于拉合尔召开年度大会，而甘地提出的决议案─订定国大党的目标为透过非暴力反抗运动追求全面独立─则在绝大多数会员的赞成下获得通过。不过，他在国大党内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而非党员对其计画的认同。温和派份子对于强迫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的作法多所抗拒，并阻止甘地把对法庭、学校，以及市委会的抵制行动采纳为正式政策·由此可见，英国政权的魅力——其崇高的威望以及渐进改革的诱因─依然可观。
与此同时，国大党的激进份子却鼓吹采行全面罢工这类超出甘地接受程度的策略。此外,一项谴责暗杀厄文行动的决议案，也仅以些微之差通过，显示党内有许多人并非坚决反对暴力。甘地于是再次恳求党内的激进份子自我克制。。「你们如果要我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我就会照实去做。但你们必须担任战役里的士兵。」
行动策略
甘地离开拉合尔之时并没有明确的运动计画,也没有在新年期间赶工拟订，反倒花了许多时间待在沙巴玛堤静修处,经常坐在他朴素住家的游廊上与人交谈或独自静思，以充足的时间让明智的策略逐渐成形。在此同时,国大党则采取了若干预备措施。
一月六日，贾瓦哈罗·尼赫鲁直接下令所有国大党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拒绝从命者即撒销党代表资格。此举引起了强烈但不一致的回响；许多人对于与殖民政权合作所获得的甜头依然恋眷。令甘地尤其感到困扰的是，许多在经历前一两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而选择与国大党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回教徒，竟然也不愿奉行辞职令。
国大党的工作委员会订定一月二十六日为「独立日」，并安排于当天在各地举办活动，宣读由甘地与尼赫鲁所共同起草的宣言。印度各地的民众群聚于树荫下及广场上，聆听与杰佛逊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召唤自由之言词遥相呼应的话语：「我们相信印度人与其它所有民族一样,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任何政府......对他们施以压迫,人民即有对政府加以改变或推翻的进一步权力......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与英国断绝关系而达成完全独立。」
几个星期后，甘地即与工作委员会共同对激进份子可能发起的暴力行动进行因应对策的规画。甘地曾于一九二二年以取消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方式反制一场对警察的屠杀行动。不过，尼赫鲁指出，如果甘地这次再采取同样的手段，则英方大可藉由挑起暴力的方式终结这新一波的运动。甘地表示同意，而决定不为那些拒绝奉行其策略之士的乱行负责。他不会让那些人的暴力行为阻碍他的运动。
这是个关键的时刻。甘地如果把自己对暴力的厌恶无限上纲而置其它利益于不顾，便等于是奉送对手抗衡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权力。他知道非暴力抵抗的力量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可以乍开乍关。就算可以如此，他也不可能随时把手放在水龙头上。二月中旬，工作委员会决议由甘地主导第一阶段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而甘地一旦如众所预期地遭到逮捕，国大党将自行接替领导权，地方委员会尤其力抗争扮演吃重的角色。随着愈来愈多人遭到逮捕，主导权也将逐步向下传递，而与人民更为接近。
甘地在回到静修处的这段时间内，想到了对盐税发起真理之力运动以为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开端。自十九世纪以来，殖民政府即垄断食盐这项饮食必需品的生产，而对其销售课征税捐。现在，甘地打算以印度人自行产制食盐的方式打破这项按令。在部分印度领袖的眼中看来，食盐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实在不足以作为与英人斗争的标的物；而与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相较之下，更是不值一顾。不过，甘地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首先，盐税的课征明显不公，对愈贫穷的印度百姓伤害愈大，即使英国官员也难以找出合理化的借口。甘地指出，政府的作法等于是把盐从人民手上偷走，再强迫人民以高价买回。他宣称：[人民一但对自己的力量有所领悟,即有权取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事物。]由于盐税具体而微地象征了殖民统治的不公义，因此若能打破食盐的垄断权，最低阶层的印度人民便也能够实际体认到争取自我支配的意义。食盐运动将证明自我支配并不只是高远的政治目标，而是代表印度人对自己日常生活所应有的控制权。
甘地除了希望能够藉由产盐运动而使穷人对争取自主的行动产生认同之外，也希望能够藉此让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一项他们彼此皆有切身之痛的不义，必可增强双方同舟共济的心理。此外，食盐运动在对抗英人的整体抗争行动中也有其战略价值。由于这项运动并不威胁到英国殖民政权的重大利益（盐税仅占政府收入的极小部分），因此也就不太可能会引致政府先发制人的镇压或者强烈的反击。如此一来,这项运动即有充分的时间能够发展，进而吸引同情反对阵营但又不敢冒太大风险的人士加入。
确定目标之后甘地即向厄文提出中止这项运动的十一项交换条件，其中除了废止盐税之外，并包括调整汇率、降低土地租税估算标准、减少军费支出，以及对进口布匹课微关税等。虽然厄文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但这些要求所碰触到的议题却远超过少数印度政治菁英的关切范围，而与广大的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尤其是商业利益以及农民福利。甘地藉此表明，自我支配是具有实质经济价值的。
三月二日，甘地从沙巴玛堤静修处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厄文。他称呼这位总督为「朋友」，并表示自己仅反对殖民政权,对英国人民并无敌意。他一面强调英国统治的经济重担，一面请求厄文协助他避免即将来临的冲突，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非暴力反抗运动将自三月十一日展开，由食盐真理之力运动拉开序幕。甘地仅得到一封厄文秘书的回函，函中确认收到他的来信，并对甘地的企图表达遗憾。甘地将他的信以及厄文的回函双双公开：他已向对手表达善意，而遭到了拒绝。
厄文丝毫无意妥协。他于二月二十日寄往伦敦的信中写道：「目前为止，食盐运动的问题并不会让我辗转难眠。」他手下的官员皆自信能够抵挡得了非暴力反抗运动，正如他们先前成功压制了不合作运动。关键极为明显：甘地等印度领袖认为他们能够「藉由阻碍统治行为而迫使我们让步，」国务大臣皮尔勋爵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对厄文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让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得逞。」
然而，即使国大党不肯合作，厄文依然希望举行宪政改革的圆桌会议。而他也了解，如果国大党以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势将沦为笑柄。回教领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份子当中的温和派尤其是重点。为了争取他们的协助，政府即须避免对非暴力反抗运动过度反应，而且一切行动也至少必须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此外，印度国务卿贝恩也警告道，政府正常的文官统治状态若有所改变，即可能损及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
同时，对于服务于军队、公务机关，以及警界的印度人，政府也必须维系他们的忠心，亦即无论反对势力多么强大，政府当局都必须展现出掌控全局的能力。情报局局长写道：「我们若让警察人员认为政府无力固守其立场与权威，后果势必不堪设想，我们对此必须铭记在心。」政府的政策必须够强势，底下的部属对于英国政权在印度的根基才会有信心，但同时又不能够过于严苛，以免失去国大党外亲英温和派人士的支持。
