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八月十六日，星期六
那天晚上，波罗的海沿岸吹着微风，而庞大的列宁造船厂内，在静止不动的起重机下，则有二十多名工人团团坐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室里。他们彻夜论辩，拟订了一份代表五万名罢工工人向政府提出的请求清单，内容涵盖加薪以至延长育婴假等各种问题。其中的第一项要求在往后的六十八个星期里把波兰搅得天翻地覆。其内容为：要求给予工人组织自主工会的权利。
一九八○年八月的波兰与－九三○年四月的印度或是一九○五年十月的俄罗斯一样濒临险境。不过，和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份子或者印度国大党人不同的是，格但斯克的劳工并不以改变政府为目标。他们知道东欧人民为了追求较为自由的政治制度，曾经两度——一次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另一次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引来苏联坦克车的镇压。他们并不想让波兰走上同样的命运。他们所要的是工业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权利。
在往后的日子里，政府虽然一再企图在不接受他们主要要求的情况下平息罢工活动，然而，当晚坐在那间会议室里的男男女女，却以一连串的决定挫败政府的行动。他们的策略并非在一时冲动之下临时拟订的，因为八月罢工潮已非波兰劳工第一次为争取组织工会而发动抗争。那间会议室里的部分人士投身于追求这项目标已有数年之久。他们丢掉工作、遭受长时间的讯问及拷打、曾经入狱服刑，并且目睹暴动以及屠杀。不过，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在冲突中细心策画并谨慎执行的本领，现在他们已准备好要实际发挥这些本领了。
在一九八○年代的波兰，一场庞大的群众运动即将展开，并将以非暴力行动改变国家的命运。
自力组织 一再的承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杜鲁门、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三人齐聚于德国波兹坦重划东欧地图。他们同意将波兰的边境西移，割让部分领土给苏联，再以德国领土给予补偿，其中包括德国人称为但泽（Danzig）而波兰人称为格但斯克的波罗的海海港。
苏军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将德军逐出格但斯克之后，此处古老的中世纪城镇以及现代化的工业港口即沦为一片废墟。工厂、公寓大楼、桥梁、电厂，以及供水站等各种建筑即使未遭夷为平地，也都已严重毁损。在当地居住几世代之久的德国人全遭驱逐出境，取而代之的则是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波兰人，其中有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亦有因苏联兼并波兰东方领土而丧失家园的。涌入这座破败城镇的人群里，有一位名叫瓦伦蒂诺维兹的少女。
瓦伦蒂诺维兹因战祸而成为孤儿。她的父母双双在战乱中丧生，她的哥哥则落入苏联的劳改营里。她于一九四五年抵达格但斯克地区，先是担任农场女仆，之后也换过几个工作，自一九五○年起则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列宁造船厂的前身）担任焊工。这座造船厂是波兰的新共产政府从德国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波兰共党仅为一小派系，群众支持基础薄弱。他们操控选举、监禁反对人士，并且依恃苏军的武力威吓以成立独裁政权。不过，他们虽采取武力及欺骗的方式攫取权力，却也承诺给予人民更好的未来。他们希望在旧波兰的废墟上建立起新波兰——－个兼具良好教育及繁荣经济的平等社会。而这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以及受益者，则是如瓦伦蒂诺维兹这样的劳工。
瓦伦蒂诺维兹到达格但斯克之后，劳工与共党（其波兰文名称简称为PZPR）确实联手打造了一个新波兰，而表面上的证据也极为可观：例如位于华沙附近的吉兰汽车厂与厄色斯牵引车制造厂，以及克拉科夫城郊的诺瓦胡塔炼钢厂等规模庞大的新兴工业区。上百万农民从乡下涌入这些工厂上班，包括西里西亚的煤矿场、罗兹的纺织厂，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造船厂。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已有一万五千名员工，邻近港市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也有八千名员工，而什切青的华尔斯基造船厂则有一万名员工。
但彼兰社会并未实现共产党的承诺。资源投入了工业基础建设：炼钢厂、化学工厂、发电厂，以及矿坑。农产品出口所赚得的外汇也投资于工业上。消费者产品、住宅，以及服务业则仅能分享剩余资源，因此波兰劳工所能买到的商品不但稀少，品质也不佳。餐桌上极少出现肉类。人民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排队等待购买私人公寓，而许多家庭则住在狭小的房间或是工厂宿舍里。大多数人都没有自来水或电话。
共产党虽然声称波兰是「工人的国度」，波兰的工人却发现自己不但比欧洲其它资本国家里的工人还要贫穷，而且也较不自由。他们虽可参与投票，但由于共党禁止一切的政治竞争，因此选票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此外，真正的决策都是由共党委员会关起门来自行决定，而非由人民选出的代议士为之。个人唯有加入共党并经由官僚体系升迁上来，才有可能获得发言权。
工人在所受雇用的国营企业里，也无权组织工会并主张自己的权益。一九四五至－九四六年间，共产党彻底压制了劳工组织工人代表会以及独立工会的企图，而以官方的工会取而代之，所指派的会长也只对共党而不对工会成员负责。原则上，这些工会应当处理员工的不满，但他们实际上却未帮劳工争取调高薪资、缩短工作时数，或者改善工作条件。有一则笑话是这么说的：「在资本主义底下，工会的作用在于保护劳工对抗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底下，工会的作用则是在于保护共产党员对抗劳工。」
不过，波兰劳工仍然找到了表达不满的方式。他们有时会展开激烈的罢工行动，有些劳工则在工厂内的党委会上要求调高薪资以及改善工作条件，瓦伦蒂诺维兹即是其中之一。她是模范劳工，曾获颁奖章，并参加过国际青年大会，而且对共产党建立更良善社会的承诺深信不疑。不过，正由于她信奉共党的平等主义，以致她对共党党工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以及工厂里的劳工手中毫无权力等现象，皆无法坐视不理。瓦伦蒂诺维兹不吐不快的个性招致嫌恶，于是遭到开除。结果由于有数十名工人连署上书支持她，她才得以重新获得雇用。
一九五六年，波兰工人为了抗议工资率过低而走上波兹南（Poznan）、格但斯克，以及华沙的街头，并且袭击了一幢共党的建筑。共产政权惊愕之余下令开枪射击抗议群众，而因此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怒火。共党于是换上一位新领导人，并随之带来新的改革。劳工感受到新气象之后，即试图重新成立工人代表会，然其独立性却因激进成员的推举及骚扰而遭到损害。不过，一项先例倒是确立了下来：劳工已拒绝默默任由体制摆布，同时也取得了结社的权利。他们虽未成功，但对自由的渴望并未稍减。这份渴望在日后又再次反击！不只一次，而是两次。
「叛乱活动必受镇压」
波兰的经济发展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开始陷入停滞。共党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的首任书记葛穆尔卡对波兰可能落后邻国的景况甚感忧心。他（呼应斯大林的话语）警告道：「这世界上所有的弱者，永远……都会遭受被打败的命运。」不过，共产党的作法却非改革缺乏效率的命令经济，而是决定增加对劳工大众的压力。一九六九与一九七○年，共产政权宣布缩减医疗与住屋开支、冻结工资两年，并且降低计件工资——也就是说必须加倍工作才能赚取同样的薪资。工厂于是召开会议告诫员工加紧工作──其传达的讯息是，波兰之所以有今天的困境，责任在于劳工，而非规画者或政治人物。对格但斯克的劳工而言，情况尤其糟糕：造船业将在长期下逐步遭到淘汰，因此也不会再获得更多的投资。沿海地区民众的情绪极为低落，不久后即转为愤怒。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在列宁造船厂上班的三千名共党党员于下午四点齐集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上宣读了共党政治局的一封信件：食物价格的全面上涨将于当天午夜正式生效。肉类价格上涨百分之十七点五；鱼类则为百分之十一点七。全场党员皆深为震惊，有些人不禁哭了起来。共党知道劳工在食物上的开销几近于薪资的一半，因此也对可能发生的动乱有所准备。
造船厂的劳工以星期日一整天细细思索了葛穆尔卡所送给他们的这个圣诞礼物。星期一，他们天还没亮即到工厂上班，纷纷在置物柜前相互抱怨，而管理员则催促着他们前往各自的工场。部分劳工决定罢工。瓦伦蒂诺维兹是煽动者之一，另外还有一位名为莱赫·华勒沙的年轻电工。他们大步穿越船厂，直接走向厂长办公室，途中并不断拉进更多的工人同行。马西尼亚克当时正在吃早餐，他听到了一群船体装配工边走边呼口号的声音。他说道：「我于是跟了上去，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我完全没想到会有罢工。事实上，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罢工。」
不久后，罢工员工已群集在厂长室门前；他们不但要求撒销价格上涨，并且要求参与该决策的人士辞职下台，其中包括葛穆尔卡在内。厂长答应发给额外奖金之后，便命令他们回去工作。有人大声喊道，他们应从造船厂游行至地方党部以强迫官员聆听他们的不满。上午十一点左右，约一千名工人涌出船厂，手上带着棍棒及铁器以供防身之用，一面唱着社会主义圣歌《国际歌》以及波兰国歌。他们虽满心愤慨，却不太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抵达党部大楼之后，他们齐声呼喊道：「我们要面包！葛穆尔卡下台！」有几个人开始在墙上涂鸦，警察则袖手旁观。一位党部高层向罢工群众表示他无能为力之后，他们即在格但斯克四处游走，邀请其它造船厂的工人以及工艺学院学生加入罢工行列。他们再次回到党部大楼之时，却见到简称ZOMO的内部保警围在党部大楼外进行戒备——罢工群众于是试图推挤通过，一面闪避警棍，一面丢掷石块，并拾起瓦斯弹回掷入警察的队伍里。夜幕降临之际，只见街头上充满了暴动群众。
星期二一早抵达列宁造船厂上班的工人，听说罢工的领导人士皆于夜间在自宅遭到逮捕之后，随即再次涌出造船厂前往市中心，并与其它国营事业的数千名罢工员工会合。他们首先袭击警局，试图放出前晚被捕的囚犯。接着他们前往工会大楼，捣毁大门，蜂拥而入，然后把桌椅扔出窗外。到了上午十点，罢工群众已在党部大楼丢掷石块以及汽油弹。大楼内部传来了一阵枪声，但群众并不撒退。防守党部的士兵没有遵照命令继续开枪，反而把武器和警棍掷出窗外；有些士兵甚至拋下了裤子。接着大楼便起火燃烧。
纵火焚烧党部大楼被视为一大胜利。然而，就在火舌高窜之际，两个陆军师也正在开往格但斯克的路上，他们奉华沙共党领导之命以实弹镇压罢工活动。军车于午后驶入市街。罢工工人把着火的布条塞进排气管，并以钢管卡住履带；但有一个人遭军车辗过。当天晚上，一名政治局委员在电视上宣称罢工群众为「一群罪犯与恶棍」。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则在一场地方党委会上怒指罢工活动为反革命行为，并誓言「即使要牺牲三百名工人，叛乱活动也必受镇压」。
星期二下午，党部大楼烧成灰烬之后，罢工群众便返回造船厂。当天晚上，大多数工人纷纷回家，罢工的领导人物则待在造船厂内。他们在天亮前醒来，却发现造船厂已遭军队及坦克车团团围住。海湾里的军舰也把武器对准了他们。一群年轻工人一走出二号大门，即被笼罩在枪林弹雨中。十五人因而受伤，四人丧生。其它罢工人士随之跑出大门外，把尸体拖回厂房内，他们嘴里唱着国歌，之后更把一面缀有黑绉边的波兰国旗降半旗。
二号大门枪击案深深刺激了罢工人士。厂房内的工人立即选出一个以基层的激进份子为主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包括瓦伦蒂诺维兹以及华勒沙。他们的要求超越了一般日常生活的议题。举例而言，他们坚持工会领导人不能够是共产党员。格但斯克修船厂的罢工工人则要求军队撒离、取消共党党工及军官享有的特权，并且让工会独立于共党之外自主运作。工人决心要把产生于罢工之混乱状况的自力组织空间转变为体制化的架构。指望党营工会为劳工代言的迷思已然一扫而空。
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让工人的要求具有力量及可信度。纵火焚烧党部大楼只造成军队镇压的结果。现在，到了星期三早晨，列宁造船厂已遭封锁。厂房内的工人也已目睹他们若企图回到街头上会发生什么后果。于是，他们选择了在投降之外唯一的一条路：宣布进行霸厂罢工，并誓言日夜守在造船厂内，直到他们的要求获得实现为止。
夜幕降临之后，罢工工人搜集了各种可燃物及爆裂物，以备军队攻击时自卫之用。然而，他们却在晚间十时听说军队指挥官新发布了一道强硬的最后通牒：他们若不在四小时内撒出厂房，造船厂不但将遭到地面部队的攻击，并将遭飞机轰炸。由于罢工工人皆已目睹了够多的暴力场面，于是投票决定结束罢工，而在警察与军队的包围下走出厂房——瓦伦蒂诺维兹记得他们当时都低着头，犹如被捕的囚犯一般。
不过，他们虽然遭逢失败，却也已开始发展出一套非暴力运动的策略，并于数年后获得成功。他们当时凝聚了其它企业劳工的支持力量、从罢工工人的行列里找出了领导人物、成立了一个为期短暂的组织，并且提出要求争取有意义的改革。他们同时也以惨痛的代价学得一项经验，亦即在空旷地区与军警正面冲突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充满危险。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为了压制抗议行动不惜摧毁财物并屠杀人民的政权，因此待在造船厂内提供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安全保护。下一次的反对运动不论会在何时再次展开，这些造船工人都已知道该怎么做了。
格丁尼亚巴黎公社造船厂的罢工运动后果更为清楚地显示了未能控制工作场所的危险性。星期三晚上，电台广播警告罢工群众必须在第二天回到工作岗位上。那一整夜，征召部队不断开进市内，并于重要的建筑物周边就位。破晓之前，满载工人的电车开始抵达船厂车站。然而，就在他们下车并沿着小径走向厂房之际，他们却听见广播宣布厂房已经关闭，所有工人必须回家。随着电车不断进站，陆续抵达的工人也就堵住了所有退路。军队于此时开火，而身在前排的劳工即身不由己地被后面的人群推挤进弹雨之中。
位于格丁尼亚西边数百英里处的什切青则带来了较为令人鼓舞的经验。华尔斯基造船厂的工人于星期四早晨展开罢工。事件的发展模式与格但斯克相同。华尔斯基造船厂工人游行至市中心，而有其它工厂的工人加入其行列。他们纵火焚毁党委会大楼，但未受到军队太多的干预。当天晚上，警察闯入带头份子的家中将他们押进监狱，身在华沙的共党领导则下令动员军队，包括坦克车、直升机、海军舰艇，以及六万多名士兵。华尔斯基造船厂工人在星期五早晨抵达工厂之时，即必须通过武装封锁线才能进入厂房。
当天早晨梢晚，罢工工人自造船厂涌出向军队发动攻击，但在军方开火射杀两名工人之后，他们只好退回厂房内。所有工人皆深感愤怒。一名技工找到一支麦克风而号召所有人霸占工厂之后，罢工工人随即选出罢工委员会。委员会派遣代表前往另一座当时也正在进行霸厂罢工的造船厂。这两组罢工工人拟订了二十一项要求，首要诉求即是要求解散中央工会委员会并成立新的独立工会。讯息传递人员把这份清单带往其它工厂，其它工厂则派遣代表到华尔斯基造船厂，因而形成了一个横跨全市的罢工委员会。
他们所挑选的时机极为巧合。星期五晚上，政治局收到苏联大使谴责他们以武力对付劳工而建议采取谈判手段的信息之后，即撒换葛穆尔卡，而代之以声言将平息冲突的吉瑞克。星期六早晨，什切青的官员提议进行谈判。第一回合的会谈地点在造船厂隔壁的学校里，但接下来两回合的会谈则都在其它地区的政府大楼举行。此举切断了一般劳工与谈判代表之间的联系，尤其代表中还有几位是共产党员，而有三心二意之虞。最后达成的协议极为薄弱：官员同意考虑调高薪资、取消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撒换部分官员，并对伤亡劳工的家属给予补偿——但在解放公会这项主要议题上却毫无让步。
一九七一年一月，波罗的海沿岸又爆发了新一波的罢工运动。这一次，共党邀请劳工于官方允许的会议上提出要求。工会改革又再次成为优先的诉求。接着官员于工厂召开会议，要求工人协助消弭经济危机。华尔斯基造船厂的大多数员工皆拒绝参与这种花招。为了粉饰会议现场冷清的窘况，政府当局于是在电视新闻报导上动了手脚，使其看似有许多民众热烈参与。华尔斯基造船厂的工人为此罢工抗议，最后与吉瑞克本人会谈之后才恢复上班。一月二十五日，吉瑞克于列宁造船厂召开一场会议。他述说自己也曾和他们一样是劳工，接着乞求他们加入拯救国家的爱国行动。「你们愿意帮助我吗？」他问道。「我们愿意!」瓦伦蒂诺维兹与华勒沙等众多劳工喊道；他们依然愿意相信政府的诚意。
在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间的这场冲突剧中还有另外一幕。这次事件发生的地点在波兰中部的罗兹市，主角是薪资微薄的纺织工人，其中大部分为女性。他们于二月展开罢工之后，政治局立即派遣包括总理在内的高阶官员前来，以与吉瑞克先前提出的相同公益诉求作为号召——但集结抗争的三千名女工根本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一名罢工女工向总理喊道：「你太太在三明治里夹火腿，我的小孩却只有干面包吃。」官员请求他们协助党，所获得的响应则是一句响亮的[不要!]第二天，政府退让，宣布恢复食品原来的价格。