中央发给地方政府的指示写道：「政府所采取的压制行动必须有效，惟不应逾越实际情况所需之程度。]另一重点是，甘地一旦做出违法的举动，即须立刻加以逮捕；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任其消遥在外，只会长其支持者之志气，而灭政府之威风。
「不得退却」
在三月五日的祈祷时间，甘地号召他的静修同伴于七天后和他一同游行到海边，并当场制盐。游行是甘地常用的策略。他在南非便曾带领一大群社会底层人士进行长达五天的游行，不但途经敌意深重的地区，而且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这次的游行队伍则规模较小，较为紧密，走的路程也较远，并将穿越甘地深受崇拜的古吉拉特地区。他把游行视为一出政治剧，不但活生生地在目击者面前上演，同时也透过新闻媒体传遍全国。
参与游行的七十几位人士，皆是甘地知道真心信奉其原则的人，而不像国大党内许多口是心非之士。他们皆身经辛勤劳苦、牺牲奉献的静修生活，而甘地也相信他们的德行必然能够成为其它印度人的标竿。他们不同的出身地区、宗教背景及种姓地位，也正是全国人民的缩影，而象征全民同心追求正义。不过，在甘地的指示之下，游行队伍并不包括女性。部分女性运动份子因此加以抗议，他则解释说，如果游行队伍里有女性，英方将指控印度人利用妇女当挡箭牌以规避警方的攻击。他虽然希望女性也能够为自我支配贡献力量，但在这次的行动中，务实对抗英方的考量毋宁更为重要。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是紧凑的筹备时期。甘地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德尔协助之下，拟订了自阿默达巴德（Ahmedabad）往南至濒海小镇丹迪，总长两百四十英里的游行路线。途中所经过的部分乡镇在近年来的建设性工作以及真理之力运动熏陶之下，对甘地的诉求已有颇高的接受度，因此游行队伍也将在这些地区梢事停留。学生探查这条路线并搜集了相关城镇的资料之后，甘地所创办的古吉拉特语周刊《民报》随即刊登了各歇息地的时间表。他用尽一切方法使活动消息传遍国内，甚至连外国媒体也不放过。
随着三月十二日逐渐逼近，静修处以及阿默达巴德的气氛也愈显兴奋。甘地不疾不徐地说道：「这是一场坚守到底的战役。我们将背水一战......无论如何不得退却。」当局的作为也使得紧张情势更为提升。。一位地方治安官于三月七日逮捕帕德尔而引发了一场罢市活动，导致纺织厂、学校、商店，以及市政厅皆因而关闭。十二日晚上，群众发起守夜活动，并在破晓后进行祈祷以及吟唱圣歌。之后甘地出面表示：「这场斗争并非仅是作秀，而是最终的抗争行动…我要求你们赢得自我支配的胜利。不成功，便成仁。」甘地的妻子卡丝陀白自制手织布给他穿，并给了他一根拐杖。这位印度领袖走出静修处之后，即在旁观者心中激起了强烈而矛盾的感受。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迪赛而言，甘地令人同时想起「出征锡兰」的伟大战士罗摩（Rama）以及「发愿拯救受苦受难民众」的佛陀。
游行队伍每到一个乡镇，民众便会集结起来，以锣鼓喧天的方式迎接他们。甘地则会发表简短的演说，抨击盐税「不近人情」,并宣称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为「穷人的战役」。他在每一站也都敦促地方首长辞去职务，并指导群众针对拒绝辞职者发起抵制行动。。希望当地首长辞职的民众可拒绝参加他家举行的婚礼等各种喜庆活动，但不得拒绝提供他生活必需的各种服务。甘地坚持道：「我们一定要诉诸理智或情感，而非恐惧或胁迫。」
甘地希望借着游行至海的活动将一般百姓引入更为宏大的独立运动。他知道对穷人空谈团结是不够的；游行人士必须以个人的简朴生活及无私行为证明其言词。甘地指示他们每晚都必须露天席地而眠，而且除了生食以及休憩盥洗之处所外，不得另对民众有所索求。不过。甘地所要求的标准对有些人而言过于严格；他说他对于部分游行人士索讨牛奶与蔬菜及接受汽车搭载等行为深感羞辱。他在巴特甘论及这些奢华行径。一位在场的人士写道：「大家听见他声音里的哀伤，都静默无语。他的话语深深刺入我们的心。油灯一盏接一盏逐渐熄灭，于是会场一片黑暗，只剩下甘地身旁的一盏小灯还燃着火。」
在游行途中，处处可见印度社会难以消弭的裂痕。乡镇里的聚会几无回教徒参加，而游行队伍里的贱民也引起部分人士的嫌恶。不过，随着他们离目的地愈来愈近，前来聆听甘地教诲的民众也愈来愈多。在离巴朵利真理之力运动发生地不远的苏拉特，迎接他们的群众多达三万人；而在丹迪的铁路终点站，聚集的群众更是超过五万人。接下来更出现一波地方官员辞职潮：到了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苏拉特地区的乡镇长已有约三分之一挂冠求去。
食盐游行所掀起的浪潮，影响范围远大于古吉拉特地区。甘地沿途撰写文章并接受访问，印度各家报纸也纷纷以头条新闻报导这场游行活动，广为传播甘地的成就。演员帕登塞回忆道：「上天为证，我跟你说，即使是当时还只是小学生的我，一发现他正逐步达成目标，也不禁毛骨悚然。」三家孟买的电影公司派人前去拍摄供新闻短片使用的画面，而外国记者更使甘地在欧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九三○年底，《时代》杂志将他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出发三个星期后，游行队伍于四月五日早晨抵达丹迪，较预定时间提早了一天。到了当天晚上，已有一万二千人聚集于这座小村庄里。甘地称许政府对游行未加干涉，并将其归因于对国际舆论的顾虑。他吁求国际人士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说他们正迈向「自我支配女神的宫殿」，而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绝对不可让政府享有一刻的平静。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地」。
隔天，也就是四月六日的破晓时刻，甘地站在海滩上，俯身抓取一把泥土，以示打破食盐专卖事业的行动开始。游行人士于是立即以水桶装盛海水。有计画、有组织的不合作运动终于就此展开。
「甘地式的帽子满街都是」
自阿默达巴德至丹迪的游行活动实在是再成功也不过了。甘地让全国人民亲眼目睹一场以非暴力行动对抗麻木不仁之政府的实例课程。他以明确的言语以及毫不退缩的行为呼吁印度人宣告自己不受政府的法律与税赋所规制。他告诉英方说他不将其权势放在眼里,并以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走片各地鼓吹此项犯行，同时对所有人说他们皆有责任身体力行。
对英国官员而言，不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会为甘地所用。他们如果逮捕违反食盐法的人士，即不免为印度人的民族运动制造烈士，并且坐实甘地对他们采行高压统治之意图的指控。如果他们放任反对份子为所欲为，又可能使人怀疑其对印度抗争势力切实执法的决心。不论怎么做，都必然吃亏。
参与这项运动非常容易，只要是拿得到海水的人都能够制盐：只消把水放在锅里煮干，再刮起残余物即可。据报这项运动遍及全印各地，不过只有在孟加拉、马德拉斯，尤其是孟买的滨海地区，制盐活动才得以成为全民运动。在孟买，公开制盐的人士均获得众多志愿者以手臂相连而形成十多个圆圈团团围住，以免遭受警察侵扰。当时在联合省阿拉哈巴德与其父一同贩售食盐的贾瓦哈罗·尼赫鲁回忆道；「那时的情形犹如弹簧突然间解脱束缚一样。自制盐的品质好坏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对于食盐恶法的违抗......」
在食盐游行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甘地试图诱使政府当局逮捕他。他在四月二十四日发布一项别具挑衅意味的行动计画：他将对达拉沙纳的制盐厂发起一项袭击行动，而此举势将遭受政府的武力反制。贝恩对甘地所布下的陷阱了然于胸。他写道：「他们刻意给我们两项选择。。采取会被他们塑造成不正当且暴虐的压制手段，或是屈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不肯让我们袖手旁观。」
食盐游行展开之际，厄文自认想出了一套可行的计画：他要静待甘地犯法，然后再一举成擒。但这个矮小瘦弱的男子踏入丹迪的海水之后，厄文却不禁犹豫起来。逮补甘地无疑会引发激烈的抗争，并将激怒厄文想要拉拢来参加圆桌会议的温和派份子。
其它官员则比较关切秩序的维持。孟买总督坚称，甘地逍遥法外不但是对反政府人士的一大鼓舞，也是对政府支持者的打击。这道难题无可迥避。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写道：「逮捕甘地必然点燃全印的怒火；不逮捕他则是任由他在草原上点火。」厄文最后终于下了决定：他下令于五月四日夜间逮捕甘地，并引用一八二七年的一道法令，而免除了审判以及宣告刑期的手续。
甘地遭捕并未中止达拉沙纳的行动。七十六岁的退休法官泰巴吉伴同甘地夫人卡丝陀白，于五月十二日率领三百名志愿者前往盐厂。他们还未抵达目的地即遭逮捕，并判处三个月徒刑。但达拉沙纳的真理之力行动也没有就此结束。诗人暨工作委员会成员奈杜随即赶赴海边接替领导工作。她与志愿者数度接近盐厂，但每次皆遭警察挡住去路。他们于是索性就地坐下等待，一度甚至对峙长达二十八小时。被捕下狱的人数又再增加好几百人。
奈杜知道袭击行动是刻意用来诱引暴力的，而她也深切要求暴力行为不得发自己方：「你们无论如何皆不得使用暴力。你们会遭到殴打，但你们绝对不得反抗：你们甚至不得伸手抵挡。」五月二十一日，示威者试图越过盐田周围的铁丝网，警方于是冲上前去以铁皮竹棍殴打群众。一位外国记者报导：「所有的示威者连伸手抵挡都没有。他们像滚球瓶般倒下......幸存者不发一语，坚毅地依序前进，直到被打倒地为止。」第一列的游行群众遭到击倒后，后方的人员立即上前以担架抬走伤者─而接下来的每一天也持续有更多的冲突事件。直到六月六日，达拉沙纳的抵制行动才告一段落。
在游行前往丹迪的途中，甘地也思考过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认为不合作运动应持续以食盐专卖事业为抵制对象。拒缴税捐或违抗森林法规等行为应予阻却，因为这两者所反抗的对象并不像盐税那般具有本质上的不公义性。但他也认为抵制对象应包括洋布与洋酒。此举虽然违法，却可对英国政权造成打击。抵制运动应持续不断，但也应维持良好的秩序─只是不可能由他来执行。甘地及其同志皆心知肚明，他们不可能亲自领导每个城市、乡镇、村庄的运动，尤其在他们遭到逮捕之后更是如此。他们交由地方委员会去规画适合当地情形的行动策略，但有一项附带条件。。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非暴力。
国大党位于勒克瑙市的运动策画者在制盐及布匹抵制活动上的成效不大，于是转而以另外一种抵制活动迫使政府官员在出手镇压与撒手撒退两者中做出选择。在一八五七年的政变之后，英国政府即在老旧的印人社区里打通两条大道─不惜拆毁房舍，甚至墓地─以确保军队的快速通行。政府并划出一块属于英国的领土，中央有一条名为哈兹勒加尼的商店街。大家都知道城里这块所谓英国人的区域的秩序维持，即象征了大英帝国对勒克瑙的控制；国大党极早便遭禁止在哈兹勒加尼街上游行示威。现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份子决定提出一项挑战：印度人拒绝在勒克瑙的任何区域受到行动限制。
五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试图在哈兹勒加尼街上游行的国大党志愿份子两度遭警方拦阻，却也都在对峙一段时间后获准进入。虽有十三位领导人物因此遭到逮捕，但国大党也获得告知，只要申请许可证，即可进行游行活动。英方愿意让印度人进入英人的专属区域，但他们必须先承认英国政权的地位。未受逮捕的国大党领袖则无意让英国政府这么轻易了事。五月二十五日，－支约由两百名志愿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由数十名妇女带头走往哈兹勒加尼，警方于是加以阻挡。一位治安官对游行群众提出警告，要求他们自行撒退，否则将以武力驱散。警方等了几分钟之后，即把前方的妇女拉走。待骑警趋上前来，游行领队即命令群众躺下，于是警员便把他们拖走。由于部分人士出手反抗，警方即以铁皮竹棍对游行人员以及旁观群众一顿毒打。受伤人数超过百名以上，其中许多伤势严重，国大党并声称有人丧生。
对哈兹勒加尼这块禁区所进行的挑战行动可谓标准的真理之力行动。国大党挑中了一项对人民具有切身意义、又象征了英国统治之不公义性的议题。志愿份子坚决违抗英人命令，终于诱使警方攻击手无寸铁的民众，同时又避免己方出现暴力行为。示威人士所遭受的皮肉之痛正是勇气的表征，也令人想起英国政权向来采用的暴力手段。
不过，冲突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天，市府官员听闻国大党计画再度闯关之后，约四百人的警力与兵力随即开抵国大党总部，净空街道，拉下国大党党旗。国大党领袖于是取消游行活动，军队与警方也随之撒离。愤怒的居民一路尾随警察到警察局─国大党志工请求他们回家的呼吁完全无效─丢掷砖块、石头，以及瓶罐，最后并扬言放火焚烧警局。大约半个小时后，警方开枪射击。军队虽然恢复了秩序，但已有四人丧生。
当局宣布宵禁，禁止大型集会及游行，并逮捕了许多人。勒克瑙的不合作运动并未获得在象征英国政权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主义份子却赢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英人拋弃了英国政府并非枪杆子政权的假象。不过，他们也以惨痛的代价学得一项经验：许多他们希望能够唤起来反抗英国政权的民众，并不了解非暴力运动规范的理由，而这些规范的瓦解则把主动权交回给了暴虐程度较高的那一方。
在食盐游行活动之后，勒克瑙并非唯一迫使英国政权在放弃控制与采取暴力之间二者择一的地区。四月六日之后数星期以至数月间，从各地传回德里的电报以及报告，尽皆使得英方希望食盐运动终将无法掀起风潮而致失败的幻梦破灭。甘地所号召的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许多地区引起大小不一的波澜，而使英国政府心惊胆跳。
孟买市内的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以及洋布抵制行动遍及市内各地；志工占领街道以发动庞大而秩序良好的游行活动。新德里内政大臣黑格记录道：「国大党公然主持反叛行动。甘地式的帽子满街都是。身着制服的志工各就其位以进行包围行动，秩序井然不下于警方。」在孟加拉管区的米德纳普地区，警方攻击制盐志工的行为引发了一场乡间暴动：农民把村庄变为堡垒，以竹子与树干筑成路障，并在田野间挖掘壕沟。慌乱的地方治安官在六月间写道：「除非我们再开枪镇压，否则我觉得恢复和平的机会极为渺茫。」
随着事态发展逐渐形成暴动之势，甘地所激活的这场运动也不免扭曲变形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同属孟加拉管区的吉大港，一场奉行万恨舍精神的运动硬是遭到恐怖份子介入接手。四月十八日，约六十名男子闯入当地的兵工厂洗劫大量武器。他们高声欢呼：「甘地政权来临了！」并发布独立宣言，随后即与军警陷入混战。
主要为回教帕坦人居住的荒僻西北边境所传来的消息则更令政府忧心。事件的关键人物是阿布杜尔·克汗（AbdulGhaffarKhan），他原本大力鼓吹族群尊严与社会改革，后来则成为非暴力运动的忠实拥护者。他的跟随者包围白沙瓦的贩酒商店之后，领导人物即遭逮捕，而一大群人也因而在城里发起井然有序的游行抗议活动。但军队开枪射击，造成至少六十五人丧生；后来，两排印度步枪手拒绝遵照命令镇压以回教徒为主的抗议群众，政府官员于是将所有军队自城里撒离。英方对白沙瓦失去控制达十日之久，动乱也随之扩散至乡间，造成官员辞职，税捐征收工作与法院皆告停摆。厄文指称该省首长已陷入「精神崩溃状态」。支撑英国政权的梁柱似已渐趋瓦解。
镇压下的不屈精神
在甘地被补之前，英国政府并无压制不合作运动的良方，而只能静待运动平息。之后，地方官员获得授与特殊权限，于是采取直接的武力行动对付不合作运动。甘地得以行走两百多英里到丹迪而不受侵扰，但其它违犯法律的印度人则发现自己获得的待遇远不似那般温和。到了五月底，地方官员已获得授权，可逮捕包围及恫吓公务人员，或发起「反税捐」抗议活动的人士。
六月三日，总督理事会批准地方政府宣告「不合作运动之发动组织」为非法组织。到了夏末，工作委员会在多数地区都已遭宣告为非法。监狱里的国大党领导人物逐渐增加，包括尼赫鲁父子以及帕德尔。国大党人的通信也遭到检查，政府官员并于十月开始接管遭禁组织的动产与不动产。政府也草拟了一道内容完备的《紧急授权法》，以因应紧急状况。
英方用以压制不合作运动的策略，表面上看来也较为高尚。圆桌会议将于十月揭幕，而厄文依旧希望国大党能够参加─对英国政权仍然忠心的印度政治人物也怀有相同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若无国大党参与，则他们在圆桌会议上势必陷入极度孤立。于是，两位印度政治人物便前往狱中探访甘地以及尼赫鲁父子，并讨论把国大党拉进圆桌会议所需要的条件。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甘、尼等人同意，除了其它条件以外，只要所有因不合作运动被捕的囚犯获得释放、政府废止特别法规、归还没收的土地、准许抵制行为与制盐运动，并承认印度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他们便愿意让步。厄文拒不接受如此广泛的要求，于是到了九月的第一周，双方即已放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厄文的策略─结合镇压与谈判的手段以恢复正常秩序——在此遭到挫折，而英国政权的手段─逮捕反对人士、颁行特别法、暴力攻击抗议人士─则使得不合作运动趋于复杂化。国大党若想让运动持续下去并维持其强度，就必须反制执政当局的镇压行为。要达成这个目的，就必须确保采行手段的暴力程度不至于吓走想要参与运动的民众。如同达拉沙纳或勒克瑙那样让抗议群众大量集中一地的方式，会使民众极易遭受攻击。因此，国大党便将重点放在小规模而分散的行动，诸如制盐以及洋布与洋酒的抵制行动，以降低民众遭军警以铁皮竹棍或子弹伺候的风险。