那年冬天给波兰共党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包袱。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以及什切青等地的劳工，都永远不会忘记军警开枪射杀他们同僚的情景。这些屠杀之日在来年都成了非正式的哀悼日。－个以坦克车、机关枪，以及武装部队对付罢工群众，并且将其贴上反革命份子卷标的政权，并无足够的说服力使这些劳工相信政府与他们站在同一边。
另一方面，劳工则感受到了一种新的集体力量。共党虽在格但斯克与格丁尼亚都以武力压制罢工运动，但新的共党领导人却选择避免冲突，并以不采行暴力的方式达成协议。他们在什切青虽然对罢工群众的谈判代表加以威吓，但依然继续与之谈判，而这在共产波兰是前所未有的事。两个月后，他们在罗兹遭到数千名坚定不屈的女工怒目逼视之下，终于完全让步。自此以后，波兰工人即清楚了解，只要他们团结一致采取有系统的行动，即可迫使政府屈服。
另外还有一项不甚明显的影响：波罗的海沿岸的劳工在与国家的冲突里学得了宝贵的经验。纵火焚烧党部大楼虽然满足了激进份子的冲动，却未能达成任何策略性的目标，反而只给了政府开枪射击抗议群众的借口。这些劳工发现一个更佳的抗争方式：他们可占领造船厂与工厂进行自力组织，组织范围不仅限于同一企业里，而可扩及全市。什切青的罢工工人打破了共党二十年来的抗拒力量，而促成双方就他们所提出的议题进行会谈。最重要的是，这些劳工找到了一个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不只是调高薪资这种小事，而是个仅次于政治威胁的目标：透过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会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
「我们的自由必须从自己身上做起」
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完全背离了共产制度的核心规律：所有权力尽皆集中于党。波兰共党取得政权之后，便积极推行企业国有化、实施中央计画，并将个别农民的耕地并入大型的集体农场内，以期赶上资助国苏联的发展脚步。共党并且完全控制媒髁与艺文活动，严格规定文字、言论，甚至图画的审查标准。共党甚至侵夺天主教的权利，不但没收其财产、关闭天主教学校并禁止刊物发行、僭夺神职人员的派任权，而且还软禁大主教威辛斯基。
不过，东欧各国在实施极权主义的理想与实践上都有所落差，在波兰尤其严重。斯大林死后，共党政权踌躇不前的自由化脚步终于在一九五六年转变为极权主义的大幅撒退，当时，政府在罢工与示威活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劳工妥协。此项转型的主要推手是葛穆尔卡。他把审查标准放宽、准许教会取回其对教民及报纸的控制权、核准成立独立的讨论社团，并且承认劳工所选出的工厂委员会。「社会正义」、「人民自决」，甚至「民主」等字眼都出现在官方的用语中。
然而，由于苏联阵营深受匈牙利暴动事件所震惊，以致共党政权暂时中止更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取消工厂委员会的自主地位，并禁止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学者及作家发声。诗人札加哲乌斯基指出，共党政权「允许人思考，但不许人讲话；允许人私自低吟，但不许人高声鸣放」。波兰政府的弹性远比东欧其它国家的政权来得大，但政府的控制权依然毋庸置疑。直到一九六○年代晚期，波兰知识分子才对共党当中的改革份子重新取得上风的可能性感到绝望，而葛穆尔卡也于一九六七年清除了政治局里剩余的改革份子。
一九六八年一月，政府官员以煽动反俄情绪为由，禁演一出由十九世纪剧作家密茨凯维奇所写的舞台剧。此举随即引发抗议声浪，学生与知识分子纷纷集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三月八日，学生齐集于华沙大学进行示威，警方则闯入校园以棍捧驱打抗议学生。这起事件导致数千名学生遭到退学、教授遭到解聘，以及数百人被捕。媒体上并且出现反犹太言论，以致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纷纷逃离波兰，其中也不乏共党成员。至此，共产党已与波兰最为反动的元素相互结合。
最后的一项打击则彻底摧毁了一切改革的希望。波兰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之后，即于八月二十日派遣军队参与华沙公约（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缔结的军事同盟）部队侵略捷克的行动，以粉碎该国共党内的改革份子推行的改革措施。此时，波兰领导人即使有意接受人民争取自由的要求，莫斯科也必然会加以阻挠。对于企求社会开放的波兰民众而言，前景极为黯淡。不过，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一群曾于一九六○年代参与反对阵营的人士开始采行一项新的政治行动策略，这项策略的着眼点即在于因应一九六八年之后的波兰情势。
该项策略的建构者包括了库拉考斯基、库隆以及米契尼克。他们三人皆从原本对共产主义的坚决信仰转为对共党的幻灭，进而成为彻底的反对者。年纪最大的库拉考斯基是华沙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他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即已扬弃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虽未放弃党员资格，却对共党政权未能履行其开放多元的承诺大肆抨击，而令共党感觉芒刺在背。他于一九六六年遭撒销党籍，并于一九六八年遭学校开除。他于是离开波兰，但并未对波兰国内的事务放手不管。
一九五六年之时，库隆是华沙大学内的一位学生运动领袖。他笃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信共党能够容纳具有批判能力的人——他甚至组织了一支童子军，以对下一代灌输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不过，到了一九六○年代，他已逐渐感到不满，而他的同事莫兹鲁斯基更起草了－封「致党的公开信」，内容指陈共党已无改革的可能，唯有以工人革命的方式加以推翻方为正途。库隆于一九六四年被逐出共党，隔年遭逮捕并判刑入狱。库隆出狱后正逢一九六八年三月集会活动的筹备工作，而他参与其中的结果，就是在两天后再次被捕入狱。
米契尼克的父母皆为共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七岁就已加入库隆的童子军。他后来回忆当时所受的教导：「共产主义信徒为社会正义、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们为了信念不惜长年坐牢......而一旦出狱，仍会再度从事革命活动。」米契尼克与库隆一样发现了共党内并无理想主义份子的容身之处。他念高中时因散发库隆与莫兹鲁斯基的「公开信」而遭逮捕。一九六八年间，他在华沙大学领导抗议活动。,次年也被捕入狱。
一九七○年代初期至中期，在海外流亡刊物及地下刊物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中，这些人士检验分析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米契尼克写道，他们以为「共党政权的权力体系可经由改革而趋于人性化与民主化」。他们把希望押注在共党菁英中的「改革份子」身上——但将他们与党连结在一起的「脐带」却于一九六八年宣告断裂。至此，库拉考斯基已经认清，共产政权的集权与残暴并非仅是素质欠佳的领导人决策错误使然，而是政权的本质有以致之。
不过虽然共党已无改善的希望,却不表示国家也已毫无希望。库拉考斯基写道，由于人民认为已无可变革，以致「各种懦弱消极、与恶为伍的行为」都不再为人所唾弃。问题是该如何扭转这种情况。米契尼克认为推翻政府是不切实际的。苏联必会如对付捷克与匈牙利那般出手干预。此外，地下革命活动「只会造成大众恐慌并刺激警方，而让警察称心如意」。打击阴谋反叛活动正是共党所长。而且，即使成功了，以赤裸裸的武力所获致的权力，可能只会带来另一个独裁政权。[我们若以武力摧毁现有的苛政，只会在无意间打造出新的枷锁。]渐进式改革一无所成，而正面攻击也非可行之道。不过，库拉考斯基、库隆，以及米契尼克三人相信仍有一条路可走：与其试图改变政府，反政府人士不如改变波兰社会——手段则是对共党严格控制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习性加以抗拒。库隆宣称道：由百姓独立发起的每一项行动，由党外人士进行的每一次自力组织行为，「皆是对国家独断统治的挑战，并进而动摇其行使权力的基础。」米契尼克写道，反对阵营的知识份子眼前最优先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真实而常态性存在的自由人民社区]。
矛盾的是，波兰人民迈向政治变革的道路却必须从摒弃政治开始。米契尼克宣告道：「我们的自由必须从自己身上做起。]-而他这句话也正呼应了甘地于六十年前所提出的概念。希望摆脱英国而寻求独立的印度人民，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先做到[自主]，才能够达成国家的自治。波兰反对运动的参予者从甘地的策略中汲取了两大珠玉。。避免使用暴力,以及藉由推广个人劳动来培养人民负责任的个性。
不过，独立的自力组织行为并不代表放弃改革国家的目标。库隆与米契尼克都认为政府只要受到刺激，仍有改变的可能。库隆写道：「有组织的社会是一种力量,而且是所有政权都不得不正视的力量。」犹如米契尼克所言：「由下而上的压力是政府最好的老师。」民主及公民自由是最终的奖赏。,动员并组织波兰人民则是必要的先行步骤。
要获得那两项奖赏，知识分子必须先争取盟友。头一个争取对象必须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是波兰国内唯一言论不受控制的大型机构，但其与波兰知识菁英的关系并不良好。库拉考斯基曾于一九五○年代谴责天主教充满「教权狂热主义」，而威辛斯基主教则对知识分子「心理与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慨叹不已。但此时和解的时机已然成熟。天主教会发言争取全体波兰人民的人权，而不仅止于天主教徒；同时，许多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及其唯物论与超理性主义同感幻灭之余——也开始寻觅新的道德权威来源。
库隆与米契尼克也希望能够在劳工阶层里找到理念相同的伙伴。他们对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七○年间劳工两度造反而迫使政府让步的事件均有所认知。米契尼克写道，共党对工人的惧怕甚于其它任何团体因此欲将波兰推向民主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有工人的参与。一九七○年，正值沿海工人遭受军队镇压之际，知识分子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库隆视之为个人的耻辱。若有下一次机会，他们必得要展现出团结的一面。
「社会有责任自我组织」
下一次机会出现于一九七六年。导火线又是食物价格。六月二十四日，总理宣布了六年来的首度价格调涨：部分物品的价格——如糖和腊肠——将上涨一倍，其它物品的涨幅则为百分之五十。第二天，波兰各地皆出现了罢工——包括罗兹的纺织厂、沿海的造船厂、波兹南的机械工厂、西里西亚的矿场，以及诺瓦胡塔的炼钢厂。在华沙市郊，乌苏斯牵引车工厂工人破坏了铁轨，造成华沙与巴黎之间的铁路交通中断。在离首都四十英里远的拉多姆，工人纵火焚烧党部大楼的景象则令人想起六年前格但斯克的情形。暴动还未平息，总理即已再次透过广播宣布取消涨价措施。
政府虽与一九七○年之时一样予以让步，却也采取行动遏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抗议活动：拉多姆的暴动群众遭指斥为[酒醉的恶棍以及歇斯底里的妇女]，同时政府也在拉多姆以及其它各地发动报复活动以惩罚罢工人士。部分群众遭到警察以警棍伺候。两千多人遭到逮捕，其中三百多人遭判处徒刑，有些刑期甚至长达十年。另外还有数千人遭到解雇——不但丧失薪给，也因国家毫不提供失业救助而无法接受医疗照护。
这一次，不同于一九七0年，知识分子与劳工站在同一阵线。过没几天，库隆、米契尼克，以及另外十二名人士（包括两名牧师）共同与罢工群众签署了一份〈团结宣言〉。七月，乌苏斯工厂工人的第一场审判展开之时，法院大楼挤满了被告家属、外国记者、便衣安全人员，以及十几位来自华沙的异议份子，其中包括库隆在内。他们前来帮助被告工人的家属，但却并不容易——便衣人员到处跟踪他们并拍摄照片，而被告家属也对陌生人深怀戒心。在一次休庭时间，两位女性异议人士不停安抚着一位哭泣不已的被告亲属，才终于打破了双方的隔阂。
一如预期，被告家属对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并不满意，异议人士于是推荐了一位律师，并代付费用，而且还为一位被告工人安排托儿服务，以使其妻得以到法院旁听审判过程。来自华沙的知识分子以及来自其它城市的学生也对拉多姆的被告工人家属提供类似协助。但当地的政府监控更为严格，反对人士甚至遭受拘捕与殴打。,政府并且征召库隆服后备军人勤务，以使他远离现场。
为了能够持续对被告工人提供协助，部分年轻的活动人士于是打算公开活动并延揽知名人士，希望以舆论力量吓阻政府的镇压行动。部分年纪较长的知识分子担心成立正式团体会轻易成为镇压目标。不过，波兰主教于九月九日发表声明支持劳工权益，令年轻派大受鼓舞，于是成立了「劳工守护委员会」。委员会依循库隆与米契尼克等人所构思的策略：要求特赦被捕工人以及让遭解雇者复职。劳护会宣称道：「除了团结互助之外，社会再无其它手段足以对抗不法行为。有受压迫者存在的地方……社会即有责任自我组织以保护他们。]一位劳护会的发起人写道。。他们希望自己的榜样能够[激起新的自治活动中心]。
劳护会成立之初只有十四名成员，后来成员数也未曾超过三十三人，组成份子主要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律师、作家、哲学家，以及牧师。也有几位著名人士参与其中；著名小说家安德祖斯基、备受敬重的经济史学家李平斯基、得奖女演员米科拉丝嘉，以及时任牛津大学教授的库拉考斯基。其它成员若非曾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反德地下行动，就是出身于一九五六及一九六八年与政府抗争的世代。一九七六年间身在海外的米契尼克，也于一九七七年加入。劳护会成员的意识形态颇为多元，包括天主教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人士，以及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政府的反抗以及对民主与人权的信念。
这个新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对遭到控告、殴打，以及解雇的劳工提供政府所拒绝提供的服务。劳护会为他们找到辩护律师，以及开立验伤证明（以供呈堂证据之用）的医师。同时也募集款项——对象包括组织内部成员、天主教会、一般大众，以及海外人士——以成立一支非官方救助基金。贝洛、盘尔，以及格拉斯等外国作家则把他们的作品在波兰贩售所得的版税捐赠出来。西欧的工会也出力协助。自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之间，劳护会总计对数千人给付了约三百二十五万兹罗提（译注：波兰货币单位）（相当于六十五个人的年平均所得）。
劳护会也筹画了一波宣传活动向政府施压。党书记吉瑞克已显露出他易受大众意见影响的特质，因此劳护会便印发传单报导抗议活动、随之而来的镇压行动，以及工人所受到的审判。他们也鼓励民众控告检方滥权。一九七六年底，乌苏斯与拉多姆的一千多名劳工联名向吉瑞克送交抗议书。约略同时，数百名学者、牧师、作家，以及艺术家共同签署请愿书要求「色姆」（Sejm：波兰国会）调查警方的凌虐行为。
吉瑞克知道，唯有让西方认为波兰有个「开明的」共产政权，其提供的贷款才不至于断绝，因此也就刻意对外国塑造自己温和的形象。有鉴于此，劳护会深知共党对国际舆论的重视不亚于对国内的注意，因此也就抓住这项弱点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库隆与李平斯基在华沙接受德国记者的访问，米契尼克则于一九七六年身在西欧期间接受法国及意大利记者的访谈。米契尼克、库拉考斯基，以及另一位在牛津的流亡人士布鲁斯于伦敦联合召开记者会寻求财务资助。奉行他们理念的团结委员会于是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地纷纷成立。
这些策略产生了效果。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七月间，所有于去年六月遭到监禁的劳工尽皆获得释放，而遭到解雇的劳工也大多数得以回到工作岗位上。共党政权显然希望满足劳护会的主要诉求，以减轻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并且让该组织无以为继。然而，反对人士对乌苏斯与拉多姆的工人所进行的协助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随即将注意力转向其它议题。他们宣称道：「我们确知对抗政府当局所加诸的限制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全民的团结一致，因此我们的活动将不会间断。」
出版活动是最重要的武器，唯有打破政府对大众媒体与信息的垄断，才能消除其对波兰人民的掌控。人民若无法沟通，各种独立行动就不可能相互协调。波兰异议份子过去曾要求放松管制，而国家掌控的媒体有时也会稍微开放一点。但限制并未解除，以致人民由于害怕直率的言论会招致禁止出版的命运，因而形成自我审查的心理。不过，一九七六年以后，异议份子已不再理会官方媒体，而开始出版自己的期刊与书籍。