国大党也明了英国政府可能必须为镇压行动付出代价。甘地被捕一事在许多市镇皆引发了示威及罢市活动，也造成许多迄未同意与英国政权唱反调的温和派份子辞去议员席位。同情印度人的记者并且钜细靡遗地报导警方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所施加的残暴行为，而国大党也发布达拉沙纳事件中伤亡人士的照片。所有镇压行为都可被国大党用来赢取印度人民更热烈的拥护。
英方发现对手具有百折不挠的决心后，就知道要中止不合作运动，必须击溃那个在背后推动的组织。他们着手阻止拥护民族主义的报刊与反对人士联络之后，国大党即改而印发传单。而在印刷机器遭政府没收之后，又改为向地方领袖发送信件、电报，或者派遣信使的手段以为因应。不过，在政府镇压之下，遍及全印的协调工作还是受到了限制。中央党部不再对地方发布详细指示，而只是呼吁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以及洋布抵制活动要保持非暴力的性质。在甘地所发行的期刊，七月号的《印度青年》上，一位作者宣称：「运动策略必须……视当地每日的状况而随之改变。」不合作运动并未因政府所发动的攻势而止息，只是随着地方领袖以及活动人士─前者被捕之后，后者即取而代之─的投入，而呈现多向发展罢了。
全面反抗
甘地身为运动领导者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把国家独立的愿景与务实的要求相互结合─前者为一小群菁英份子所珍视不已的崇高目标；后者则可缓进改善数百万印度人民的生活，并从而使他们与运动的成果休戚相关─并藉以号召众人支持他的理想。在他的设想当中，印度人争取自主的进程，可先从摆脱政府违反公义的食盐垄断措施开始，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由地方领袖挑选类似的议题发动更多的抗议活动。印度人生活（或生计）当中任何遭到英国政权干预之处，都可以是反抗标的。
不合作运动最不屈不挠的实践者非帕地达人莫属。他们居住于古吉拉特位于孟买以北的肥沃平原上。论及国大党的指导方针、甘地的行动主义，以及一般民众的情绪感受三者的融合为－，综观全印，再也没有比这里融合程度更高的了。除了甘地以外，身为国大党该区领袖的帕德尔也一同努力，而把古吉拉特转变为一九二○年代建设性工作的发展温床；他们并且曾经领导过若干小规模的真理之力运动，因而赢得民众的信赖。
帕地达人以其坚毅、自立，以及团结一致的特质而广获敬重。一位税捐征收人员肃然起敬之余，于一九三○年记述道：「他们具有达成这世界上一切事情的能力，不论好坏。他们的灵活变通以及坚忍不拔的特质真的非常奇妙。」他们于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天生好手。而就在甘地抵达丹迪的海滩之后，古吉拉特海岸的制盐活动也随即展开。数千名帕地达人为了制造与贩售食盐，完全无惧于警方的逮捕及殴打行为。
但对帕地达人而言，土地租税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英人自认为是帕地达人（以及其它印度人）耕地的最终所有人，并将土地估算值视为一种地租。拒缴税款─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曾数度这么做过─是一种独立声明，否认英人对于该项重要资源拥有合法权利。这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对政府运作真正造成损害的非暴力抵制运动。
反对土地租税法的骚动，早在不合作运动正式展开的几个月前即已开始。帕德尔由于对甘地希望先把运动目标限制于食盐的作法感到失望，而自行与凯达区的农民会面，敦促他们停缴税捐。该区的税捐征收员派人于拉斯村逮捕帕德尔，而村民为了抗议这项逮捕行动，便拒缴税款，并号召邻近村庄的帕地达人加入抗争行列。食盐游行队伍于三月十九日抵达拉斯之后，甘地要求当地的帕地达人停止抗争。不过，他后来却自觉有责任支持这项抗争活动，但他也向民众警告指出，政府的反应必然不会太温和。
为了避免税捐征收员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抵缴税款，帕地达人于是打包所有厨具、珠宝，以及其它贵重物品，然后运至隔邻的巴罗达土邦，因为其中许多人的亲属都住在这里。巴罗达的官员由于担心引起境内的帕地达人反弹，因而拒绝没收这些物品。到了五月中，抗税活动已扩展至古吉拉特的其它地区，并增加了释放帕德尔与甘地——他们两人当时都已被捕——的要求。不过，真正的挑战却是在好几个月后·也就是下一次的缴税期限。。十二月。在孟买当局的请求之下，中央政府下令没收所有因抗税活动而导致税款逾期的土地·而辞职的官员也不得复职。
古吉拉特的国大党运动策画人员竭尽全力劝阻支持者采用暴力。他们在凯达区的抗税运动中，即避免把巴莱亚（Baraiya)种姓阶级的地主拉进抗争行列，因为巴莱亚人素来酷好以暴力手段进行报复。欧德村里一群帕地达与巴莱亚群众联手攻击一位广受厌恶的警官之后，该村的领导人士甚至取消了抗税活动。这些预防措施使得抗税运动得以维持非暴力的性质，但也令其难以扩展至帕地达人村庄以外的地区。
秋季来临之时，帕地达人必须收割、贩售农作物，并赶在遭政府当局拦截之前把所得的财物运入巴罗达。不过，税捐征收人员在作物尚未收割之前即提早前往收取当年的税款。－天早晨，－车车的警员突然出现，将村民团团围住，加以殴打之后，还把他们身上的金饰搜括殆尽。有些村民被绑起来鞭打，其它人则被迫裸身站在村庄中央，任由警方闯入民宅里搜括贵重物品。然而，帕地达人还有一张王牌。两万多人集体逃入巴罗达，并就地扎营。一名英国记者报导道：「许多村庄都完全遭到弃置。从窗外可看到房子里的所有财产都已彻底搬空。在寂寥的街道上，除了对街一只跳下屋顶的猴子以外，再无其它的动静......」
土地租税拒缴运动也在联合省获得支持。一九三○年下半年农作物价格的骤跌─全球经济衰退的结果─使得土地租税对许多农民而言，成为难以负荷的重担。联合省的国大党部因而于十月着手推行抗税运动运动。策划者举办游行与集会活动,要求民众以书面申请加入抗税运动。警方则强力反击，不但摧毁作物，并驱走牲畜。在部分地区，农民甚至集体出走以躲避税捐征收人员。
在印度其它地区，抗税运动的主要标的则是村庄付给看守员的费用。这些称为「守护者」的看守员，其主要任务是向警方报告当地民众的出入情形。米德纳普区的农民对这种侵扰村内生活的措施本已极为厌恶，要求他们为之付费更是火上加油。季风季节来临之际，由于食盐真理之力运动受到天候因素的阻碍，守护者于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主要目标。包括守护者在内的村庄官员都遭到骚扰与排挤。约有一千名守护者因此辞职，而在部分地区甚至有多达八成的民众拒绝缴纳该项税捐。
对于位居内陆的中央州的贡德（Gond）与科库（Korku）族人而言，制盐并不容易。他们有一项更为迫切的问题：国有森林的进出管制以及在这些地区放牧牲畜所必须缴交的高额规费。夏日时节，许多人皆会携带铁皮竹棍与斧头到森林里砍伐树木与竹子，以便放牧牲畜。英国政府则已准备好要以暴力阻止这种对国有财产的破坏行为。州长于七月下旬表示：「我势必得强力打击，甚至不惜用抢。」到了十月底，警方已大体上压制了这些森林破坏行为。
在乡间的不合作运动中，国大党人经常发现自己落后于民众的行动，而必须花费极大力气才能导引运动走向并制止暴力行为（但也不一定顺利）。另一方面，都市里的抗议活动则大多为国大党所主导，并主要以具有象征性的议题为诉求。非暴力运动变得颇具创意，在孟买尤其如此。食盐抗议运动平息之后，国大党便派遣抵制人员监看洋布及洋酒商店门前的街道、散发传单、在夜空下焚烧洋布、在海滩上举行吸引上万民众参加的集会、定期发动罢市活动以抗议警方的逮捕及滥权行为，并率领庞大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
孟买的抗争活动于十二月十二日出现高潮。一群抗议人士躺卧在街上阻挡载有洋货的卡车通行，结果造成一名年轻的志工丧生─国大党称其遭卡车辗毙。消息迅速传遍全市。到了傍晚，已有许多民众到悲剧发生地点致哀。第二天，国大党志工四处散发事件公告，并发起游行，将死者遗体抬往秋帕逖海滩。警方手握刺刀阻挡他们的去路，并攻击邻近街道上伫足围观的民众；整天冲突不断。后来，命案现场成了摆满鲜花的圣坛。警方虽一再清除，但新的花束也不断出现。达丝特回忆道：「你得要亲身住在孟买，才能感受得到......那股憎恶英国人的气氛。」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马德拉市以及其它地区的运动策画者也都采行类似的策略，或公然违抗殖民地政府颁订的法规，或占据公共场所。警方有时采取放任态度，有时则以铁皮竹棍进行驱散。这些冲突主要是策画给成千成百的围观民众看的，因此虽然对殖民地政府的实质伤害不大，却藉由警方殴打非暴力示威群众的景象而赢得大众的高度同情。另一方面，这种造成示威群众受伤的活动也利弊互见；如此引来的同情人士可能是崇尚暴力之人，从而导致暴力行为的责任归属不清、使旁观者心生畏惧、并可能引致更激烈的镇压行动，而阻碍运动的发展。
不合作运动虽为集体运动，但参与其中的个人却必须面临极为切身的抉择。拉合尔大学的学生以逐户收集洋布并集中焚烧的方式贡献一己之力。杜娥的家人早已改穿土布，并丢弃了大部分的洋布衣物。唯一剩下的只有她母亲去世之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件「莎丽」（sari；译注：一整段的布或绸，为印度妇女裹身包头或披肩之用）。她怎能让这件母亲的遗物落入烈焰当中呢？但她－看到邻居竞相把东西拋掷给楼下街上的学生，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她下定决心：「母亲是母亲没错，但母国比母亲更为崇高。因此那件『莎丽』必须丢弃，所以我就把它交出去了......」
英方与国大党领袖都未曾料到妇女竟会如此热烈地参与不合作运动。妇女不仅携带水壶到海边盛水以烹煮盐巴，也在村庄里抵制没收物品的拍卖会，并对购买的人加以袭扰、羞辱。她们也遭到警方殴打，而且在一九三○年间约有两万名妇女被捕下狱。妇女并且成为地方上以及全印不合作运动的「发号施令者」。拉合尔一位学生运动策画人写道：「英国政府被印度妇女吓了一跳。我们并非......胆小、温驯、不识字的印度妇女，我们并不以局限于家庭的四壁内而满足......」
甘地对女性在许多方面的看法依然极为传统，不过，他也认为妇女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及忍受痛苦的能力，因此是从事真理之力运动的理想人选。他原本希望将妇女的参与限制于为家人编制土布，后来才允许她们加入包围洋布洋酒商店的行列，同时却仍声言犯法行为应由男人为之。妇女对这种排除作法表达强烈抗议之后，甘地才有所退让。他的确启护了许多妇女参与不合作运动，但大多数妇女的投入依然出于自发，而非受他敦促的结果。
力挽狂澜，节节败退
一九三○年间，不合作运动虽然受到英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却仍在全印各省蔓延扩散。殖民地政府一而再地必须依赖警察恢复秩序。有时候─在白沙瓦有一小段时间，在古吉拉特则长达数日─即使铁皮竹棍与逮捕拘禁也不足以吓阻抗争民众，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部分地区已失去控制权。在许多方面进行的一连串抵制行动，对殖民地政权的经济与心理基础皆已造成打击。
洋酒抵制行动、拒缴土地租税与守护者费用，以及森林砍伐等行为，在部分省份都造成税收短缺的后果。举例而言，比哈尔邦与中央州皆极度依赖酒类的货物税，因此洋酒抵制活动便有立即可见的效果。洋布抵制活动则减少了中央政府的关税收入（同时也对英国本土的工业利益造成打击）；布匹进口价格在一年内下跌了五成。经济不景气虽也是部分原因，因为印度的消费者购买能力即受其影响而下降；然而，布匹进口量的衰退却远大于其它商品，而这显然是由于抵制行为使然。
非暴力抵制行动所导致的预算紧缩又因新增的直接支出而雪上加霜，因为警方的行动皆极为昂贵。从食盐游行以至与帕地达人的冲突（至一九三－年初仍未告终结），总计约有六万人因参与不合作运动而被捕下狱。孟买、孟加拉，以及中央州都因而必须增加监狱支出、寻求临时狱所（例如临时搭建的小屋）以容纳囚犯，并派遣额外的警力支持动乱地区。地方官员的大量辞职则使得恢复秩序的工作益发困难。
不过，殖民地政权内的重要人物对压制不合作运动所造成的财政困境倒不那么在意，他们真正担忧的是这场斗争对印度公仆的士气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地方上的警力。在阿姆利则屠杀事件之后，英方便不愿再以军队进行驱散或镇压抗争群众的行动，而宁可依赖警力。他们深深明了，如果民族主义份子能够削弱印籍员警的忠心与纪律，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便将动摇。
不合作运动对警方形成巨大负担。一份描述联合省情况的报告坦承：「他们蒙受公然的缦骂与诋毁，并且经常遭到攻击；店家有时拒绝提供他们物资，仆役也拒绝为他们服务；甚至他们的妻子与家人也经常成为社交抵制活动的对象。」孟买的警察督察长表示，他无法确定手下的警官是否会忠实执行政府的镇压命令。
柯瑞是一位曾经服务于孟买市的警官，他在回忆录里坦承自己当年「对于必须驱散非暴力运动的群众感到极为不愿，虽然那些违法人士受到的伤害大都非常轻微，但对那些人动用武力不同于对危及他人性命的暴动份子动用武力那般具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我对整个驱散行动的厌恶之情逐渐增强，以致每逢国大党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我便不禁感到反胃欲吐......」
英国官员对于站上第一线面对不合作运动的人员皆不吝给予最大支持。举例而言，马德拉斯政府削减公务员薪资之时，不但把警察排除在外，还对与示威者发生冲突的警官大发赏金。警员也获得保证，若遭到滥用暴力的控诉，上级必然与他们站在同一方。相较之下，国大党颠覆警察忠诚度的努力并无前后一贯的作为。国大党首先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马德拉斯的运动份子向警方寄发明信片，恳求他们勿对自己的「兄弟同胞」暴力相向。但警方滥用暴力的行径使得国大党转而仇视他们，于是谴责警方也有助于号召民众支持不合作运动。国大党一面企图削弱英国政权的正当性，另一面又试图争取捍卫英国政权之人士的支持，但这两个目标却彼此矛盾。
到了一九三○年九月，厄文终于得以向伦敦回报指出，国大党动摇警察士气的图谋已「完全失败」，而警方募集新进人员也毫无困难。因此，印度并未因不合作运动而无法统治。随着时间过去，厄文与其同僚也愈来愈有自信能够抵挡国大党的攻势，并把不合作运动打散成为各地的地方问题。到了一九三○年下旬，不合作运动的浪潮似已盛极而衰。少数地区的抗税运动虽仍方兴未艾，政府当局却已无危殆之感，以致草拟于仲夏时节的《紧急授权法》并未正式制定为法律。
国大党虽然发起了反抗英国政权的全国性运动，却并未在全印各地以同等的力量推动，同时又受到远在甘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族群不和问题削弱。甘地早在一九二九年底就已明白回教领袖不会与国大党正式合作。不过，他原本希望将民族主义份子的要求与针对经济困境所进行的非暴力抵制运动挂钩，藉此让国大党消弥一般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并使平常难以建立的同胞情感能够在斗争的氛围中建立。国大党为了让回教政治人物安心，也誓言不会在没有他们同意的状况下接受任何宪政安排。
不过，这种种善意以及政治举动却未能燃起回教徒对不合作运动的热情。大多数的回教徒领袖持续抨击国大党，而信奉回教的一般民众也无意参与地方上的运动策画者所发起的抗议活动。以全国民众的参与程度来看，在一九三○年十一月间，因参与不合作运动而身系围圄的两万九千多人里，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为回教徒。在缺乏回教徒广泛参与的情形下，不合作运动便只能零散地分布于部分地区。一九三○年间，回教徒居多的旁遮普与信德省就没有为英国政府带来什么麻烦，而回教徒的冷漠态度也使得其它地区的运动弱化不少。唯一的例外是偏远的西北边境，阿布杜尔·克汗极力对当地的志工灌输甘地的思想原则。
阶级摩擦也使得运动的力量削弱不少。国大党与特权团体具有财务及组织上的关系，例如资助国大党并支持洋布抵制行动的商人，以及在乡下地方担任主要干部的地主。甘地虽然把触角伸向社会各阶层，并下至最穷苦的人民，但国大党与富有而具影响力之人的关系，却使得对下层阶级的诉求遭到压制。即使是甘地也不敢提议发起全面罢工——此举除了对付英国政权有效之外，也会伤及印度企业─而一九三○年一整年间，劳工阶级在工业区的激进抗争行为也一直未受到国大党的重视与援用。
不合作运动所遭逢的阻碍并非全都来自内部，英国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也有其效果．权力下放的控制方式以及将运动分散各地的手段，虽在早期有助于反对运动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寻求生路，但警方的棍棒殴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查抄，以及宵禁等各种迫害手段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则使不合作运动在部分地区难以扩展，在其它地方更是彻底瓦解。
殖民地政权虽未能以暴力手段吓阻抗争群众，却也有其它方式能够惩罚不惧权威的印度人士。没收抗税人士的土地便具有极佳的效果。许多人虽对坐牢乃至身体伤害无所惧怕，却由于家人生活所需，而难以面对土地的丧失。举例而言，没收土地的手段即迫使比哈尔邦的农民于一九三○年底恢复缴纳守护者税款。
经济的衰颓也减缓运动的发展。原本全力配合抵制行动的布商，随着损失的递增，意志也开始动摇。早在七月份，孟买的商人即与温和派政治人物联手尝试说服甘地与尼赫鲁同殖民政府妥协。下半年，由于商人纷纷在暗地里贩售洋布，以致除了孟买市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运动纪律都开始瓦解。