一九七六年九月，劳护会发行了第一份出版品《公报》，之后大致每个月出版一期。《公报》内容刊载劳护会的宣言与诉求，以及劳工受审与反对人士遭致报复行动的新闻。其文字简洁实在，目的仅在于提供可靠的消息，而不同于波兰境内所有的官方出版品。刚开始的时候，组织成员必须一份一份打字，再转交给其它人复打更多份；后来则自国外偷运油印机入境。劳护会也协助催生其它报纸及论述性期刊，例如为劳工代言的《劳工》，内容有针对成立组织、工作安全、保健之道，以及工资等议题提供的建议。到了一九七八年底，每期发行量已达约两万份。
化学家暨劳护会成员丘哲基利用劳护会的经费与油印机成立一家名为「诺瓦」的地下印刷厂。第一本书于一九七七年印刷出版，之后更出版了一百多本书籍与宣传册，包括小说、回忆录，以及政论文章。不可能得到官方核准的作品纷纷透过此一管道出版发行，例如流亡美国的立陶宛裔波兰诗人米洛斯（CzeslawMilosz；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作，以及诸如乔治·欧威尔、曼德斯坦（OsipMandelstam）、布罗德斯基（JosefBrodsky）等外国作家与诗人的作品。「诺瓦」拥有自己的印刷所、库房，以及发行管道，并且以销售及募捐所得维持营运。
波兰异议份子以不理会审查制度的方式加以对抗之际，也利用自己赞助课程的方式抗拒共党对高等教育的掌控。一九七七年秋天，劳护会成员与其它学者联手发起了「飞行大学」。大学城内非官方的学生团体为每一场课程排定日期与场所——地点通常在私人公寓内。时间一到，即有数十名学生以及其它人士涌入上课场所，散坐于家具与地板上，聆听一般课堂上所听不到的言论，诸如「波兰平民史」（由米契尼克授课）以及「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等课程。克拉科夫的渥提拉主教提供教会的聚会厅作为上课场所，不但可容纳更多人，并可免于警方的骚扰。飞行大学届满一年之际，所举办过的讲座已达一百二十场。
劳护会于一九七六年成立之初，原本是唯一实际运作的异议团体。然而，才不过一两年时间，劳护会即已成为自力组织的一般模型。有六所大学皆成立学生团结委员会与共党掌控的学生团体相抗衡。在格但斯克、什切青，以及卡托维兹（Katowice），与劳护会有联系关系的劳工纷纷成立自由工会团体以领导工厂内的运动，而劳护会内的活动家也协助成立了几个农民自卫委员会。另外，对库隆与米契尼克等劳护会人物所采行的社会民主路线持有反对意见者，也各自成立了异议团体。
对劳工及其家属提供协助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以及学生，或是印制地下刊物与讲授地下课程的人士，都对掌控公众生活不遗余力的政府表达了违抗之意。警方则对活动份子加以殴打、逮捕、拘禁、监视，并且搜查其住处。一九七七年五月，一位与劳护会合作的学生皮加斯，被人发现陈尸于克拉科夫一条巷子里-大多数人皆认为这是保安部门的杰作。也是劳护会成员的女演员米科拉丝嘉也遭到毫不留情的骚扰与虐待：她接到辱骂她的电话与信件，车子遭到破坏，一天早晨更有十几名男子闯入她的公寓里对她出言恐吓。其它活动人士也遭到解雇或遭控以一般罪行。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员遭到学校退学。警方并且突袭出版组织，没收设备与书籍。
一九七九年初，飞行大学开始遭到连续不断的打击。政府当局暗中安排「参与讨论人士」扰乱上课秩序，教室外的民众也遭到骚扰。米契尼克与两名学生一度遭人殴打，施暴者并且叫骂道：「你们这些叛徒，中情局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库隆也曾被推下楼梯。在一次课程延期之后，一群不速之客现身于他的公寓，不但攻击他的妻儿，并且还不让他为他父亲呼叫救护人员。在事件发生期间，警车虽然团团围住该楝建筑物，警察却拒绝出面干预。
即使遭到这种惩罚，劳护会以及其它同性质的团体却仍然坚持其开放的特色。举例而言，期刊内皆列有编辑群的姓名。电话，以及地址。他们不但没有秘密行事，反倒采取更为公开的方式：这是激起别人仿效他们的唯一方法。此举虽使他们成为攻击目标——反对阵营要角的身分毫不隐密——却也提供了他们某种程度的保护。一旦必须采取公开行动,政府也就有所顾忌。异议份子的能见度愈高,迫害他们所需付出的政治成本也就愈大。公闲反抗的策略虽然冒险，却达成了功效。
共党政权从未试圆消灭反对阵营，而是对少数人士施以残暴的惩罚手段，同时对大多数人采取较为温和的制裁方式。召开聚会、出席课程，以及散发独立出版品等行为不但困难，而且带有危险性。不过民众并未遭到集体逮捕以及长期监禁，原因是共党——担心发动大型镇压行动会导致国内舆情的愤概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不愿损及国内安定以及自一九七○年以来辛苦经营的对外经贸关系。如果维系这些状态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容忍劳护会等团体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则共党政权愿意支付这项代价。
不过，异议份子依然不断遭受侵扰。这种情形虽不足以让死硬派的活动份子因而退缩，却足以让许多同情反对人士的民众不敢加入他们的行列。一九七九年三月间，布兰迪斯（KazimierzBrandys）在他的《华沙日记》（WarsawDiary）里写道：「社会厌恶政府当局，但却充满了无力感。人民依然有所顾忌——薪水、住宅、小孩要上大学、休闲旅游、日常生活。这些顾虑就足以让民众心存畏惧了。」
异议份子激发了波兰国内独立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新发展，也与劳工及教会建立了关系。不过，他们若是无法限收政府的权力自力组织的成果也就有限而且难以持久然而，迫使政府接受限制却非劳护会力所能及。要达成该项目的，必须发起较为多样化的运动，要有足够的规模与力量，而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利益造成打击,并且迫使共党人士与反对阵营真正就波兰的未来进行竞争。
[我们变的较为勇敢]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共产国家是盛大节日，政府可藉此机会颂赞其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的根源，平民百姓亦可趁着这天的好天气出外游街。一九七八年的五一劳动节，波兹南市内的公寓大楼都挂满了国旗与布条，布条上依例写着官方口号：「劳动阶级的先驱——波兰劳工联合党万岁」以及「世界各国的普罗大众团结一心」。除了这些官方装饰物以外，从街上亦可看到几乎所有窗户里都挂有另外一样东西：一幅幅仿中世纪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BlackMadonnaofCzestochowa）的圣像。这是波兰天主教徒最为爱戴的象征。
波兹南的黑色圣母像揭示了波兰社会的一项矛盾特性：无神论是国家信条，但每个星期日却有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上教堂望弥撒。他们进入教堂之后，即进入了一个共产教条鞭长莫及的、属于灵性与文化的世界。
西科尔斯基忆及在比得哥煦上教堂的情景时写道：「你会以为波兰正值宗教复兴，而非接受共产统治。」令共党政权备感惊愕的是，天主教会的地位多年来似乎不降反升，因而对共党信条的吸引力形成挑战。
天主教会所传播的讯息本身也是一种教条。布道会以及主教教书使用的告诫式语言与共党言论多所相似；两者都各自建构了善恶对立的世界，而且双方也都以绝对权威的姿态要求信徒追随。天主教会和共党一样由层级体系组成；指令同样来自于最高层。因此，乍看之下，天主教会似乎并非视思想自由及民主制度为神圣价值的波兰人士所适合的盟友。
不过，这却是天主教会后来欣然扮演的角色。共党政权对于波兰人民而言，是种无所不在的强制力，而教会则仰赖于人民自愿的接受和参与。由于共党政权视宗教信仰为反动势力，因此虔诚信仰天主教对波兰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为了在共产波兰境内生存发展，天主教会必须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融入流传久远的传统风俗、并且传达根深柢固的价值观——因此，天主教会的关注范围并不仅限于信仰问题，而对重要的国家问题均有所发言。
一九七○年代间，天主教会大主教威辛斯基与克拉科夫大主教辖区的主教渥提拉，两人联手将教会缓慢但明确地推向反对阵营。威辛斯基讲道时对劳工所提出的物质要求表示同情，并且颂扬「对于自由以及为个人理想而集会结社之权力加以捍卫的勇敢行为]，这些话语等于是支持劳护会等团体的行为。天主教会因而对备遭侵扰的波兰异议份子——其中许多人并非信徒——提供了适时的庇荫。
如果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里原本就已拥有无可比拟的地位，那么，渥提拉于一九七八年获选为罗马教皇之后，更是巩固了其影响力。布兰迪斯对那年十月选举结果发布当天的情景回忆道：r民众在华沙的街道上奔跑欢呼。」长年上教堂的妇女信众与世故的知识分子皆同声称之为「奇迹」。随后梵蒂冈与波兰当局立即展开交涉，讨论何时准许渥提拉——现在已成为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以全世界罗马天主教领袖的新身分返回波兰。
－九七九年六月二日，若望保禄二世搭机抵达华沙，而在胜利广场对为数庞大的群众发表演说。他随后走访了各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地点——有「波兰天主教发源地」之称的格涅兹诺(Gniezno)，以及亚斯纳古拉（JasnaGora）保存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的修道院——最后荣归故乡克拉科夫。教皇的话语——语调真诚自然，不同于政客的陈腔滥调——在两个层面上对共党政权提出挑战。。他肯定基督教信仰,反对无神论。,同时也间接谴责了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苏联对波兰的掌控。他预测道，波兰的未来发展「将视有多少人拥有足够的成熟度以违抗政府而定」。
到了一九七九年，教会领导人发表这类言论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位新任教皇的话语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的演说得以透过电台转播；数以百万计的听众都听到了他的话。他把共党政府用来举行正式活动的胜利广场转变成为众多波兰人民不断呼喊「我们要神」的论坛。而且他是以全球天主教徒最高领导人的身分发言，其权威之崇高致使共党也只能保持静默。
教皇来访吸引了众多波兰人参与自力组织运动，规模之大远非劳护会所敢想望。国家此时也只能靠边站，而让天主教会从事大部分的安排活动。在克拉科夫，一位名叫库比克的学生连同其它志工日夜赶制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以及黄色的教皇旗帜，三餐则由修女提供。教皇抵达前夕，就在他们爬上鹰架忙着把旗帜悬挂于宫殿上的时候，街灯却没来由地突然熄灭。结果，民众纷纷自动把车子开过来，并且打开车灯，以使工作完成。「没有人抱怨电池没电，」库比克回忆道。一位天主教知识分子对一位美国记者指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任何事，我们不需要政府............]
在教皇到访的前几天，对于届时可能发生的状况，出现了各种骇人听闻的传闻：数百万农民将涌入华沙，四处席地而睡，留下「疾病、排泄物，以及尸体」。数以千计的民众将在庞大的群众里遭推挤践踏而死。不过，一位作家冒险出门到街上之后，却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行走方式，步调与节奏都不同于以往......群众缓慢地移动，没有人互相碰撞，大家都让路给别人……」。百姓自己维持了秩序；现场完全看不到警察。「为数如此之多的群众反观于己,对自己庞大规模的感触强化了其本身的力量。」另一位认为教皇的来访造成「人与人更为接近」的，则是瓦伦蒂诺维兹：「我们变得较为勇敢。]
教皇最后一次访问克拉科夫之时，为三百万人主持了户外弥撒，而创下波兰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集会活动。
波兰在那一瞬间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每个波兰人也都明白这一点。在那一瞬间里，国家权力不再重要——那一瞬间所开创出来的空间并不受其法令所规制。犹如米契尼克所言。。[长久以来深受压迫的人民突然间重新获得了决定自己前途的能力。」格但斯克大对决
「初尝......团结滋味」
布兰迪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日记里记述道，一家鱼贩店因传闻将供应一批腓鱼，店门口因而大排长龙，排队民众皆不畏其苦地站在骯脏的雪水里。鱼贩店营业时间为早上十一点，但却早在凌晨二点就有人前来排队。当天晚上，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位政府官员大肆宣扬国家的经济成就。对一般的波兰百姓而言，排队是经常必须面对的苦差事。对共党政权而言，长长的队伍表示他们迟早要采取涨价措施，即使一九七○与一九七六年的动乱显示这项措施并不可行。
吉瑞克于一九七一年决定取消前任书记的涨价措施之后，即改变了波兰经济的发展进程。以抑制消费的方式驱动工业成长——也就是以前的政策——具有极大的政治争议性，因此他扬弃了这种作法。要投资于工业，同时又要让消费者免受物资匮乏之苦，贷款于是成了政府眼中的灵丹妙药。共党政权向西方国家借取高额款项，以硬性货币的贷款为工业界取得所需的科技，同时也为消费者增加消费性商品。工业生产力一旦提升，商品出口至西方国家所赚取的外汇即可用来清偿债务。如此一来，政府便可坐享工业发展的成果、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维持政治安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在短暂的几年之间，吉瑞克的确有如魔法师。在贷款的挹注下，不但投资于一九七○年代初期骤然提高，工业成长率在世界各国间也名列前矛。商店的货架上满是蓝色牛仔裤、电子产品、食品，以及其他进口商品。一九七○至一九七五年间，肉类的平均每人消费量上升几达五成，住宅以及医疗服务的供应也有所增加。
不过，吉瑞克的好日子难以长久。共党政权并未实质改革僵化的中央集权计画方式,而且炼钢与造船等重工业在出口前景看坏但政治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又占了总投资的大部分。此外腐败的官员也争食政府财源，而用于购置游艇以及建造豪华别墅。劳工的收入快速增加，但农业生产未能跟上脚步，以致必须进口更多的食物。随着贷款逐渐累积，而进口所应带来的利益又迟迟未实现，外债也就不断飙高。新的借款几乎都用于偿还旧债。于是，食品以及其它商品的进口量即必须减少，最后导致各种物品——不论是肉类还是刮胡刀——都出现短缺的现象。
到了一九八O年，共党已陪入自己的愚行所造成的困境。由于食物进口量减少，因此政府必须提高价格以使有限的食物能够平均分配给所有消费者。官员于七月初宣布涨价措施。他们非常清楚劳工会有什么反应，但他们希望至少能够避免发生动乱。地方政府奉命在不安定的地区以加薪及大量供应肉品等措施扑灭动乱火种。共党政权希望藉由在部分地区的让步平息民众的怒火。
华沙市内与市郊随即出现了罢工活动。在罢工风潮逐渐蔓延至其它城市之际，官员也忙着消解民众的不满。不过，他们这一次已无法对波兰人民隐瞒实情。库隆在他位于华沙的住处联络全国各地的活动人士以搜集并散播罢工活动的消息。他也接触西方记者,透过他们把新闻从欧洲自由电台及英国国家广播电台播送回波兰。各个城市里的劳工听闻其它地区的劳工因罢工而获得加薪之后,便也如法炮制。在拉多姆等几个少数地区，官员以先行加薪的方式预防骚动发生。格但斯克是唯一没有发生罢工的地区。到了七月底，加薪的手段看似奏效，风暴也似乎平息了下来。
但在八月初，共党领导人才刚松一口气，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官员却做了一件后来令自己后侮莫及的事。他们于八月七日解雇了在造船厂服务近三十年、而且只差几个月即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瓦伦蒂诺维兹·她原本是焊工，后来成为起重机驾驶员，并因而在广大的厂区里成为人人熟识的对象。她有着祖母般的外形，经常穿著碎花图案的服装，以耿直的个性以及为同僚争取权益不遗余力著称。但她不只是受人欢迎而已。她同时也是造船厂内数千名劳工与格但斯克城里逐渐茁壮的政治反对势力之间的桥梁。
一九七八年夏，瓦伦蒂诺维兹从BBc的广播听闻格但斯克有部分活动人士希望组织属于劳工自己的工会。她即刻加入了这个团体。其成员包括安杰·圭亚兹达与裘安娜·圭亚兹达，一对同为造船工程师的夫妻；以及年轻的历史学家博鲁斯维兹，他曾参与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也是格但斯克唯一的劳护会成员；还有琵恩考丝卡，她是列宁造船厂医护室里的护士，因于劳护会发行的《公报》上读到博鲁斯维兹的演说稿而加入这个团体。与瓦伦蒂诺维兹同为一九七○年罢工活动领导人的华勒沙也约略在同时候加入。他们并且招募了几位年轻工人，包括列宁造船厂的波罗札克与库罗德兹，以及服务于邻近的艾尔莫船厂补给公司的伯格丹·里斯。
工会活动份子透过博鲁斯维兹而与城里的反对团体有所接触。他们在当地工厂散发劳工刊物《劳工》，并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开始印发自己的新闻传单〈沿岸工人〉。该团体的精力主要投注在筹备每年十二月举行的追思典礼，以纪念一九七○年丧生的造船工人。每年典礼举行前的几个星期，瓦伦蒂诺维兹及其友人都会在城市各地张贴海报，并于电车上以及工厂大门外散发传单；典礼当天，民众群聚于造船厂的二号大门外，摆放鲜花、默哀一分钟、合唱国歌，并且聆听演说。