国大党本身的势力在一九三○年下半年大为减退。警方的逮捕行动迫使党中央把主导权下放给地方委员会，但后者却又因受到镇压而陷入混乱，于是中央与地方控制中心的双双崩溃便导致非暴力纪律的废弛。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拥有多年的真理之力运动经验，能够坚守非暴力原则，但全印却少有地区能与之相比。米德纳普的抗税人士、中央州的伐林牧民，以及孟买市与加尔各答的抗争群众，均对暴力行为的风险无所体会，于是攻击警察及森林巡狩员等殖民政府代表的行为也就逐渐增加。即使在古吉拉特也有一位官员因拒绝辞职而惨遭谋杀。不合作运动愈是发自于地方上的不满，而不具策略上的意图，便愈有可能偏离非暴力的原则。
议和
就在国大党眼看着不合作运动在各地逐渐衰颓，而党组织也支离破碎之际，英国官员正在伦敦的圆桌会议上与其它印度代表进行会谈。这场会议从十月底进行至一月中，与会代表包括英国官员、各土邦代表、回教、印度教，与自由派领袖——但却没有一位代表来自于最有资格代表印度人的组织：国大党。
这场会谈获致了一项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代表及英方皆可接受的宪政改革方案：周边土邦与英属印度合组联邦，而联邦行政权必须对立法权负责。在过渡期间，英总督拥有若干「保留」的权力，诸如国防与财政。对印度自由派份子而言，这项协议朝自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回教徒则对联邦的架构感到安心，因为如此可保护他们免于受到印度教徒的宰制。即使是对厄文的一九二九年改革拟议曾表达强烈反对的英国自由党与保守党，也愿意在此种安排下支持印度的自治领地位。不民主的各个土邦在立法机构里的影响力，以及行政机构所保留的权力，似乎足以巩固殖民政权的地位。
不过，国大党若被排除在外，则殖民政府在伦敦与这群缺乏代表性的印度代表所激活的改革程序将毫无潜力可言。厄文虽然不敢确定能否说服国大党加入下一阶段的协商，却又觉得要达成一个能够获得印度人认可、且在一定程度内对殖民政府有利的协议，这将是近期内唯一的机会。他也希望能够减轻其政权因不合作运动所承受的压力及财政负担。因此，向国大党展现和解善意的时机已然成熟，厄文于是在一月二十四日宣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工作委员会成员。
获得自由之后，甘地坚持国大党应继续实行不合作运动，并在政府达成若干要求后——例如允许示威活动以及食盐制造、归还抗税人士遭没收的土地，以及废止压迫性的法规——才加入会谈。然而，他在私底下却听到国大党内外都有认为应与政府达成协议的声音。国大党内部的温和派份子向来对不合作运动抱持疑虑，现在更是希望完全加以扬弃。原本立场强硬的激进派，则由于莫提罗·尼赫鲁于二月六日去世，而失去了重要台柱。
甘地也征求商业界的意见，而发现其对妥协的兴趣甚高。加尔各答印度商会主席凯潭宣称：「我们应可建议甘地及国大党，该是他们寻求达成有尊严之协议的时候了。我们都想要和平。」最后，由于甘地深信真理之力实行者所承受的痛苦能够使其对手的想法产生改变，因此他也开始期待与政府的面对面会谈能够彰显出该项效果。因此，他便于二月十四日去函向厄文要求会面，而厄文也毫不迟疑地接受。
甘地见到以温文谦恭著称的厄文之后，即认为他是平息冲突的理想合作对象。厄文对甘地亦有惺惺相惜之感，因此也刻意落实这种印象。他写信向贝恩表示，他将尽量让甘地看见他的诚意、他的「悲悯」，以及他对「对方的期望、疑虑，以及失望等情绪的了解」。他并接受一位印度自由派份子的建议，着上他「最为高洁的外表J出席会谈。
二月十七日下午，甘地身着羊毛披肩，大步登上新德里数年前才刚完工的总督官邸。官邸周边装饰有喷泉及大象雕刻，屋顶则是高耸的圆顶，整幢建筑闪耀着帝国的荣光。甘地爬上宽阔的阶梯之后，即被引领至厄文的书房，然后在火炉前坐下来取暖。每天与厄文会谈之后，甘地便回到一位朋友家中，花几个小时与工作委员会成员讨论相关议题。
此时的会谈仍处于初步阶段，讨论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在于厘清议题及双方立场，以作为第二回合会谈的基础。首先，他们必须讨论的议题有不久前的圆桌会议所提出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愿意接受联邦的架构、具有实权的中央政府，以及由行政首长保留若干权限等条件作为谈判的前提？接下来还有该如何处理不合作运动的问题。厄文明白指出，只要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他便愿意释放所有因不合作运动而入狱的人犯、废止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警力。然而，甘地却有更多的要求：让辞职的地方官员复职、归还抗税人士遭没收的土地、开放食盐产制并准许抵制洋酒洋布商行，以及调查警方施暴情形。
结果，宪政问题并非最棘手的问题。虽然政府的改革方案距离独立甚远，甘地却仍向厄文取得承诺，应允国大党在下一次的圆桌会议上提出印度脱离大英帝国之权利的议题。此外，就甘地个人的观点看来，宪政问题。有关印度究竟能够获得自治领还是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及过渡期间如何进行转变——对他心目中认为印度所应拥有的自我支配并不重要。
不过，甘地要想在其它议题上让步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他的运动策略之基础，即是针对英国统治手段中最为明显的表征──诸如食盐专卖事业以及洋布进口─加以抗争。他若在这些议题上有所退让，许多站在第一线上的印度民众即会认为不合作运动已然失败。对帕地达农夫而言，宪政改革远不如丧失自己的土地那般重要。同理，在达拉沙纳流过鲜血的民众也不可能接受一项保留了他们的抗争对象，并且还免除警察施暴责任的协议。厄文在这些议题上也同样难以妥协。他手下的地方官员早已表明，任何惩罚员警或使反对运动在日常议题上获致胜利的协议，必然会令殖民政府赖以提供武力的人员灰心丧志。厄文手下的一位部长于德里会谈前几天对他警告道：「我们对所有提案的评估，重点并不在于其对国大党可能造成的效果，而是其对我们的支持者、官员，以及人员可能产生的影响。」
甘地与厄文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德里再次展开谈判。他们很快便对宪政会谈的原则获致共识，以联邦、责任政府，以及保留权限三大议题为基础。不过，一触及终止不合作运动的问题，谈判即濒临破裂。结果厄文退了一小步，甘地则退了一大步，双方才达成协议：不合作运动应该终止。,政府应废止高压法令、撤回惩罚性警力、释放囚犯，并准许遭禁的团体恢复运作。至于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其职位尚未被人正式取代，亦可复职。
另一方面，警察的施暴行为将不受调查。农夫不得取回已经售出的没收土地。对洋布洋酒商行的和平抵制活动可以继续，但不得用为政治制裁手段。而食盐法虽然不予废止，政府却不会干预供内销的小规模制盐活动。贾瓦哈罗·尼赫鲁深感失望，但甘地总算还是取得了工作委员会的同意，而在三月五日敲定和谈条件。
甘地所放手一搏者，即是藉由取消不合作运动及参与圆桌会议，而不再继续抗争路线，以使国大党增加所获，或减少损失。他虽在某些问题上保住了颜面，却难谓在各种基本议题上获有明确的胜利。不过，他倒也似乎为国大党争取到了重建其破败组织的时间。,而激进份子虽对甘地的妥协行为有所不满，领导中心却也并无动摇。他们之所以隐忍不发，原因是他们认定只要八月份登场的新回合圆桌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即可拾起棍棒，重新展开另一波的运动。
《德里协议》签订之后四天，厄文即写信至伦敦给贝恩，对于自己不需再于「类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等令我们两人同感烦恼的......诸多问题」之上让步感到如释重负。一如往常，厄文所关注的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协议并未损及这一点。这项协议虽未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却也保全了殖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厄文指出：「检视过这整份协议之后，我对于甘地竟然愿意如此高度配合，确实感到惊讶。」
许多担任警察以及政府文官的印度人，对该项协议则不像厄文那般雀跃。于是英国官员决定，必须让警方明白他们不会在新一波的冲突中束手缚脚。孟加拉地方政府警告道：「唯有以毫不含糊的宣示，加上同样明确的实际证据，以证明政府有决心伸张本身权力并瓦解叛乱活动，」才能确保警察的忠诚度不变。因此，和平协议甫签订，政府官员便即刻草拟了一部新的紧急授权法。