参加追思典礼的民众虽未遭武力驱散，各个发起人却还是付出了代价。他们遭到逮捕而被控以子虚乌有的罪名，或遭短暂监禁，受到不知名暴徒的攻击，并且遭到服务机关开除。史潘斯基是在艾勒托莫塔兹工厂服务的一位年轻工人，他在一九七九年的追思典礼上帮忙，几个星期后即告失踪。次年春天，他遭凌虐的尸体被人发现漂浮在河面上。
要对这种野蛮的暴行采取行动，必须兼具狡狯的个性与坚忍不拔的毅力，而华勒沙正是个中翘楚。他于一九六七年来到格但斯克，与同样新近迁居此地的年轻女子达努泹结婚，并于造船厂找到电工的工作。到了一九七○年的罢工活动展开之际，华勒沙已可算是个领导人物了。他聪明伶俐，而且不怕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也富有幽默感。他以优秀的技术及认真的工作态度著称，因此造船厂的官员也不得不对他多所容忍。一九七○年之后，他一再挑战他们的容忍底限，不但协助筹备追思典礼，也在工会会议上炮轰官员。在一九七六年一篇炮火猛烈的长篇演说之后，他终于遭到解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华勒沙不断遭到各家工厂解雇。他与他成员渐增的家庭在他失业期间的生活费，完全来自于教会、劳护会等反对团体，以及劳工朋友的捐赠。不过，政府虽使他生活困难，却也促使他成为激进的工会倡导者。他在城里各大企业内原本就颇具知名度，现在又利用不断更换工作的机会将独立工会的讯息传播至各工厂。他在待业期间全职投入反对活动，经常开着一辆贴满了一七九一年波兰民主宪法影印传单的小车子在城里来回穿梭。他也现身于格但斯克各政治团体的聚会上，在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寻求盟友；他似乎无人不识，而且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华勒沙与瓦伦蒂诺维兹早就知道官方工会只是幌子，而劳工若是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就必须自行组织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九七○年的罢工经验使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动会导致失败，以及在下一次机会来临时该怎么做才会有效果。现在，由于他们和圭亚兹达夫妇及博鲁斯维兹等人的关系，他们因而明了他们所参与的活动格局其实远大于造船厂及格但斯克。瓦伦蒂诺维兹不但仰赖劳护会的信息来源、阅读异议刊物，而且也参加飞行大学的课程。华勒沙则觉得与其它活动人士共事，令他「初尝真正的人民团结滋味」。
在一九八○年夏天以前，自由工会团体一直沿用库隆与米契尼克设计、而且为劳护会采行的反对模式。他们不以抗议行动要求改革，而是直接违抗政府赖以掌控社会的借口。他们不要求言论与集会自由，而在行为上直接体现这两大自由，诸如自行印发报纸以及自行举办活动。他们藉由这么做而使劳工保有信息来源、保存人民对一九七○年的记忆、直接满足组织独立工会的需求，同时也为格但斯克的激进工人与异议知识分子建立关系。
不过，自由工会团体的核心理想还有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把波兰全国的劳工组织起来。团体成员皆有意迫使体制本身产生重大改变，以使劳工拥有自我组织与自我防卫的权利。至于改变体制的方式，华沙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方法并不足以奏效，而必须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与政府进行激烈抗争。一九八○年夏，华勒沙及其友人突然间发现自己所领导的正是如此一项运动。瓦伦蒂诺维兹遭解雇事件则是点燃导火线的火花。
〔我们将占领造船厂〕
瓦伦蒂诺维兹遭解雇的当天晚上，六、七名格但斯克活动人士齐集于皮欧特·迪克家中。迪克是位医生，也是民族主义反对团体「青年波兰」的成员。当夜出席人士包括华勒沙、博鲁斯维兹、琵恩考丝卡、安杰·圭亚兹达，以及两位年轻工人——服务于列宁造船厂的费尔斯基以及因企图发动罢工而遭解雇、但即将至巴黎公社造船厂上班的库罗德兹。由于他们恐怕迪克的住处可能遭到窃听，于是一起到公寓后方的院子里讨论是否发动罢工。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博鲁斯维兹与三名年轻的造船工人——费尔斯基、波罗札克，以及普拉金斯基——共同拟订了计画。先前在七月所发动的一项罢工并未获得造船工人的响应，但这一次他们选定了一个适当的议题：瓦伦蒂诺维兹。他们印发数千份传单说明她遭解雇的原因，并要求让她复职，同时也要求加薪，以及为一九七○年十二月丧生的工人设立纪念碑。
在造船厂内，波罗札克悄悄地试探几位同僚的意见，以了解这项议题是否足以让他们挺身而出；答案是肯定的。这四名筹画者对计画深为保密，即使是自由工会团体的同志也只知道他们在筹备罢工活动。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有较具经验的人进来帮忙，因此他们于八月十二日星期二找上了华勒沙，问他是否愿意帮忙领导即将于明天早上展开的罢工活动。华勒沙予以婉拒——因为达努姐才刚生了第六胎；他必须留在家里帮忙。不过他星期四有空可以抽身。于是罢工时间延后了一天。
星期四凌晨四点半，博鲁斯维兹在电车站里，身上带着数千份有关瓦伦蒂诺维兹的传单，他所搭乘的是连接格但斯克北边市郊与造船厂路线的电车。天才刚亮，与他一道发传单的同伴即已到达，于是两人登上载着第一批早班工人的南下列车。他们在车上散发传单，到了下一站即下车，然后再登上下一班车——同时也还有另外一组人从南边搭乘北上的列车散发传单。所有传单发完之后，博鲁斯维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造船厂的数千名劳工抵达厂区之时，都已对瓦伦蒂诺维兹的工作经历以及她遭解雇的事件有所了解。他们读到了她获得三项奖励的事迹、她为其它工人所做的奋斗，以及她与自由工会团体合作的成果。他们知道管理阶层如何侵扰她，最后并于八月七日将她开除。传单上宣称道：「瓦伦蒂诺维兹令当局无可容忍，因为她不但保护别人，而且能够把她的同事组织起来。」传单内容并且警告道：「我们如果无法抗拒这项处置，那么以后再有增加工作量、违反安全规范，或者强迫超时工作的情形发生时,就不会再有人出面反对了。』瓦伦第诺维兹保护了他们,现在该他们反过来保护他了。
两百多名在K-5船身组装场工作的工人于六点前走入置物间之后，即看见号召罢工的海报。这些海报是前晚彻夜未眠的波罗札克刚刚张贴的。这些工人换上蓝色工作服之际，波罗札克又在每人手里塞了一张传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较大的K-3组装场，负责人则是在该处工作的普拉金斯基。另外，费尔斯基与其它人也在W-3组装场内散发传单。
费尔斯基、普拉金斯基、波罗札克等人分别在置物间以及组装场内向同僚说明罢工事宜，同时也要求他们到开阔的船坞里。虽然有许多人——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工人——意愿不高，但仍有一些人表示同意。他们走过船壳以及组装场之时大声呼喊道：「放下你们的机器跟我们走。」波罗札克与费尔斯基所带领的群众相互会合而走到普拉金斯基位于造船厂尾端的K-5组装场之后，聚集人数已达两千人；然后他们又往回走，人数也不断增加。
现在刚过早上九点，他们集体走向声名远播的二号大门，一九七○年的罢工工人就是在此遭到射杀的。有些人开始大声喊道应当离开造船厂而游行至党委员会大楼。罢工领导人对此早有预期；他们无意重蹈一九七○年惨剧的覆辙而再度制造出一堆新的烈士。波罗札克等人要求群众为一九七○年的受害者默哀一会儿，接着又带领群众合唱国歌，之后才安抚群众情绪，并把他们留在造船厂内。
不久之后，罢工群众齐集于行政大楼外的露天广场。才二十二岁的波罗札克爬上一辆挖土机的铁铲而将其当成讲坛。他拿起一具扩音器，要求罢工群众选出一个委员会。「我们需要我们能够信任的人，在组装场与工作小组内有领导权威的人。」属于不同工场与部门的工人于是纷纷各自聚在一起，选出了共计二十名代表。
接着，造船厂厂长格尼屈来到现场，并且也爬上了铁铲。格尼屈广受船厂工人的敬重与爱戴。他二十年前也是从船身组装工人做起。他和其它共产党员一样曾经参与一九七○年十二月的罢工活动，而且是别人眼中的改革派。因此，他一说他愿意在罢工取消的情况下与罢工委员会成员坐下来谈，许多人便都相信了他。罢工活动看似就要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后宣告瓦解。
突然间，格尼屈发现华勒沙就站在他身旁。「你认得我吗？」华勒沙向厂长问道。他当天整个早上都在忙着甩掉跟踪他的安全人员，而且刚刚才翻过造船厂的围墙。现在，他在成千上万名工人面前质问格尼屈：「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被造船厂解雇。我有偷东西吗？我是贼吗？我在造船厂工作十几年了，而且到现在还自认为是真正的造船工人。我已经四年没有正常工作了。」波罗札克才刚把华勒沙纳入成为罢工委员会的第二十一名委员，华勒沙就大声宣示：「我们将占领造船厂！」罢工群众响起热烈掌声，而他也承诺道：「我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华勒沙的出现粉碎了格尼屈在谈判之前先结束罢工活动的希望——此一策略将使工人代表丧失一切筹码。现在，这两个人仍然不自在地一同站在挖土机铁铲上，罢工群众却已开始叫喊他们自己所要求的条件：瓦伦蒂诺维兹必须纳入罢工委员会，并由格尼屈以自己的座车亲自送到工厂。罢工群众知道自己占了上风，因此也趁机稍尝对老板报复的快感。华勒沙加上第二个条件：谈判必须全程以扩音器播送至全造船厂。如此一来，一般工人即可得知一切过程，同时也可知道工人代表并未出卖他们。罢工委员会随后即离开而转往华勒沙原本工场内的自助餐厅准备长期抗战。
他们围坐在桌边，一面喝茶，一面草拟要求事项。他们所拟订的内容马上就超越了罢工领导人不久前才刚在倡导的要求。瓦伦蒂诺维兹与华勒沙两人都必须获得复职。工人必须获得加薪，同时加订生活费用条款，而且肉品必须恢复原先价格。警官与军官的特殊加给必须取消，另外也必须设立纪念碑纪念一九七○年的烈士。政府必须保证不对罢工群众加以报复，而劳工也需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也就是华勒沙及其同志在过去几年间所坚持的原则。
委员会带着这些要求回到行政大楼与格尼屈进行谈判。但格尼屈完全拒绝接受这些前提。他告诉他们说，由于会议室并未与广播系统联机，因此谈判过程不可能转播出来。他还说没有必要去打扰瓦伦蒂诺维兹；她身体不适，这一切的纷纷扰扰可能会影响她的情绪。不过，委员会没有这么容易被打发。华勒沙宣称他们在当局达成这些前提之前将不接受谈判，然后所有代表便集体退席。
中午时分，一辆载着瓦伦蒂诺维兹的灰色小车开进二号大门之后，站在庭院里的罢工群众立刻知道他们赢得了第一场战役。罢工群众纷纷群聚于车子周围，瓦伦蒂诺维兹则下车并爬上挖土机的铁铲。她接过一束玫瑰（当天早上刚从格尼屈办公室外的玫瑰丛剪下来的）之后，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频频擦拭眼角的泪水。后来格尼屈让步，而准许以扩音器广播谈判过程。谈判于是订于隔天——星期五——展开。
星期四下午，罢工群众开始为可能必须长期待在造船厂内加以准备。在造船厂外面的医护室里，任职的琵恩考丝卡向格但斯克的居民散播募捐食物的讯息，然后召集了一群学生挨家挨户地收取。其它的罢工人士则看守着造船厂入口，并执行禁酒令。有些人架起天线收听欧洲自由电台的广播，而且将厂内所有炸药暗藏起来。有些人囤积水，住在附近的人则回家带来床垫及棉被·随着天色渐暗，造船厂内也架起了一座座的帆布帐篷。
罢工群众还在里头忙碌着，琵恩考丝卡即在得知罢工活动细节后立刻以电话联络库隆。消息于是从库隆口中传给了外国记者，之后又经由欧洲自由电台传回波兰。博鲁斯维兹先到港口告知码头工人事件发展情形，随后又转赴各家工厂散播此一消息。由于他在这些地方属于外人，以致难以说服这些劳工冒险发动罢工。不过，自由工会团体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几家大企业内的激进工人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些人则在星期五早晨采取了行动。
星期五是库罗德兹在巴黎公社造船厂上班的第二天。在那天早晨开往工厂的巴士上，这位二十岁的新进员工向他的同僚述说了列宁造船厂的罢工情形，然后要求他们也放下工作。他在船身组装场的置物间内以及各工作小组晨间集合的广场上持续鼓吹罢工。工头与共党高干催促各个工作小组进入组装场以及船身内之时，库隆德兹与其它年轻煽动份子的呼吁看似失败了。但不久之后，有数十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而回到广场上；随后又有数千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罢工于是开始。
在紧邻列宁造船厂的艾尔莫工厂里，安杰·圭亚兹达与伯格丹·里斯——这位自由工会团体同志的身分极为特别，因为他也是工厂内共党委员会的主席——领导了两千名工人发起罢工。另一位盟友柯兹渥努斯则说服市立运输公司的工人罢工。格但斯克的修船厂与北方造船厂的工人，以及北方海港的码头工人，也都群起罢工。截至星期五中午，已有约五万名工人放下了工作。每家企业里的罢工工人都留在原地准备占领厂房、选出罢工委员会，并且派遣代表前往列宁造船厂。列宁造船厂俨然是区域内的罢工神经中枢。罢工活动从星期四早晨展开之后才过了约略二十四小时，一小群仅持有传单及海报的年轻活动份子竟然鼓动了为数庞大的劳工群众。第二天，同样的情景在该区域内各地一再上演。各地的罢工群众都没有涌入城里与警方对峙，而是留在造船厂与工厂内——他们在这些利于固守的场所内，可遂行民主的控制与组织方式。他们各自派遣代表到一个中心地点后，即开始建构一个能够团结并引导所有罢工工人的单一组织。他们要求独立工会的诉求提升了事件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就必须要有层级高于工厂管理阶层的官员介入处理。
这些都还只是整个出人意料的情势发展中的第一步，而其所触发的运动规模则远超过自由工会团体所预想的情形，活动人士一旦引发罢工行为之后，就无法完全主导接下来的发展，因为情势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成千上万名劳工的自发行为。不过，事件首日的关键决策——占领工厂、组织群众，以及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却非临时做出的决定。这些决策反映出曾经历过一九七○年惨剧的工人将其所学得的经验传承给了年轻一辈的工人；自由工会团体所出版的刊物也在几年来一再讨论这些经验。博鲁斯维兹回忆道。。[我们不必向他们说明为何不该走上街头，以及为何应当留在厂区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人们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谁要罢工？]
区域内各地的劳工纷纷加入罢工行列之后，当地政府即静待华沙下达指示。吉瑞克在星期五早上提前结束苏联访问行程返抵华沙。共党政权决定扑灭格但斯克之罢工活动中心的火苗，以灭绝罢工风潮。第一步即是必须切断格但斯克与波兰其它地区的联系。星期五当天，格但斯克所有电话与电报线路均遭切断，联外道路也全部遭到封锁。在列宁造船厂，格尼屈奉命接受罢工工人大部分的经济要求。上级告知他：「不惜一切平息罢工。」只有工人的「政治要求」——尤其是独立工会的要求——才必须予以拒绝。政府官员认为只要能够与造船工人达成协议，其它地方的工人也就可被说服回去工作。
这个计画的问题在于列宁造船厂所选出的罢工委员会成员都是激进份子——像是波罗札克这样的年轻强硬派以及像华勒沙与瓦伦蒂诺维兹这样的反对阵营老兵——加薪的手段不可能买通这些人。但格尼屈想出了一个迫使罢工委员会妥协的方法。谈判于星期五早上展开之后，聆听扩音器转播的工人听见他提议道，既然罢工委员会只有选自造船厂内少数几个部门的代表，因此每个部门应该再各选派三名代表，以提高委员会的代表性。
不论是华勒沙还是其它人，都不可能否决此项提议而又不让其它工人觉得他们违背了自己所宣示的民主原则。但他们担心在许多部门里，官方工会成员与共党党员——这些人拥有施予恩惠、及将人解雇或调职的权力——将会逼迫其它工人而让自己或其它较为听话的工人当选。他们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那天稍晚，人数较多的新委员会组成之后，罢工发起人士已然成为一个保守团体中的少数。
在星期五的谈判当中，格尼屈答应了罢工群众大部分的要求。瓦伦蒂诺维兹与华勒沙可以复职。地方党部秘书愿意向罢工群众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报复。一九七○年罢工事件受害者的纪念碑也将会设立。格尼屈并且语带模糊地承诺取消食物涨价措施及改革现存工会。到了傍晚，只剩加薪幅度的问题还未解决。其它工厂的代表在星期五下午以及傍晚陆续抵达列宁造船厂之后，都一致发现，其它地方的罢工风潮正愈演愈烈之际，这个罢工活动的中心却已几近崩解。星期六早上会谈展开之后，格尼屈稍事拖延了一会儿，即答应给予劳工接近于其原始要求的加薪幅度。至此，罢工委员会成员皆似已迫不及待要接受这笔待遇而回去工作，但华勒沙仍做出最后的努力：他们应当坚持他们所要求的工资标准、坚持取消涨价措施、坚持罢工津贴，尤其要坚持成立自由工会。格尼屈承诺道，只要他们结束罢工，这些要求就还有可能实现。他成功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结束罢工。华勒沙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从善如流，于是拿起麦克风宣布罢工结束。数千名在造船厂内过了两夜的工人于是起身走向大门。
造船厂外却是一片混乱·华勒沙与其它罢工委员会成员走出大门之后，立即遭到其它工厂代表的包围。「格但斯克造船厂背叛了我们!]其中一人喊道。与华勒沙熟识的柯兹渥努斯当面对他说道：「华勒沙，你不能这么做。你如果背弃我们，我们将不知所从。」霎时间，华勒沙明白他不能够拒绝他们的请求。他向群众说道。。「我们必须尊重民主,因此即使妥协的结果不够让人满意,我们也必须接受。但我们没有背弃其它人的权利。我们必须以团结一致的精神继续罢工行动，直到所有人都赢得胜利为止。我说过，我会是最后一个离开造船厂的人。我说到做到。如果聚集在这里的工人希望继续罢工，我们就继续罢工。好，谁要罢工？」所有人于是齐声高喊道：「我们要!]
瓦伦蒂诺维兹与琵恩考丝卡立即赶回会议室广播继续罢工的决定，却发现麦克风已遭断线．格尼屈已回到办公室里，透过扩音器向工人宣布罢工已经结束，并要求他们回家——晚上六点以后还留在造船厂的人将遭到起诉·许多工人早已离开，而其它人由于只听到格尼屈的广播，因此也即将离开。
但瓦。琵两人立即赶到三号大门。平常沉默寡言的琵恩考丝卡抓起一具扩音器，锁上大门，要求所有人安静，然后宣布：「三分钟后，每个人都可以离开。但我要说几句话。你们可以等个三分钟。」她站在一个桶子上，向在场工人指出格尼屈的话都是谎言。工人的要求并未获得实现，不会有自由的工会。「你们如果离开，一九七六年的情景就会重演；留下来的人会遭到军队的包围镇压。他们会遭到解雇......这是你们所要的结果吗？」她似乎打动了他们。「最重要的是所有人要团结一致，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劳工。」在场的工人至此已开始欢呼，而等到大门打开之后，只有四个人离开。琵恩考丝卡随即搭上电动推车到其它大门，向该处的工人做同样的呼吁。
由于造船厂太大，以致无法通知到每一个人，而且有些罢工工人也已感疲惫而很想回家。因此，虽然琵恩考丝卡极力挽留，大多数工人仍在傍晚前离开了工厂。留下来的人数无法确知：有些人估计在四、五百人上下，有些人则认为有一千人左右。这群死硬派的罢工人士必须撑过周末，然后期盼他们的同僚在星期一早晨前来上班后会再次加入罢工行列。在此同时，传话人急速赶往各个罢工工厂转达继续罢工的消息，并说明谈判没有结果。
「为了全国」
固守在造船厂内的活动份子不但延续了罢工活动，也延续了独立工会的倡导运动。不过，要赢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就必须动员整个沿海地区、甚至波兰全国的劳工。唯有规模庞大的全面罢工所造成的经济伤害，才足以迫使共党政权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让步。现在，他们既已阻止了格尼屈在野火蔓延之前加以扑灭的企图，便有机会掀起范围更广泛的运动。
首先，他们必须要有计画—套句博鲁斯维兹的话：「一个标语、一面旗子，好让大家能够跟随。」星期六晚上，来自二十个罢工企业的代表齐集于造船厂的卫生安全大楼内的一间会议室——亦即先前与格尼屈会谈的地点——而且自称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华勒沙、瓦伦蒂诺维兹、圭亚兹达，以及柯兹渥努斯等人是委员会的核心人物。经过多年来散发传单、举办追思典礼，以及遭受安全人员侵扰的经验之后，他们现在成了成千上万名罢工工人的代言人。在场的还有一群与自由工会团体长期合作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一同讨论至星期六深夜，星期日又继续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完毕之后，他们总共拟订了二十一项要求。
第一项要求是组织不受共党干预之自由工会的权利。这是格但斯克活动人士的指导原则，也是沿海地区的劳工自一九七○年以来的梦想。第二项要求是免于报复的恐惧，之后则是对于具体利益的要求：罢工津贴、加薪二千兹罗提，以及生活费用津贴。如同加彭及其俄国同胞在血腥星期天向沙皇所提出的请愿书，这份要求清单也寻求实现基本权利与正义，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因思想问题而遭工作场所或大学开除的人士，应予恢复工作或学籍；同时也应取消保安部门以及共党机构的特权。他们所要求的变革当中，有许多的影响范围不仅及于劳工，而是及于全体波兰人民：诸如降低退休年龄、改善医疗服务、普及托儿服务、延长产假，以及周休二日。
不过，这些要求并未直接挑战共党政权的权力。星期六晚上，人权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斯祖劳斯基提议要求全面废止出版检查。博鲁斯维兹反对，而坚持他们不应该威胁共党的政治控制权。他提醒大家：「你们也知道捷克人在一九六八年废止检查制度的结果。」他们必须尊重波兰是苏联集团一员的现实。另一项要求自由选举的提议也因同样理由而取消。罢工展开后不过三天，领导人物已在对他们挑战政府的程度踩煞车了。
从一开始，厂际罢工委员会就希望把罢工活动当成民众运动的跳板。其领导人物明白，除非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否则工人不可能在长期抗战中获得胜利。因此他们便在罢工活动中安排足以引起一般民众回响的象征活动。星期日早晨，詹考斯基神父抵达二号大门主持弥撒。数千名民众自城里前来参加，手里捧着花，并高举着波兰国旗。有人在大门上挂上一幅若望保禄二世的相片。工厂内的工人与工厂外的民众齐声吟唱圣歌，神父则对一支立于一九七○年受难工人遇害之处的十字架加以祝圣。随后更在十字架上安上一条染着红白国旗颜色、并绘有黑色圣母像的彩带。顶端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带领波兰脱离苏联独立的英雄毕苏斯基的名言。。[只要愿意,就做得到。」罢工工人的梦想于是和波兰精神合而为一。
周末接近尾声之际，厂罢会也面临了必须把罢工活动的范围从原本的二十二家工厂及造船厂向外扩展的问题——先纳入格但斯克周围的数十万名工人，然后再延伸至西里西亚的煤矿、克拉科夫与华沙附近的工业区，以及波罗的海大港什切青。不过，国营媒体已对罢工发出全面反对之声。格但斯克的各家报纸坚称罢工会使经济恶化。总理在电视上警告道，如保罢工风波不赶快平息，波兰的「盟友」——亦即苏联——将会不高兴。待在造船厂内的罢工工人则被描述成一群不满份子，以一己之私阻挠大多数人回去工作的意愿。
到了星期日晚上，地下印刷工已印出第一批介绍厂罢会及其诉求的传单。传单散发人员于星期一展开行动，将传单分送至沿海各个工厂。载运货物至列宁造船厂的卡车司机也将消息带回补给工厂。工人虽难以通过封锁格但斯克的各个路障，但同情罢工工人的学生、医生与工程师，则较无通行上的困难。由于身在华沙的库隆协助散播消息，波兰各地的欧洲自由电台听众因而得以对厂罢会及其诉求有所了解。星期六返家的数千名工人于星期一回到造船厂，重新加入罢工行列。三十多个新加入罢工活动的工厂也纷纷派遣代表前来。,当天从早到晚，守卫不断宣布新的代表抵达。到了傍晚，厂罢会已囊括了超过一百五十个工厂的代表。
厂罢会依恃这股新的支持力量而做好了谈判准备。但此时情势已变，官员拒不谈判。政治局成员卡尼亚于星期一会见地方党部委员会商讨解决危机的方案。共党政权先前曾经试图和造船工人达成协议，以藉而瓦解罢工中心；现在他们则改由反方向进行，而与十几家尚未加入厂罢会的企业里的罢工员工进行谈判，承诺给予大幅加薪——同时也针对已加入厂罢会的企业提供个别优待，以图各个击破。不过，共党政权的基本策略并未改变：以贿赂收买的方式使劳工不再追求自由工会的目标。同时，他们也希望藉由封锁格但斯克的通讯与交通、袭扰罢工消息传递人员，以及拘捕包括库隆在内的反对人士等手段，阻绝罢工运动向外扩展。最重要的是：他们无论如何绝不承认厂罢会。
星期二，共党高干一度考虑采取另一种手段：以武力镇压罢工运动。在周末期间，固守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一直担心会遭到攻击，甚至想象会有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但格但斯克党部首长卡尼亚及费兹巴赫都希望和平解决；一九八零年的情势已不比一九七零年，而吉瑞克也不是葛穆尔卡。吉瑞克已多次表现出他不惜让步以避免动乱的个性。所幸在库隆以及随后来到格但斯克的外国记者的共同努力下，造船厂的罢工事件不但为许多波兰民众所知，也是举世瞩目的焦点。罢工工人挟持昂贵船只与机器以为护身符，而媒体的宣传则给了他们更大的保护。
因此，至少就暂时而言，这场冲突事件的发展，在工人始于前一个星期而至星期一仍持续升高的动员行为下，将视共党政权的收买、欺瞒与威吓等手段是否足以有效遏阻而定。若非如此，而罢工风潮又广为蔓延且持久不衰，共党政权则不免必须面临两难的抉择：与厂罢会谈判，或者动用军队镇压。
此时，厂罢会的成员正分坐于造船厂礼堂内的三张长桌前，在列宁雕像的注视下，一面聆听新罢工代表的发言，同时也互相辩论并拟订计画。在会场后方，技师利用设备把会议现场转播至造船厂各个角落，并为其它工厂的罢工工人录制录音带。在会场外，造船厂大门的守卫把安全人员之类的不受欢迎人士尽皆阻挡于门外。其它人则看守船只与机器以避免损坏。翻译人员对外国记者与摄影人员提供协助。肉贩屠宰活体猪只及牛只，餐点则以大家从各地带来的肉品、马铃薯、乳酪、面包，以及蔬果烹煮而成。
到了星期三，厂罢会所发布的一份声明坚称罢工工人「不只是为自己的薪资利益，而是为了全国的正义而奋斗」。全国民众对此似乎欣然赞同。每天都有一大群民众聚集在大门外为罢工工人祈福。星期三，格但斯克工艺学院的代表团抵达造船厂并宣告其对罢工运动的支持；格但斯克作家公会与格但斯克大学也在隔天做出同样的举动·欧洲自由电台则播放一篇支持罢工运动的声明，内容由天主教周刊的编辑马佐维奇执笔，共有六十四位华沙知识分子参与连署。
星期五午夜过后，马佐维奇与备受敬重的史学家葛瑞梅克抵达华沙和华勒沙会谈。他们与库隆等众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担心争取自由工会的要求可能因过于激进而引起冲突。他们虽未能动摇华勒沙的意志，但仍决定留在造船厂，并在华勒沙的邀请下同意担任顾问。这段期间内，罢工风潮在沿海地区不断蔓延。到了星期二傍晚，厂罢会已囊括了两百六十三家公司的代表；隔天又有四十几家公司加入——而其它地区的罢工消息也开始传到格但斯克。位于什切青的华尔斯基造船厂于星期一展开罢工；该地区的其它工厂随即组成厂际罢工委员会。同样情形也发生在与苏联接壤的耶布雷格。而格但斯克各家与政府从事个别谈判的公司，后来也在星期四晚上加入了厂罢会。
共党政权各个击破的策略已告失败。罢工工人自星期一就赢得了格但斯克人的支持、激励了异议份子，并且吸引了一群外国记者。罢工活动至此已瘫痪了整个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而且随时可能扩散至其它地区。到了星期五晚上，政府高层决定尝试新的方法。既然厂罢会一再邀请他们进行会谈，也许他们能够在不让步太多的情况下与厂罢会达成协议；他们带着这样的希望而宣布将于星期六前往造船厂。
经过一个星期的对峙之后，罢工运动已迫使共党政权承认厂罢会为罢工工人的代言者。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罢工领导人物的作为已然超越一九七○年的经验。他们号召了这些年来所发展出来的新盟友。。农民与一般市民对罢工工人提供物资补给。,专业以士与学生把罢工消息传遍沿海地区各企业。,学者与异议份子为外国媒体提供翻译，并为厂罢会提供意见。这一广泛的阵线并非引发罢工的因素,却顿挫了共党政权孤立并削弱罢工工人力量的手段。与一九七○年不同的是，这次工人已非孤立无援了。
[我们达成了我们能力所及的一切]
星期六晚上，双方相会于卫生安全大楼内的会议室，与礼堂仅隔着一面玻璃墙，而厂罢会的数百位代表则在礼堂内旁听会谈。政府代表进入会议室前必须先经过数千名罢工工人，而这些工人都能够听到会谈的每一句话。共党政权的谈判代表以副总理贾格斯基为首。由于他曾化解七月发生于卢布林的全面罢工，而赢得问题解决能手的声誉。华勒沙、圭亚兹达、库罗德兹、琵恩考丝卡，以及其它罢工发起人则代表厂罢会发言。
由于数百家企业内的数十万名工人全部目标一致，厂罢会于是希望进一步扫除障碍，以利往后更广泛的动员。他们要求政府停止对罢工消息传递人员的逮捕与殴打、在官方媒体上报导有关会谈的消息，并且恢复连接华沙的电话线，否则将拒绝谈判。贾格斯基及其同僚皆大吃一惊。他们明白一旦加入罢工行列的工厂愈多，他们的地位就会愈加薄弱，因此便向对方提出优渥的承诺、自陈「技术上」的困难，并且试图把谈判引导回对方的核心要求上。其中一位官员指称，由于华沙在前晚遭逢严重的飓风灾害，而中央电话交换局也遭波及，因此电话无法恢复通话。琵恩考丝卡答道：「容我指出，连接华沙的电话线早在上星期五就已被切断，整整一个星期以前。当时可没听说有什么飓风。」厂罢会的领导群清楚表明，除非政府达成这些前提，否则他们不会展开谈判。他们背后的势力极为强大，而他们也打算凭恃这股势力。
刚开始，共党政权不知所措。格但斯克与华沙之间的电话通讯直到星期一晚上才恢复通话，而地方性及全国性的媒体也到此时才开始报导会谈的消息。罢工风潮受到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之下，谈判于星期二再度展开。弗罗茨瓦夫的工人于同一天展开罢工并成立委员会，而使罢工风潮逼近上西里西亚的重要煤矿场。到了星期三，格但斯克地区已有五百家工厂加入罢工行列。罢工运动继续蔓延至比得哥煦与托伦这两座工业城，而诺瓦胡塔的庞大炼钢厂内的工人也准备发起罢工。截至星期五为止，已有两万名铜矿矿工加入罢工运动；波兹南的西格斯基机械厂工人提出警告道，格但斯克的会谈若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就会展开罢工。共党政权现在已必须和时间赛跑，因为经济状况每过一天都会遭到更大的威胁。
政府高层虽已逐渐丧失对通讯的掌控以及全国劳工的顺从，他们依然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他们如果在经济要求上让步，也许能够避免进行重要改革，尤其是独立工会的开放。共党政权在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七○年两度面临工人暴动，两次都藉由日常生活议题上的让步以及承诺改革现有工会而成功平息动乱。甚至厂罢会的部分顾问也认为官方工会的民主化是他们所能要求的极限，若一味拒绝，只会错失达成协议的机会。但这次的罢工领导群已把独立工会视为他们一生的核心志业，更不会在经过这么长久的努力之后轻言放弃。
会谈于星期二重新展开之后，贾格斯基随即提出改革官方工会的建议，但厂罢会的谈判代表丝毫不为所动。码头工人代表坚称：「事实是，我们目前的工会毫无作用，也未曾有过任何成就。」伯格丹·里斯说得更为生动：「我们不要注入新血，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器官。」短暂休息之后，贾格斯基提议双方指派「专家」私下草拟声明内容，主要谈判代表则继续进行公开会谈。此举虽违反了罢工领导群自从八月十四日以来所要求的公开性，华勒沙等人却点头同意。他们感觉到——后来也证明他们判断正确——共党政权已准备退让，只是希望避开民众以及外国媒体的目光。
共党终于准备在罢工工人最重视的议题上让步，而厂罢会的互惠举动也是协议得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厂罢会以忠实的反对势力自居，而无意推翻共党的一党专政。即使只是表象，此一表态行为依然促使谈判更为顺利。华勒沙在星期二会谈一开始即向共党代表保证罢工工人「反抗的对象并非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在当周的一场「专家」团体会议上，一位政府代表坚持厂罢会必须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工人代表对此亦欣然同意。支持共党专权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在政治上予以羞辱却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厂罢会还做了另一项让步。虽然厂罢会希望波兰全国工人都能够拥有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利，共党却断然拒绝；也就是说，格但斯克以外地区的工人必须自己争取这项权利。部分罢工人士希望在这一点上坚持不退，但华勒沙、圭亚兹达，以及所有顾问皆主张让步，而他们的意见也在最后获得接受。
到了当周周末，协议的达成显已近在眼前，因此共党也面临了关键时刻。政治局于华沙召开会议，会中成员相互争论究竟应接受协议或是转而以武力镇压。保安首长卡尼亚与国防部长贾鲁塞斯基对镇压之议不表赞同。他们担心手下的人员对于攻击造船厂及其它公司的命令会拒不遵从。当天稍晚，贾格斯基收到指示要求尽早订定协议。
星期六与星期日两天，双方全体代表针对最后细节进行讨论。政府愿尊重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同时也要求工会承认「共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并且「不得反对现存的国际结盟体系」。这就是重点所在：工人获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是工会不得沾染政治，也不可与苏联为敌。罢工工人同时也在罢工权、制定新的新闻法规、调查政治压迫事件，以及经济要求上赢得胜利——政府并承诺不对罢工工人以及提供他们协助的人士加以报复。
在星期日下午的最后一场会谈上，华勒沙知道厂罢会方面的代表、罢工工人，以及异议人士并非全都对协议结果感到满意，尤其是有关共党领导地位的部分。他问道：[我们是否达成了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没有，没有全部达成，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达成了许多。我们达成了我们能力所及的一切……而我们也将达成其余的目标，因为我们拥有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独立自主的工会。这是我们美好未来的保证。」他随后宣布罢工结束，不久即与贾格斯基签署协议。当时为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于次日早晨回到工作岗位上。
协议承认厂罢会为新公会的创设委员会,而此一公会将代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的劳工。几天之后,新公会即在格但斯克市郊一所老旧旅馆内成立办事处。华勒沙担任主席,并邀请库隆担任他的首席顾问。罢工领导群决定把新工会命名为「团结工联」——这是造船厂所印发的罢工传单上的标题——鲜明捕捉了在一九七○年代期间激励反对阵营的全面抗争精神。什切青的罢工工人于八月三十日与政府签署协议之后，也为当地的新工会取了同样的名字。
官方媒体依约刊登了协议全文，波兰全国人民于是都知道了格但斯克的劳工所赢得的成果。过没几天，其它地区的劳工即群起要求相同的权利，然后又向格但斯克的团结工联询问占领工厂与组织厂际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在沿海地区八月罢工事件的启发之下，波兰各地的劳工纷纷对罢工权利紧握不放。九月十七日，来自波兰各地的代表齐集于格但斯克，寻求创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选出「全国协调委员会」以对地区性的工会提供指引。截至此时，团结工联在全国各地的成员已超过三百万人，到年底更逼近一千万人。
八月间，米契尼克确信罢工工人所要求的自由工会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他和其它异议人士一样，深信共党政权永远不会容忍其控制权稍有任何松动。不过，波罗的海沿岸的劳工迫使共党政权别无选择，之后波兰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口也都加入了一个不受共党及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组织。共产国家从未发生过这种状况。