由于双方的强硬份子皆存心要让协议破裂，因此事件的发展也就似乎趋于负面。一手打造和平协议的厄文男爵于四月返回英国，而接替总督职务的魏灵顿男爵则拥有迥然相异的本性。对于已然全心寻求和平的国大党而言，针对地方议题所发动的群众抗争也开始问题丛生。在古吉拉特与联合省的部分地区，农民依然持续拒缴土地租税。其动机不但在于表达抗议，同时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顿（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农作物价格下跌）。在西北边境，阿布杜尔·克汗的势力又再度活跃，不但包围洋布商店，也号召民众抵制土地租税。甘地于是不得不规劝地方活动人士自我节制，另一面又力促官员妥协。而帕德尔与尼赫鲁等其它国大党领袖则开始怀疑，遵守和平协议是否值得付出丧失地方支持的代价。
八月，甘地以国大党唯一代表的身分前往伦敦参加另一回合的圆桌会议，与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进行会谈。英方坚持有关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必须视各族群之代表权以及印度联邦架构的协议而定。一如他们所料，印度各方代表立即在这些议题上陷入僵持，而甘地试图化解他们歧见的努力也徒劳无功。英国首相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于十二月一日结束会谈之时，印度迈向自治地位的问题依然毫无进展。
圆桌会议在毫无成果的情况下落幕，除了承认失败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新展开不合作运动。等到甘地返回印度之时，政府早已做出了强烈的挑衅行为。孟加拉、联合省，以及西北边境等地的地方官员皆重新颁行高压措施，并将包含尼赫鲁在内的部分国大党活动人士再次逮捕入狱。甘地欲与新任总督魏灵顿男爵会面讨论这些状况的要求也遭到蛮横的拒绝，于是国大党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宣告重新展开不合作运动。
不过，这一次政府已有所准备，而对打击非暴力运动展现了较多的自信。一项先发制人的镇压计画于数月前订定之后，即经由一波逮捕行动以及新颁行的法令而逐渐成形。甘地本身亦于一月四日再次入狱。英方所采行的新政策其实就是戒严。同时，许多国大党的重要支持者则因先前不合作运动的暂停以及地方运动的自制而丧失了热情。现在他们已不愿意再为另一次的运动冒自己生命财产的危险。新一回合的不合作运动虽然延续了两年才正式结束，但这场运动在开始半年之后即不曾再对殖民政府造成严重威胁。
印度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间为了反抗英国而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其成果无疑成败互见。就国大党所宣示的目标，以及诸如贾瓦哈罗·尼赫鲁等坚定的民族主义份子所抱持的希望而言，这场运动是失败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完全止息之后，印度人对于自己在大英帝国之下的自治领地位抑或彻底独立的目标，都无所进展。至于在甘地所认为重要的经济与日常议题上，他们也并未获得任何重大让步。
不过，这场运动即便未能导致宪政改革抑或实质利益,总也证明了印度一般民众具有影响情势发展的能力。印度民族主义份子在部分地区成功削弱了殖民政府赖以支撑的结构。抗税运动、商品抵制以及辞职风潮皆扼住了政府的两大经脉——财政与人事。有几次的不合作运动——四月底在白沙瓦的运动，以及一九三○年间在古吉拉特各地的多次运动─则让英国人见识到，一旦服务于殖民政府及执法机构中的印度人不再无条件服从，其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英方也无法确定这些地区所爆发的小型冲突不会蔓延至印度半岛的其它区域。由于围堵不合作运动的代价极高，以致厄文不得不以未尽满意的条件寻求协商已终止冲突。
然而,在表面之下,殖民政府从未面临到全面性的统治危机。民族主义份子并未动摇警力的忠诚度，而镇压行动尽管未尽理想而且代价高昂，却也未曾遭到成功的反制。这场运动原本即对单一的打击力量有所预防─统理全印运动事务的领袖遭到逮捕之时，地方运动人士几乎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反对运动的参与人数太多，牵涉所及的区域也太广大，因此政府当局也不可能彻底加以压制。不过，殴打、监禁，以及没收土地等手段却在许多地区削弱了反对运动的力量。而且，不论国大党是否可能调整策略以反制镇压行动，都无法改变有许多印度人并未参与运动的事实。在回教徒与工厂劳工无法团结的情况下，甘地的追随者所推动的不合作运动成效自然有限。
国大党虽然未能击溃殖民政府,却成功剥除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殖民政权在过去的1百多年来一直塑造自己良善爱民的形象，并以健全经济与稳健改革——且可能在长期下达成印度自治─的推动者自居。只要印度人照常生活并且配合政府订定的法律与制度，英方即可维持此一表面上的假象。然而，不合作运动却将其打破了。
印度人在全国各地一再违抗他们认为不公义的法律，而统治者则对他们殴打、监禁、没收财产、禁止出版品，并且宣告他们的组织违法。在勒克瑙的街头上、在达拉沙纳的制盐厂内、在古吉拉特的村庄里，英国政权皆赤裸裸地展现了殖民统治就是一种独裁统治。英方原本很乐于在各个方面获得印度人的认可,但印度人一旦表示反对,英方随即毫不迟疑地以棍棒予枪枝遂行统治。不合作运动揭露了这项事实，而不断对往后的英印关系造成影响。
印度人对于坐牢之看法的改变，最是明确彰显了殖民政府权威的丧失。入狱服刑一度为羞耻的印记，后来却成为光荣的表征。纳拉扬·迪赛犹记得儿时于父亲（甘地的秘书）遭押上警车之际，兴奋地大声喊道：「这次不只两年！」监禁依然能够对人身造成强制，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中却不再具有羞耻的意味。
国大党领袖的目标不只在于破坏殖民政府的威信。,他们也试图让自己成为代表人民的唯一声音。就此意义而言，普遍的非暴力运动只是国大党向英方竞逐政治上优越地位的手段、同时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印度人虽然受到英国的统治,实际的[领导者]却是国大党。运动的发起与暂停皆由国大党所掌控，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与志工也采行了宣传效果最大的不合作运动，并且承受了最为明确可见的暴行。此外，在大多数的冲突当中，甘地及其同僚都得以掌握主动权。
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并非不曾遭到挑战，且其原因多与英方无关，而是出自印度人本身内部。国大党自认为是在引导民众遂行井然有序的非暴力运动，然其全国性领袖以及地方领导人物却经常批准进行他们所未发起也无法控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陷入跟随而非领导的地位、扮演节制而非动员的角色。而且，国大党既未能让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锡克教徒一同参与这场运动，就表示国大党未能代表印度所有人民，以致埋下了日后英国撒离后持续存在的内部分裂及族群倾轧的伏笔。
然而，不合作运动的经验却改变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才一个世代以前,仅有都市里少数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才具有强烈的印度国家意识，而公民意识也因宗教。种姓，以及语言等各种团体的区隔而难以彰显。不过，印度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共同参与非暴力运动以对抗与所有人皆切身相关的不义事项之后，印度内部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公民精神。
食盐运动给了人民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并在不同阶级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百姓之间建立了坚实的情感。由于坚决抵制洋布而丧失所售衬衫的孟买商人、因参与包围行动而被捕入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沙纳遭到痛打的国大党志工。,这些印度人与彼此以及甘地和尼赫鲁等备受敬重的领导人物都拥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为了驱逐英国人以促进国家利益，他们皆不惜拋开自己的私人利益。印度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色块，而是人民心中一个明确的概念。