十六个月：「外表……必须保持原状」
八月罢工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团结工联的处境颇为类似于俄国反对沙皇的人士于一九○五年发表《十月宣言》之后的状况：反对运动刚促成了史无前例的改变，但政府却因而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而且有可能退回先前的专恣行径·起于造船厂而扩及全国的冲突并无平息的迹象。
狭义言之，团结工联的目标就是要迫使政府履行格但斯克协议中的二十一项要求，其中尤以工会组织权为首要。不过，团结工联虽以罢工起家，而且依然只是个工会组织，却也成了一场吸引上百万人参与之运动的先锋。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不是劳工，但所有人都亟欲开创一个可供波兰人民独立结社的空间。于是，团结工联便承继了一九七0年罢工人士以及劳护会内的知识分子所怀抱的政治理想。而在政府的眼中，这些人都是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经过八月的事件之后，站在运动前线的人士都知道，对政府施压过度可能会引发镇压，或甚至引来苏联的军事行动。在一九八○年秋季期间，团结工联的领导人物在演说中一再坚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共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华沙公约》皆不怀敌意。他们采取与八月罢工之时相同的作法，而把真正的民主排除于外。
在这些限制之下，天主教会俨然是团结工联所可能依循的模式。教会大致上拥有处理其事务以及维系大批信众的自由，因此也以避免直接批评共党统治作为对政府的回报；不过，个别的教会人士依然不时会敦促政府尊重人权·有些人认为团结工联也可以成为另一个独立而稳定的公共领域，而为另一种形式的信众提供庇护——使得共党统治名存实亡，而成为－个空壳子，包覆着初具雏型的民主、自主社会，同时也是避免苏联干预的保护色。英国记者亚舍森写道：「波兰就像是一幢受到保护令规制的老房子。内部可以更新，甚至全面改装，但外表以及屋顶却必须保持原状。」
团结工联的计画——在不影响共党居于国家首要地位的情况之下，争取对波兰未来发展的主导权——不但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也必须援引其拥有的一切群众影响力。这项计画若要成功，工会的支持者就必须一致达成「自制」的目标。纵然有许多人深感不服，这个目标仍然必须达成。在罢工期间，华勒沙全凭其个人地位及政治手腕，才得以平抚众人对承认共党领导地位之条款的反弹。这些一心追求民主而不顾苏联干预之危险的人士，必然会再次出言反对。假如经济持续恶化，而共党又未能实现其所承诺的物质利益，团结工联即必须就工资与商品价格等议题向政府抗争，否则便可能失去一般民众的支持。
团结工联地位的上升也取决于共党对本身影响力日趋减弱的接受程度。八月协议签订之后没几天，吉瑞克即因心脏病发逝世，而由卡尼亚接任总书记——此一人事变动表征了党内务实派人士的崛起。他们在「革新」口号的号召下，似已准备好要履行先前与劳工所签署的协议，以避免发生新的冲突。不过，共党以及保安部门内仍有许多固守旧思维的人士——他们可能倾全力阻止共党做出更多让步。
最后，团结工联所希望达成的一切目标，都必须取决于苏联是否选择放手不管。不过，早在八月协议签订之前，莫斯科就已有所警觉。《真理报》与《消息报》同声谴责罢工人士为「反革命份子」，并声称劳工遭到「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剥削。捷克与东德的共产政权反应甚至更为强烈，而东欧其它共产国家也放话指称，如果华沙无力摆平团结工联，「友邦的援手」将直接伸出，不待请求。入侵波兰所必须付出的国际、经济、军事等代价虽然极为庞大，却仍有人认为苏联可能愿意付出这笔代价。据报导，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十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我们不能够也绝对不可以失去波兰。」
演习与铃声
一九八○年与一九八一年交替之际的秋冬两季之间，波兰不断在危机的出现、解除，而后又再度重现的轮回中循环不已。政府当局一再背弃八月协议里的承诺，又做出违反协议精神的行为——诸如延缓调高工资的脚步、制定新的检查法规，并且袭扰试图筹组新工会的劳工。警方于十一月突袭团结工联的华沙地区办公处，逮捕了一位名叫纳罗兹尼亚克的年轻印刷工，而控以「散布国家机密」的罪名。政府于一月宣布波兰劳工每个月有两个星期六必须上班，而公然违背了周休二日的承诺。官方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一再对劳护会加以攻击，同时对其「反国家」行为展开调查。库隆于三月五日被捕，并遭拘禁六个小时。
这些敌对行为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团结工联若不加以响应，则敌友双方都可能视其为缺乏决心落实八月协议的纸老虎；但若逼得太紧，又可能招致政府强硬的反弹。团结工联于是采行中庸之道：他们每次的响应都经过精心设计，一方面维系改革的动力于不坠，同时又避免将政府逼至忍耐极限——先提出要求，威胁要发起罢工以示抗议，然后再与官员会面拟订协议。团结工联以这种手段赢得不少成果，包括政府再次承诺调高工资、释放纳罗兹尼亚克、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六必须上班、允许反对人士在电视及电台上发声，以及开放反对阵营经营一份报纸。这些半调子的成就并未能让团结工联的支持者完全满意，而华勒沙与其它领导人也必须在协议达成之后忙着说服工人取消罢工计画。但紧张情势的确得到了缓解，而使得新冲突出现之前得以有短暂的喘息空间。
团结工联立场的矛盾性——拥有约制政府的权力，但运用这项权力又可能招致危险·在一九八一年三月终于浮上台面。农民自前一年的秋季就已开始寻求政府承认他们所组织的工会，名称为「团结农联」。他们拥有团结工联与教会的强力支持，但政府却执意不肯承认这个组织，声称农夫并非领取工资的劳工，因此不得组织工会。经过几个月的摩擦之后，这场争议终于爆发成为全国性的危机。
三月十九日，团结农联的代表伙同团结工联地方分会领导人瑞鲁斯基前往比得哥煦参加一场政府委员会议。他们先前获得告知可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团结农联登记为正式团体，但会议却在他们有机会上台之前即告休会。这些活动人士于是和部分委员会成员留下来草拟共同声明。他们直待到当天晚上，并受到两百名员警两度前来要求他们离开。他们拒绝离去，而以手臂勾着手臂围成一个圆圈，然后同声合唱国歌，直到警察把他们连拉带拖地赶出室外。后来有人说他们遭受殴打，就和一九七六年被捕的工人一样。包括瑞鲁斯基在内的三个人也的确浑身是伤。
这项消息在波兰各地引起民众激愤。比得哥煦的群众高呼「盖世太保」。团结工联要求政府展开调查，并在办公处悬挂被害者满脸是血的照片。第二天，团结工联全国委员会的代表齐集于比得哥煦研议应采取何种行动。许多人希望以终极手段加以胁迫，亦即发起全面罢工。八月和谈期间的顾问以及反对运动老将马佐维奇与葛瑞梅克则警告道，全面罢工只会给予强硬派份子发动镇压的借口。第二天，华勒沙提议于当周星期五，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举行四小时的全国警告性罢工。若在事后四天内仍无法与政府达成协议，再发起无限期的全面罢工。但多数代表仍要求立即展开全面罢工，直到华勒沙愤怒离席，他们才采行他的计画。华勒沙的计画里有五大要求，包括惩处比得哥煦事件的加害者以及承认团结农联。
接下来几天的气氛极度紧绷。苏联领导人将当时正在波兰举行的华沙公约军事演习加以扩大，而苏联部队也部署在随时可对波兰首都发起攻击之处。华府与西欧各国政府皆警告可能发生侵略行动。团结工联也于同时全力动员其成员。全国委员会于列宁造船厂设置办事处，地区总部也搬出缺乏防护的建筑，而移往坚固的工厂厂房内·比得哥煦的分会则搬到火车调车场内，利用修护厂与闲置的火车为防护屏障。假如发动全面罢工，团结工联成员将占领工厂，并仿照去年八月厂罢会与列宁造船厂的模式进行组织。假如政府发布紧急状态，罢工工人即组成影子委员会，以随时递补遭到逮捕的团结工联领导人。假如苏联发动侵略，民众将更换道路指针并拒绝为占领军提供补给。
星期五早上八点一到，波兰各地的工厂便铃声大作，工人也随之放下手中的工具。一百多万名共党党员违抗政治局的命令而加入了罢工行列。电视屏幕变成一片空白，只显示着「团结——罢工」的字样。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诸如各种基本服务、炼钢厂、兵工厂等——没有参与罢工。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席可斯基回忆道：「那种景象颇为诡异。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也没有任何一辆电车或公车在街道上行驶。」房屋上都悬挂着红白相间的旗帜，民众也戴着红白相间的臂章。一到中午，铃声再次响起，罢工也随之结束。
团结工联展现了实力，但苏联也不甘示弱。坦克仍隆隆作响地行驶在乡间道路上，而苏联新闻机构伊塔——塔斯社（TASS）则发布了一则歇斯底里的报导，指称「叛乱份子」试图攫取波兰政权。团结工联开始准备于星期二展开全面罢工之际，葛瑞梅克与马佐维奇力促华勒沙悬崖勒马。威辛斯基主教建议华勒沙为危机找寻出路。教宗也在罗马恳求双方寻求和解之道。华勒沙亦心存诫惕，因此他虽然知道一般工人迫不及待要发起罢工，却仍决定「民主必须受限」，而他将于周末与工联顾问单独面对政府。华勒沙与政府谈判代表拉考斯基单独会谈之时，团结工联的其它领导人只能待在华沙一家旅馆房间内，无从得知会谈内容。
星期一晚上七点半，波兰民众花了整个周末准备罢工所需的食物与睡袋之后，纷纷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他们看到安杰·圭亚兹达宣读一份声明：团结工联已和政府签订协议。当局承认比得哥煦警方的行为违反了以协商解决问题的共识，并对殴打事件表示「遗憾」；犯下该项恶行的人将会遭到惩处。在团结农联获准登记之前，政府也将不加以干预。团结工联则愿以取消罢工为交换条件。华勒沙于稍后解释签署此一协议的原因时表示：「我认为风险太大了。」
全国委员会于星期二与星期三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代表纷纷把满腔怒气发泄在华勒沙头上。他们怒指他被苏联的坦克吓到了，而在没有取得太多回报的情况下轻易放过政府——同时他们也对他「反民主」的操作手法深感愤怒。受到华勒沙说服而出面宣布取消罢工的圭亚兹达也发言谴责自己参与其事的错误，而主动提出辞去委员会主席团的职务。瓦伦蒂诺维兹力陈团结工联应不顾一切按原定计画发起罢工，而遭撒销其列宁造船厂代表的身分。团结工联的创立核心至此已四分五裂。
虽然比得哥煦事件惹来诸多指责，但从团结工联在一九八一年春季所获致的成果来看，以较少的要求避免爆发全面冲突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团结工联主要的制裁手段就是全面的占领式罢工，由沿海地区工人于一九八○年八月率先采用，全国各地的工人则在随后的几周内纷纷仿效。以团结工联这个拥有约十万名成员的全国性组织而言，发动这样的罢工的确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拖垮国家经济。不过，藉由备而不用的方式，团结工联不但得以促成波兰几近改头换面的变革，同时也避免了猛烈的冲突。
最基本的改变，就是有一大部分的波兰劳工所加入的组织，都不再受共党控制。团结工联的成员不只有劳工，也包含教师、医师与护士、工程师与技师，甚至警官在内。团结农联拥有一百多万名农民成员。大学生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在共产国家里存在自力组织之社会的理想，才不过几个月即告实现。
大众生活的改变也同样令人振奋。十二月六日，在列宁造船厂外新设立的一座一百四十呎高的纪念碑旁，包括团结工联、共党、与教会领导人在内的十几万名民众齐集于此以纪念一九七○年的屠杀事件。所有人在典礼期间都奉行团结工联的禁酒令——此举彰显了人民的清醒自觉，而共党政权长久以来却从未能诱使这个非以自制著称的民族做到这一点。库拉考斯基、库隆、与米契尼克三人联手倡导由民间自行发展的公民社会，终于得以实现。
早自一九八○年秋季，国家对大众传媒的掌控就已开始放松。民众在书报摊前大排长龙抢购官方报纸，因为内容登载有对政治争议的精采报导，也有对环境保护等理念的倡导。团结工联的每个地方分会都有自己的报纸。电视新闻的检查依旧严苛，但团结工联拥有电视与电台的基本播放时段，而星期日的弥撒也得以在电台上对全国转播。波兰人民已开始感受到自由的滋味了。
言词严厉，希望渺茫
这些新的自由之所以能出现，全是因为团结工联握有发起瘫痪性罢工的力量，而此一力量足以对共党政权造成威胁。工人坚毅的决心构成这股力量之余，也激励了其它有意自力组织的波兰人民——毕竟，比得哥煦危机就是因为政府对试图成立团结农联的农民发动攻击而引起的。不过，到了一九八一年，用以巩固这股力量的策略却随着时间过去而愈来愈难以执行。
团结工联的作法奠基于一项乐观的假设上，亦即其对手会保持谨慎。米契尼克曾于一九七○年代写道，共党成员尽是务实人士与投机份子，而非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道：「共党『务实派』没有理由要追求民主改革——亦即多元主义及实质自治,]「但他们懂得与偏好多元主义的势力妥协所带来的效益......。因为他们明白镇压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下次社会不满的爆发，而且其结果难以预测。」假如米契尼克说得没错，那么团结工联持续不断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便可能赢得一连串的协议，而且每一次都会开创可供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
八月事件后的两位共党高层领导人物似乎符合米契尼克所称的务实派形象。总书记卡尼亚与吉瑞克是同类型的共党官员，他和吉瑞克一样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后来凭借着精通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在党内步步高升。他为避免公开冲突不惜大幅让步。共党之所以会签署八月协议而未发动镇压，主要即是因为他的影响，而他也继续与新工联进行协商。
原为国防部长、后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升任总理的贾鲁塞斯基将军，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截至一九八○年为止，共党菁英多为教育程度低落而学识不足的人士，因而极易成为反对阵营知识分子嘲讽的对象。相较之下，贾鲁塞斯基出身旧地主家庭，举手投足皆可见其身世背景的不凡；他以严格自律与坦率真诚著称，与一九七○年代腐败糜烂的共党领导人泾渭分明。一般人皆误以为在一九七○年的暴动之中，是他拒绝让军队向劳工开火。他当上总理之后，华勒沙即称他为「正直的波兰人」。在比得哥煦危机期间，华勒沙更称他为一位「足堪我们信任的军人」。
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都看似是愿意与团结工联妥协的理智之士；并非因为他们想要妥协，而是因为两害相权之下的结果。不过，政府内部仍有其它冥顽不灵的势力——因新工会而失势的老工会官员、八月协议一旦落实则必然丧失特权的共党高干，以及权力将因工作场所民主化而遭削弱的工厂经理人。他们对于电台与报纸无所遮拦地数落政府各种违法不当的行为极为不满；而卡尼亚对团结工联的要求百般屈从，在他们眼中更是形同背叛，是对「无政府状态」的退让。
党内同志的不满只是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所面临难题中的一小部分。苏联领导人一直认定团结工联只是个幌子，其成员实际上是企图切断波兰与苏联关系的社会主义之敌·克里姆林宫对任何反俄情绪的征象都不禁怒火扬升，甚至对团结工联在普罗威这么一个小村庄里发行的新闻稿都埋怨不已，只因其上登载了一则有关苏联领袖布里兹涅夫(LeonidBrezhnev)的漫画。布里兹沃夫本身于是开始以电话骚扰卡尼亚——有时一天甚至打上三通，坚持要他实施戒严。布里兹涅夫一度提议波兰政府秘藏一批武器，再由相关当局于稍后「发现」并宣称为团结工联所有，以为发动镇压的借口。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都数度被拉去与苏联政治局成员会谈，每次都被威胁恫吓好几个钟头，还遭指控为纵容反对势力。贾鲁塞斯基后来说道，他在一九八一年间与苏联军事指挥官库里可夫元帅相处的时间，比和妻女共度的时间还多。
另外还有一个动乱的来源。八月罢工事件在共党的草根阶级激起了一波反抗浪潮。二十多万名党员（共党党员总数三百多万）退党，而留在党内的党员可能有一百万人同时也加入了团结工联。这些党员多为基层民众而非中级官员，他们急切要求党内民主化——取消特权、在共党会议上允许公开辩论，并且让党内领导阶级成员的选举趋向自由与公平。这项发展对于共党菁英的「软」、「硬」两派皆造成威胁。
改革人士的努力一度看似有成功的可能。地方党部大会于一九八一年初举行选举选出参加七月代表会议的代表，结果代表会议却失去控制而吵闹不堪。各方代表大肆抨击共党领导人，并且联手改革了共党内部运作的方式。不过，苏联政治局的一封信函无疑令许多代表备感威胁。该信函指称民主化运动是「摧毁共党的工具」，亦即暗示如不适可而止便可能带来危险。虽然所有代表皆拒绝对大多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进行改选，却仍有少数几位改革人士成功进入了新的领导团队。在领导高层中，妥协派与强硬派依然维持着恐怖平衡。
团结工联对共党内部的骚动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对工联里大多数的活动人士而言，共党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只希望共党能够优雅地退场，如此其位居国家体系顶端的笨重身躯才不会压得自由年轻的社会难以扬升。如果像贾鲁塞斯基这样的知名官员都愿意接受共党地位的下降，团结工联又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企图重振共党雄风的反对人士身上？
不过，波兰共产党员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不能对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愤怒声音置之不理。早在三月初，也就是比得哥煦事件发生两周前，由贾鲁塞斯基签署的第一批戒严实施计画即已送至莫斯科。一个月后，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被带至苏联边境内一节窗户皆拉上花边窗帘的废弃火车车厢里，花了六个小时聆听两位资深苏联政治局成员——安德罗波夫和乌斯提诺夫——训令他们订定镇压的日期。这两位波兰领导人虽然使出拖延战术，但此时问题已非是否发动镇压，而是什么时候发动。到了九月中旬，最后确定的戒严实施计画已告完成。十月十八日，卡尼亚遭共党开除其总书记职务，而由贾鲁塞斯基接任。
军事镇压行动究竟从何时开始变成无可避免的选项，即使事后回顾起来也无法确知。由于团结工联对政府准备实施戒严之事一无所知，因此即使华勒沙警告其同僚不可低估共党政权，他们也无从知悉该要准备面对最糟的状况。就算工联领导人事先得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他们也难以调整其愈趋激烈的运动走向。在一九八一年底，驱动团结工联的力量并非冷静的策略性思考，而是群众运动的激情。
黯淡的经济前景使冲突更为恶化。商品愈来愈少，排在商店前的队伍则愈来愈长。糖、面粉、与肉类都已改为配给制。前一年的格但斯克事件造成的乐观气氛，经过几个月的困苦生活后已逐渐消退。而且，在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心情去享受新的自由。民众认为物资短缺肇因于政府的贪污腐败、顽固守旧的官员蓄意破坏，或者苏联对波兰经济的剥削。
一九八一年的夏秋两季期间，突发性罢工及食物抗争行动开始增加。饥饿的群众似乎随时可能出现偶发性的暴力事件。
经济危机为团结工联的策略增添了复杂的因素。在成员蒙受苦难之际，工联自然不可能无所作为。然而，就工资与物价问题对共党政权展开抗争，却必然危及社会自由空间的拓展；而且，在经济原已无能支付外债利息的情况下，罢工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寻求另一次的协议似乎是比较聪明的作法。团结工联若能约制其成员、消弭突发性罢工、说服工人增加每个月的星期六上班日数——甚至支持政府官员再次提出的涨价措施——工联即可要求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享有发言权。团结工联愿以秩序的维持换取权力。
但随着一九八一年渐近尾声，团结工联却偏离了其于一九八○年八月所设定的自我限制。自从列宁造船厂内的第一场厂罢会会议以来，每当政治要求暂受搁置，团结工联的活动人士都会自我节制。他们大多对苏联的掌控深恶痛绝，而且也多向往真正的民主。但只要能够让对手无从找到发动镇压的借口，稍做让步也不是不可接受。不过，在团结工联诞生一年后，其自制力已逐渐衰退。由于团结工联在全国皆享有极高的支持度，再加上国内怨憎气氛的推波助澜，反对阵营里的激进份子于是趁机大鸣大放。
最为强硬的言词来自于一个名为独立波兰联盟的民族主义团体。他们要求自由选举，而如此将终结共党的统治。至于这项理想果若实现，苏联将有何反应，曾在比得哥煦遭受殴打的瑞鲁斯基宣称道：「把苏联或实或虚的威胁纳入考虑，是错误的行为。」独盟的领导人坚决认为：「只要我们有行动的决心，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团结工联的领导人若要维持其领导地位，就不能够与最激进的思想落差太大。工联虽然不倡导推翻共党的政治独裁，而且也对「二次大战后出现于欧洲的权力体系」采取顺服的态度，却仍在十月初调整立场，指出拯救波兰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民主和全民主导为基础，进行对国家与经济的改革」。地方政府必须民主化，全体公民在法律之前必须一律平等，而法官也必须独立不受干预。
就在团结工联忙着起草各式宣言并呼吁达成新协议之际，贾鲁塞斯基却带领着他的军官准备实施戒严——同时也评估手下军队的可靠程度。普通警察没有什么用处；其中有四分之一强皆是团结工联成员。军队里大多数由征召而来的士兵，则在隔离的环境下大量接受反团结工联的思想灌输——但为期两年的役期即将于十月届满，届时军队必须再度征召十五万名忠奸难辨的新兵入伍。为了安全起见，政府把这些即将退伍的士兵役期一律延长两个月。不过，无论如何，军队所扮演的也仅是次要角色。突击部队将由特殊的准军事单位担任，尤其是国内防卫武力与镇暴警察所拥有的十万名人员。这些人员不但生活优渥、与一般波兰人民彼此隔离，而且都经过强力的洗脑。他们对命令的服从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实施戒严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共党政权的策略转向却明白可见。自从夏末以来，官方媒体即已开始大肆抨击团结工联。与团结工联的会谈虽仍持续进行，但工联要求分享经济决策权的提议却遭否决。,政府似乎对经济情势下滑不以为意，而一再怪罪工联。同时，也有证据显示军队有不寻常的活动。到了十月下旬，政府宣布派遣部队到两千个村庄里去协助食物补给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一个月后，政府也派遣部队到大型工厂。十一月底，共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波兰国会授与政府紧急权限，包括禁止罢工的权力。最后，镇暴警察终于在十二月二日展现实力，对华沙一座遭学生占领的消防学院进行闪电突击——连直升机降落在屋顶上的手法都用上了。
事后回顾起来，共党政权亟欲关上团结工联为波兰社会打开的窗口，其意图至为明显。但当时整副心思都放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工联领导人却未曾注意到。他们大多看到了贾鲁塞斯基加强控制的举动，却没想到即将来临的打击有多严重。或许团结工联的领导人经过与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之后，已开始认为政府人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残酷无情的冷血动物。又或许他们对政府领导人出身军旅感到安心，因为军人出身者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波兰人而言，正确的选择就是绝不和波兰人自相残杀。犹如俄罗斯在一九○五年的那些先驱人士一样，他们的确不认为军队里的年轻士兵会对自己同胞开火。有些人也许抱着这样的想法：也就是一旦政府发动攻击，团结工联必可号召全面罢工，而在短短的几天内迫使政府屈服。
无论如何，除了囤积一些印刷器材以外，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对于戒严并无任何事先的因应准备。
他们虽然发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最强大的群众运动，却只懂得在光明之中运作；而黑夜已即将降临。
「战争状态」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团结工联的全国协调委员会于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全体代表可谓名副其实地回到了原点，亦即列宁造船厂内的卫生安全会议室。华勒沙不改其一整年来的行径，依然劝导其它代表要小心，并对协议的达成抱持希望。他说道：「我以我拥有的全部权限在此宣告：我们支持协商……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冲突。」不过，其它人却认为工联必须对共党争取国会授与紧急权限的行为表达抗议。结果他们同意于十二月十七日举行抗议活动。
第二天，虽然全国各地的部队皆出现不寻常调动的传闻甚嚣尘上，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仍然持续进行。瑞鲁斯基照旧表现得最为偏激。他提议团结工联于次年初举行公投，以提供人民对共党政权投下「不信任票」的机会，同时也为团结工联组织过渡政府铺路。多数代表均投票支持他的提案。华勒沙环顾会场，明显对其同僚深感愤怒。晚间十点左右，与会代表接获通报指称格但斯克的电报线已遭切断。会议于午夜结束之后，来自外地的代表纷纷返回旅馆，当地代表则各自回家。
乌苏斯工厂一位二十七岁的技师布札克决定不回旅馆。他和另一位华沙代表杰纳斯到火车站去买了当晚回家的车票。他们在月台上发现镇暴警察包围了摩诺波尔旅馆，也就是委员会代表落脚的两家旅馆的其中一家。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另一家旅馆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镇暴人员于一个小时后离关。布札克和杰纳斯随即回到旅馆去，而得知团结工联的委员会代表已全数被带走，同时安全人员仍在逐房搜索其它代表。他们回到街上之后，又听说华勒沙住所的公寓大楼以及工联的地方总部也遭到包围。他们约好第二天在一家教堂会面后，随即分头离开。
政府在全国各地皆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警方逮捕了数千名团结工联的活动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活动人士。主要城市均遭封锁，电话线与电报线均遭切断，军队并设立路障。军方接管电视台及广播电台。波兰人民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视，只见播报员皆是军人。媒体一再重复播放贾鲁塞斯基一篇二十三分钟的演说，并穿插一位钢琴家所弹奏的萧邦乐曲。贾鲁塞斯基指称团结工联在前一晚企图攫取波兰政权，因此为免波兰陷入灾难，政府已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国政将由一个称为「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团体掌理，其成员为二十一位高阶军官。军方将善尽爱国责任，终结「无政府状态」，并带动经济复苏。
政府颁布的其它命令如下：群众聚会及罢工活动一律禁止，团结工联「暂停运作」。每天晚上十点至早上六点实施宵禁。电话与信件必须受检。有危及国家安全之嫌疑的人士得不经审判而予无限期拘禁。重要企业由军方接管。旷职或抗命之劳工必须面临刑责。
团结工联若要发动抗争，即必须仰赖尚未遭到逮捕的活动人士。弗罗茨瓦夫的代表于星期六晚上搭上驶离格但斯克的火车，并在抵达早已满布警察的弗罗茨瓦夫车站之前跳下车；布札克和其它少数几人则逃过警方的搜捕行动而留在格但斯克。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士于星期日前往列宁造船厂，组成全国罢工委员会，并印发一份号召全面罢工的声明，声称唯有政府取消战争状态并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士之后，他们才愿意与政府协商。
星期一，列宁造船厂内一场霸厂罢工宣告展开。一两天内，全国各地也随之出现类似的罢工活动。但共党政权这次并没有兴趣进行谈判。反之，部队包围住工厂，以坦克车撞毁墙壁与大门，镇暴人员则冲进工厂里，先发射催泪弹，然后把罢工工人纷纷赶出户外，同时逮捕罢工领导人。他们随后并且关闭造船厂，以免再度遭到工人占领。格但斯克与格丁尼亚皆发生暴动，数百人因而受伤。后来只剩一千名矿工依然占领着深达一千呎的矿坑，但他们最后也在饥寒交迫之下而不得不放弃。于是，贾氏政权底下的精锐兵力便在全国各地取得了稳固的控制权。
团结工联一败涂地。四百多天来生根发芽的独立公民社会，其组织基础却在短短几天内遭到一位波兰军事统治者——深怕其政权会遭苏联大哥或团结工联敌手夺走——给－手摧毁了。成千上万名反对领袖以及活动人士遭到逮捕，而囊括了千万人的工联也随之消失于公众舞台上。
由于团结工联未能顺应其激活的政治改革，而无意间提高了戒严成功的机会。在一九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间，对于这个希望能够不动用武力而保住控制权的政权，团结工联已熟知该如何以非暴力冲突的手段加以对抗。藉由实际发动或威胁发动全面罢工，团结工联一再对共党提出三个选项：以持久战累垮劳工、以武力击溃罢工活动，或以谈判达成协议。疲弱的经济状况排除了第一个选项，避免重蹈一九七○年覆辙的想法则排除了第二个选项。政府每次都选择妥协，而团结工联便借着这些局部的胜利而拓展了波兰国内独立生活的空间。
不过，政府在一九八一年初已关始偏向不予妥协的立场，只是决策制定过程的保密以及领导人的持续在位掩饰了此－改变。到了年底，在苏联要求压制团结工联的压力下，贾鲁塞斯基只好放手打这场他一直希望避免的仗。政府展开突袭之后，工联便重施全面罢工的故技。然而，共党政权已从先前的交手过程中学得宝贵经验。十二月十二日的夜间逮捕行动即是抢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先把工联的领导人几乎全数扫荡出局。封锁道路与截断通讯的作法把罢工工人局限于各自的城市里，而包围工厂的军队与坦克车又进－步阻断了城市内的协调。军队袭击罢工工厂，甚至不惜造成伤亡。团结工联这次所面对的对手，远比以前来得狡猾。
冷战对夹处在东西两大强权之间的人民造成一种吊诡的处境，这次冲突里的波兰人民也不例外。虽然团结工联是共产阵营中出现过最强大的自由力量，华府的美国官员却未在提早获知贾鲁塞斯基的镇压计画之后对团结工联发出任何警示。美国总统卡特曾在一年前透过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他是土生土长的波兰人）向团结工联以及教皇警告，指出苏联可能会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入侵波兰，但这项警告并未成真。卡特之所以能够获知这种讯息，是因为波兰军方的作战部副部长库克林斯基上校是中情局的耳目。虽然库克林斯基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间依然随时待命，新上任的里根政府当中却没人——不论是国务卿、中情局局长，还是白宫内部一个由副总统布什主持的波兰情势应变小组——认为有必要通知团结工联有关贾鲁塞斯基的戒严计画。他们都过于关注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而忽略了波兰政府可能采取的行为。
团结工联如果事先获得消息，又如何能够闪避政府的攻势呢？最显而易见的预防方法就是广设安全处所、讯息传递人员，以及地下运输系统的网络，以备出现镇压征兆时立即激活，尽量把领导人与活动人士送往安全地区。另一项方法则是储备金钱以供紧急之用（工联的银行户头必然会遭国家冻结），并在工厂内部或四周储藏食物等补给品供罢工工人使用，以便在军队未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延长占领时间。
团结工联若能对其领导人和资源妥善保护，便有可能在初期的攻势告一段落之后转型为协调良好的地下运动组织。不过，团结工联从一开始就是公开而民主的组织，并不适合进行秘密行动。少数几名活动人士曾于一九八一年底试图藏匿金钱及印刷器材以备危急之用，却遭到工联内激进人士的讪笑。
如同一九○五年的俄国反对人士，团结工联并未试图破坏军队的可靠度，并未采行措施以促使军人对政府的镇压命令产生犹疑。贾鲁塞斯基自己认为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一九八○年十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道，贾鲁塞斯基担心「军队不会攻击波兰劳工」。实际上，镇压行动展开之后，博鲁斯维兹即认为格但斯克路旁故障的坦克车大概是不愿攻击劳工的士兵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有什么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他还看到一位前来列宁造船厂的战车兵眼里泛着泪光。
不过，贾鲁塞斯基早已对官兵施以反团结工联的思想教育，以防镇压命令在军中引起广泛的不满，而工联也未对此举加以反制。布札克于数年后称之为一项错误，并指出当时士兵皆以为团结工联「意图谋害政治人物及其儿女」。但正规部队主要仍只是扮演支持角色；攻击主力则由比较不可能出现叛变行为的镇暴部队以及其它精英部队担任。
对团结工联而言，在这场对决之中获胜也可能带来和挫败一样危险的后果。如果波兰政府无法凭借其一己之力完成镇压，结果可能不会是与团结工联再一次的协议。波兰军事统治者若遭到难堪的挫败，极有可能引起华沙公约的入侵。苏联认为团结工联的反对运动对共产统治是一大威胁，而这项分析也的确正确。因此，在一九八一年间，莫斯科绝不可能容许西边邻国对此一运动做出重大让步。
从一败涂地到圆桌会议
[缓慢瓦解]
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后，少数未遭逮捕的团结工联活动人士纷纷藏身于朋友及同情人士的住处，以躲避安全人员的搜捕。他们后来逐渐与彼此联络上，并拼凑成一个地下网络。格但斯克的网络核心组成份子为博鲁斯维兹、伯格丹·里斯，以及霍尔——霍尔是一份民族主义团体刊物的编辑。布札克伪装成铁路工人返回华沙；到了一月初，他已开始和其它反对人士会晤。类似的小组织也在弗罗茨瓦夫与克拉科夫出现。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团结工联已从原本拥有千万成员的公开团体变成仅有数百名追随者的地下组织。
到了一九八二年初，这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组织已透过讯息传递人员相互通联，而且也开始计画成立一个正式的全国性地下组织。四月间，伯格丹·里斯（来自格但斯克）、布札克（来自华沙）、弗拉西纽克（来自克拉科夫）齐聚一堂，并自称为「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伯格丹·里斯与布札克反对采取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愿让反对运动再度因为被擒首而瓦解。该协调委员会只设定大方向，真正的组织行为则由基层做起。
格但斯克与弗罗茨瓦夫的委员会决定在工厂内成立组织以反击戒严令。团结工联在尚未转入地下之前，即曾力促激进工人组织工厂内的秘密组织。伯格丹·里斯的盘算是，如果他们动员的地区够多，便能够发起全面罢工以迫使政府动用正规部队进行镇压，如此即可能激起兵变。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反对势力依然活跃，他们每个月皆安排十五分钟的休工活动，并计画于一九八○年格但斯克协议的周年纪念日上举行街头集会。
不过，一波逮捕行动扫除了弗罗茨瓦夫地下组织的若干关键部门，休工活动也只造成参与者遭致开除或被捕下狱。格但斯克集会的参加人数寥寥无几，而列宁造船厂在团结工联被正式宣告为非法团体之后发起的罢工，也因地下组织领导人反对扩大行动规模而草草结束。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另于十一月十日筹画一场四小时的警示性罢工，但工人的反应不佳。一九八二年间的反对组织由于在戒严令的压迫下，不得不以阴谋组织的面貌运作，以致无法像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问采取公开运作及民主组织的团结工联那般，在工人的眼中取得合法性。地下反对组织因而必须重新思考其路线。