一项违抗政府当局的简单行为，即驱散了殖民统治所赖以存在并善加培养的自卑感。乌莎·梅塔记得她家中老一辈的妇女皆以参与过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为荣。她的姨婆以及祖母经常带盐水回家，煮干之后，「即高声喊道：『我们违反了食盐法』」。不合作运动也改变了人民对英国统治者的看法：英国人不再是无法打倒的了。他们的总督已与甘地谈判过，而因此承认了他纯粹以能够表达出人民的愿望而获致的权威。纳拉扬·迪赛指出，英国人在坐下来与甘地会谈之前，「总是高高在上，我们只能服从他们。在那之后就不再是如此了。」
甘地个人在不合作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极端重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而言，他就是国家目标的象征。在国大党内，他的地位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力，而他则以此维系斗争不休的派系之间的彼此合作，并驱使国大党转型成为一般大众的政治组织。此外，甘地对于真理之力运动及自我支配的见解，也刺激了国大党干部的思考，以致到了一九三○年，他们大多数都已投身于以非暴力运动的手段追求独立。
不过，不合作运动虽在甘地的领导下而起，却不纯然反映他的理想。在甘地原本的想法里，真理之力运动应以违犯殖民政府的法律为开端，接着迫使英方惩罚抗议民众。他们的受苦会引起压迫者的同情、揭露殖民统治的不义，并造成让英人不得不撇离的状况。甘地甚至天真地认为，厄文愿意谈判即是因为他心意已然转变。但甘地与厄文并不等于印度与英国。,厄文虽对甘地极为钦佩，但他的政府却并不打算承认印度人拥有主权。
除了厄文之外，天真的英国人多视甘地为某种煽动无知民众的部落巫医。,丘吉尔即称他为「骗子」。不过，甘地虽然拥有圣洁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他却非常了解印度解放运动的政治现实。他知道不合作运动必须对殖民政权造成足够的压力，俾使英人感到不值得与他们周旋。而他的「真理之力」对于追求这项极为世俗的目标也毫无困难。。他大多数的追随者参与不合作运动都并非为了寻求道德上的升华，而是要击败对手─所采行的手段则是拒绝合作并拒缴税捐，以使殖民政府难以掌控印度。让英国人了解自己的错误并非重点所在。,将英国人驱逐出境才是运动目标。
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间，非暴力运动没有驱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所预期的效果，但却的确发生了作用。抗议人士所受的苦难虽未改变英人的心意，却改变了印度人对英人的看法。对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而言，与殖民政府合作原本是有益之举，却由于真理之力运动及其成果而成为遭人唾弃的行为。英国政府靠着印度的顺服而轻易遂行控制的旧秩序已遭打破。在不合作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地方首长英尼斯爵士向其同僚发表了他对情势的分析。他坦承道：「英国只能在印度的认可之下对其加以掌控。我们不能以刀枪遂行统治。」
英国失去了印度的认可。而且，假如不合作运动更有纪律。,假如国大党能够成功剥夺殖民政府的强制手段；更重要的是，假如印度能够更为团结；则大英帝国也许会更早失去这块帝国里最耀眼的宝地。
后续发展
到了一九三O年代中期，由于不合作运动已暂告停歇，而殖民政权也仍未消失，因此印度民族主义份子便策画了一条新的路线。甘地依然是反对运动的统一象征。在情况所需之时，他也短暂地站上了政治舞台。不过，他最为重视且投注最多心力的仍是建设性工作：解放贱民与妇女、提倡乡村工业、改革教育及卫生。他并将他的基地迁移至印度中部的塞瓦格朗村内一所新的静修处，犹如象征他所作所为的一切。
国大党依旧致力于追求印度独立，但经过一九三五年放宽选民资格以及强化地方议会角色的改革之后，其领导人物即转而从事体制内的操作。国大党成功地将其群众影响力转换成选票，而于一九三七年的选举在数个省份赢得多数席次，并获得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
这种参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告结束。英国国会向德国宣战之后，殖民政府没有征询印人意见就随即跟进，并且拒绝以满足民族主义份子的要求作为效忠英国的奖赏。国大党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命令其地方官员辞职，并再次展开全面抗争。一九四二年的「放弃印度」决议更是引发了民众自发性的暴力叛乱行动，而造成近十万人遭到逮捕，并有超过一千人丧生。于此同时，身在海外的博斯则召募了一支「印度国民军」，与日军共同对英作战。
殖民政府虽然克服了这些问题，但英国在战后却势必得面临国大党新一波的抗争，也必须在镇压反对运动与接受民族主义份子之要求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先前已多次处理过激烈的反抗活动─暴力与非暴力者皆然——但警察的纪律与忠诚度皆在战后大幅滑落，而且印度士兵的可靠性也令人存疑。曾经加入印度国民军对英作战者被颂读为英雄；他们所立下的榜样即可能促使政府军自问其效忠对象究竟为殖民政府抑或印度。
更重要的是，对于英国已然耗竭的战后经济而言，在印度进行的任何镇压行动都势将造成沉重负担。虽然邱吉尔依然坚持认为印度是帝国之瑰宝，英国民众却大多无此情怀，而英国强大的盟友美国自然更是对此毫不关心。工党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赢得大选并保证以重建英国本土为优先工作之后，改变的时机即告成熟。
截至此时，由于回教联盟已成为回教徒愿望的主要代言者，因此任何政治协议不但必须获得国大党的认可，也必须赢得回教联盟的支持。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印度独立后内部不同宗教团体的关系，而是有无可能成立另一个涵盖回教徒占多数之地区的新国家─巴基斯坦。此种安排对于锡克教徒的威胁最大，因为他们的家园旁遮普极有可能分属两个国家。随着回教徒脱离受印度教徒支配之印度的决心愈来愈强，紧张情势也在一九四六与一九四七年间爆发成为暴力事件。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锡克教徒皆参与其中，也都身受其害。
眼见印度局势渐趋败坏，英国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撤离。一九四七年五月所拟订的计画─并在稍后获得国大党、回教联盟，以及锡克教徒领袖的一致同意─倡议对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分别赋予自治地位。英国国会与女王于七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两个国家即于八月十四日午夜起获得自由地位。
在德里的庆祝活动里，甘地的缺席极为引人瞩目。印度虽已赢得独立，却付出分裂为二的代价，而粉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独立的印度并且也保留了他认为是印度文明污点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种姓阶级歧视，以及性迫害。这位伟大的贤哲虽然得以活着看见殖民政府垮台，却于一九四八年遭到一位印度教集团主义份子的暗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认为印度距离自我支配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甘地也许对印度独立之后的国家特色感到失望，但他必定知道，通往自主的大门是由他发起并领导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所打开的。针对一个不具全民代表性而又强大稳固的政府所发起的系统性非暴力反对行动，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庞大的规模。经由组织并建立如此一项反对行动，印度的领导人物皆因而习得了操作民主制度所需的政治技巧。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印度的历史，也奠定了维系公民社会的基石。在甘地辞世之后三个世代，印度虽然仍因宗教信仰、社会阶级，以及种姓地位而分裂，却也依然自由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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