库隆在一篇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偷伦携出监狱的文章里，呼吁团结工联建构紧密的中央集权架构，并朝全国性运动的目标迈进，以备最终发起全面罢工以及「对所有信息与权力中枢发动同步攻击」。库隆析论道，时机一旦来临，反对阵营即应展现愿与政府协商的姿态，同时宣告其「对苏联的善意」，以避免波兰遭到入侵。
布札克和另一位活动人士库勒斯基并不同意。他们在地下刊物里力陈公开冲突会导致更为强烈的压迫，甚至可能引来苏联干预。中央集权式的反抗组织会遭到渗透而被瓦解。与其在短时间内动员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抗争，地下反对组织反倒应该进行「分区抗争」，同时有面对「长期苦战J的心理准备。所有反对势力应共同设计「一种对政府在生活中各面向的专断作为加以反抗的机制」。工厂内的组织人士应专注于工人权益的维护，必要时不惜采取罢工及抗议手段。教会应于教区内设立委员会以协助贫民以及因政治因素而遭解雇的人民。一言以蔽之，他们应当重拾一九八○年以前的反抗方式。
库勒斯基以战略性的言词论述这项主张：反对阵营既然无法一举取得主控权，便应谋求「体系的缓慢瓦解」。在非中央集权式的运动之下，握有权力的政府当局虽能掌控「空荡荡的商店，却无法掌控市场……虽能掌控国营媒体，却无法掌控信息的流通……虽能掌控邮政与电话，却无汰掌控通讯；虽能掌控学校，却无法掌控教育」。政府一旦失去对社会的掌控，即必须「逐步迈向自由化与民主化」。犹如布札克所言，这项战略「把规画反对运动的力量及形式的责任，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全体社会上」。
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虽未放弃全面罢工的策略,但的确深为倚重布札克与库勒斯基的构想,而波兰人民也早已依循此一路线行事。一九七○年代劳护会对受害者援助的模式再度重现：工厂委员会收取会费，神父则为遭解雇的劳工募集捐款。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间遭到拘禁或在之后遭到逮捕的人士，纷纷获得丰硕的援助。一名囚犯写道：「我的家人获得许多帮助。我们有幸受到这个国家最美好特质的眷顾。」藉由这类举措，波兰人民维系了团结工联的精神。一位妇女获知她丈夫遭到逮捕之后，甚至因此而暂停办理离婚手续。她说：此事「关乎荣誉」。
独立媒体的元气也恢复得很快。作者、编者、印刷厂、发行商，都纷纷重拾过往的作法。地下委员会竞相出版自己的会刊及报纸；华沙委员会的报纸每周发行一万五千至四万份。布札克于一九八四年估计所有非官方报纸的读者总计超过一百万人。地下出版社NOWA依然欣欣向荣，员工超过两百人。飞行大学也重新出现。
波兰的统治者再度面临了一个积极自我组织以对抗压迫的反对势力。藉由提供自己的社会服务以及资讯传播，反对阵营并未侵扰共党政权，而是直接加以忽略。当然，这是一项老策略。不过，在戒严期间，波兰人民也采用了一种新的对抗方式，也就是抵制行动。政府于团结工联遭禁之后所成立的新工会正是特殊目标。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倡议组成「拒斥阵线」（原为官方媒体自创的语词，用以指称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工人不得参加新工会，参加者应一律受到排斥。伯格丹·里斯说道：「他们一旦失去匿名性之后，就只有自承为叛徒的人才会加入国家设立的工会。」
官方媒体为抵制的第二个目标。波兰国内的顶尖演员大多数皆拒绝上电视，以致电视台仅能以谈话节目和回放节目填补播放时间。电台肥皂剧的制作人必须勉强设计剧情转折，以合理解释为何所有主角都几乎消失不见。和工会一样，抗拒抵制行动的人一律遭受抵制。对媒体的抗议活动有时甚至超越了供给面的操作：斯威尼克镇民刻意在播报晚间新闻的时问出外散步。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共党政权与反对阵营的冲突已形成僵局。在共党看来，镇压行动已告成功：监禁数千人以及取消公民自由的手段不但瓦解了团结工联，也使地下组织无法全面罢工反击。共党已除掉了一个多次迫使其让步的公开反对势力。不过，活动人士藉由策略调整而部分实现了库勒斯基「地下社会」的构想。国家不再有公开而具动员能力的敌手，但到处都有小规模的反抗势力，而共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在千疮百孔之下逐渐失血。
波兰的共党统治早在很久以前即已失去人民的认可，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军事镇压正是此一衰颓的征象。一九八一年之后活跃于各地的小型反对势力虽然无法加速最终崩溃的到来，却也代表了波兰未来的另一种希望，而且这种希望早就存在于人民的心目中以及生活中。一旦共党政权终于用尽各种选项，这些反对势力便能够随即接手，而以不同的模式基础重建国家。
讽刺的是，戒严令竟对共产党在波兰的优越地位画下了句点。贾鲁塞斯基并未试图恢复旧日荣景，而以安全措施作为维系控制权的主要手段。地下领袖一个接一个被捕入狱。。弗罗次瓦夫的弗拉西纽克于一九八二年十月被捕，接着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的伯格丹·里斯，然后是一九八六年的博鲁斯维兹与布札克。贾鲁塞斯基也试图藉由表面上落实团结工联所要求的多项改革以收揽民心，同时声称宣布「战争状态」是为了维护一九八0年八月之后实施的改革成果。他也向工人保证新工会一定会赋予他们罢工的权利。官方媒体呈现各种不同声音，希望藉此争取知识分子对贾鲁塞斯基的支持，重现一九五○年代葛穆尔卡获得知识分子拥护的情景。贾鲁塞斯基也极力讨好教会，不但准许教皇于一九八三年再度来访，而且补助新教会的设立，并转播复活节礼拜仪式。
贾鲁塞斯基的自由化措施甚至及于他的老对手。华勒沙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获释出狱。两年后，自首的地下领袖（只有极少数这么做）也获得特赦。最后，在一九八六年秋，因戒严令而遭拘禁的囚犯全部获得大赦。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争取其它国家的好感，尤其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事件之后对波兰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
到了一九八六年底，贾鲁塞斯基的策略也因另－项紧急需求而必须加强推行：经济问题的初期症状需要以政治手段加以舒缓。商品短缺以及排队购物等情形又逐渐增加，眼见就要再度施行紧缩措施。不过，政府却将这次的价格上扬宣传为导因于基础经济改革，包括民营企业限制的放宽。共党政权开始寻求反对阵营中直率不惧威权之人士的支持，而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也逐渐成形：政府愿进一步开放社会自由，并与反对阵营领袖协商；反对阵营则应支持新政策。一位共党官员说道，现在反对阵营已获承认「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胜利的席位
从一九八六年展望未来，还看不出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人会在国内采行大胆的政经政策——[改革]与[开放]——之后,而对东欧同性质的演变予以谅解。当时仅可看出新一代的波兰工人——未及参与一九八○年罢工，而与反对阵营也无密切关系的年轻男女——已逐渐有能力发起足以迫使政府加快开放脚步的反对运动。
一九八○至八一年间的各个主要人物依然活跃于舞台上,但他们都已开始为自己编写新角色了。贾鲁塞斯基把自己视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这项比喻就一方面而言极为适当：他已褐开共党政权解体的序幕，不久后也即将瓦解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团结工联，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这个名称所指涉的对象已不再是一个足以领导百万人的群众运动了。「团结工联」现在意指－群前工联领导人与顾问，他们另行组织的政治阵线规模虽小，声望却依然崇高。即使地位已然下降，但在即将把波兰政治制度转型为多党民主的政治变革中，团结工联依然扮演了中心角色。
一九八八年四月，价格上涨问题再度出现之后，新一波的罢工运动也再次冲击波兰，但这次罢工的发起者并非团结工联。华勒沙说道：「我虽然不反对这次的罢工，但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他也出面帮忙结束格但斯克一场历时九天的休工活动。煽动这场罢工的年轻活动人士对华勒沙这类运动中的「参议员」颇为鄙视，但政府却认为他们较具责任感。。四个月后，另一波罢工再度爆发，贾鲁塞斯基于是决定政府需要借助外力处理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贾鲁塞斯基向政治局表示，他希望无条件与反对阵营展开圆桌会谈。虽然强硬派坚决反对，但国防部长却在五天后私下告知华勒沙，只要他协助对罢工喊停，政府就会让团结工联合法化华勒沙眼见机会来临，于是出手协助。几个星期后,他受邀和共党工会领导人共同参加一场电视辩论会,而他便以他和善可亲的态度卸除了对手的武装。对贾鲁塞斯基而言,这场辩论会的失败极为有用——这下党内的顽固份子怎么能够再指斥华勒沙为狂热份子?
在一月的党员大会里，贾鲁塞斯基听到更多党员谴责与团结工联打交道的作法之后，便以辞职要胁党同意进行协商，而后随即离席。强硬派受到当头棒喝之下同意让步。于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在纳米尼考斯基宫里一张半径超过八公尺长的光滑橡木圆桌周围，二十九位共党代表和二十六位团结工联代表加上教会观察员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波兰面临的困境。一位共党代表事后针对工联成员评论道：「我们以前认为最偏激的人物，结果却是最理性的。」（贾鲁塞斯基后来甚至阅读米契尼克的著作，而认为他「忠于自己以及自己的原则」。）
对华勒沙、米契尼克、布札克、伯格丹·里斯、库隆，以及其它反对阵营的先驱人士而言，他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座位终于让他们置身于国家前途的决策中心。他们于四月六日达成了他们热切渴求的目标。。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力。扩大新闻与集会自由。司法独立。以及自由国会选举。接着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团结工联将其群众支持度转化为选票，而在选举上对共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八月二十四日，「色姆」通过由马佐维奇担任以团结工联为首的联合政府总理，而终结了波兰境内的独裁统治。
一九九九年，在圆桌会议的十周年纪念日上，数千名波兰人在寒冬的冷风中排队等待进入纳米尼考斯基宫参观那间历史性的会议厅。－位曾经担任铁路工人的参观者说道：「这是我们自由的起源。」他说错了。他的自由起源于波兰境内上千个不同地点。举凡于一九七○年间有罢工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之处，举凡于一九七六年间有人提供食物或金钱给被捕工人的家人之处，举凡于一九八○年间有罢工工人放下工具而拒绝工作之处，举凡于一九八零年代期间有人阅读地下报纸之处，都是波兰人民自由的起源地。实质的权力早已出现移转之后，协商即造成了变革。,而在贾鲁塞斯基于一九八九年交出波兰议会的钥匙之前，他其实早就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权。
共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并不是波兰的非暴力反对运动唯一达成的成果。一九八九年间，东欧各地的共产政权相继垮台，甚至在仅仅出现自发性且缺乏组织之反对运动的国家亦然。即使没有劳护会、没有八月罢工潮、团结工联，没有库隆、瓦伦蒂诺维兹、华勒沙、布札克，波兰共党依然可能撑不了太久。这些名字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们激活了暴政瓦解的时代潮流，更是因为他们早在共党垮台之前即已重新唤起波兰的自主精神。
这条道路的第一阶段铺设于一九七○年代，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采取了直接的行动——协助劳工、出版期刊以及书籍、讲授课程。但劳护会与其它异议份子无法迫使政府接受权力的限制，以及建立自由社会的法治基础。这些目标必须仰赖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亦即一九八○年的八月罢工潮。波罗的海沿岸工人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即完成大规模的集结，从而唤起民众的支持，并且在工厂内与谈判桌上的策略运用都胜过共党。
团结工联自此成为所有波兰人的反抗媒介。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工会利用全面罢工要胁政府承认其存在的事实，并且准许其它人进行结社以及表达意见。如果说劳护会打的是一场非暴力游击战，以开创一小块独立空间的滩头堡，团结工联则算是获取人民的授权而拿下了一整片自由的海滩。在那一小段耀眼的时间当中，波兰拥有了自由的公民社会。在政府以镇压行动瓦解工联之后，另外又出现一支反对势力竞逐波兰社会的控制权。即使在戒严令之下，争取自力组织的努力也依然持续不休。后来，在一九八○年代末期，贾鲁塞斯基为了寻求挽救经济颓势以及遏止新一波动乱的方法，于是向团结工联所代表的另类势力求助——而他不久后即告完蛋。
这场改变波兰历史之运动的兴起过程，是自从甘地撼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基础以来，人民反抗专恣暴政的力量最为庞大的展现。英国藉由招揽印度人合作治理，而掌控印度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同理，波兰共党也藉由吸纳改革人士以及孤立反对者，而得以抑制住不满的情绪——直到反对阵营发现另一种反抗压迫的方式，也就是与政府脱钩而与人民接轨，专制统治才终于寿终正寝。
布札克把哈维尔（VaclavHavel）撰写的〈无权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文视为他反对运动的理论基础。哈维尔认为必须依赖人民合作是独裁政权的弱点，因为独裁政权必须为此而编造各种谎言——而那些能够「活在真相中」的人则会激发「无比强烈、富有爆炸性，而且无可估计的政治力量」。继续活在「谎言之中」的人「随时可能......被真相的力量给唤醒」，而这些人一旦改变，真相也将摊开在阳光下——这个结果会经由[社会运动、突然爆发的民间动乱、在庞大僵化的权力结构里出现的激烈冲突……]而达成。
八十年前，甘地曾在南非说过，反抗者一旦采用这种「真理之力」——或称[satyagraha]——最后会使压迫者的权力流失殆尽。波兰的情况正是如此。华勒沙在造船厂里开创了一个独立空间，共党政权于是前来与他协商。布札克遁入地下，八年后，贾鲁塞斯基却邀请他和华勒沙等人协助重塑国家。一九八九年坐在圆桌上的反对人物之所以能够在会谈中占有一席之地，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拒绝与政府合作——他们不再欺骗自己——于是他们便在自己的生活中以及职场上开创了空间，而使真理成为行动基础。
他们如此做的同时,也拒绝采取暴力手段。哈维尔说真正的异议份子[必须对以暴力造成变革的想法抱有根本上的敌意]。布札克则拒绝「一切暴力行为」。即使面对暴力之时也一样吗？一九八一年格但斯克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位工人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已做好背负十字架的准备。一旦遭遇攻击，我们将以自己的双肩承担坦克车履带的辗压。」
二十世纪的武装解放运动经常把挥枪赴死的烈士——世界各地的格瓦拉式人物（译注：格瓦拉是游击战专家，因协助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解放古巴而闻名）宣扬为抗暴的象征，但这些斗争行动都没有带来自由。在团结工联多年来所举办的典礼与游行当中，他们唯一标举的人像就是教皇，而他对波兰人民最具煽动性的训谕就是：要当个「不合作主义者」。至于团结工联最常使用的装饰物——摆在工厂大门与纪念碑前献给领袖或英雄人物的物品——则是花环与花圈。铁锤和镰刀、法西斯（译注：此处系指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亦即一束以红带捆绑的棍棒，上端露出战斧的斧头）和紧握的拳头。。这些都是革命的象征符号，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可作为武器使用。花朵则不然。
唾弃独裁者极为容易，但唾弃独裁者最喜爱的工具——暴力-则没那么容易，尤其是遭遇暴力威胁的时候。不过,扬弃暴力会带来回馈,亦即达成提高目标的力量。波兰的劳工依然记的,他们在一九七○与一九七六年间纵火焚烧党部大楼之后，所获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团结工联真的藏匿武器而遭发现，一如布里兹涅夫要求卡尼亚予以栽赃那般。,又如果布札克组织了暗杀小组以刺杀共党领袖。,则共党内的强硬派于一九八九年指斥布札克等团结工联领导人物为政治罪犯时，贾鲁塞斯基会对他们的说法不屑一顾吗？犹如甘地对印度人所言。。你怎么栽,就怎么收获。
虽然弃绝暴力的最终报偿在一九八○年八月时还看不出来，但随之而来的风险却明确可见。列宁造船厂内的每一位罢工工人都明白，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瞩目。如果他们在造船厂厂长首次因计谋而取胜之际，便将他痛打一顿而扔到街上，共党政权有可能会再回到谈判桌上吗？后来假如团结工联煽动比得哥旬的群众,并教唆他们攻击警方,戒严令是否会更早实施,且被视为是对社会动乱的合理因应措施?发动暴力的人通常必须付出蒙受耻辱的代价。而且,如果血腥的叛变取代非暴力行动而成为反抗运动的高潮，则在「战争状态」之下的那许多年间，共党政权还会看起来那么面貌僧恶，而团结工联那么殊值赞赏吗？华勒沙于一九八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全世界对波兰人民运动的祝福，也是对那些横加阻挠之人的又一次谴责。
参与圆桌会议的人员都感到自己的肩上背负着波兰的命运。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站在历史潮流上的,已不再是国家的官员,而是人民的领袖了。在二十年间，历史潮流推进的速度一度增快，而后减缓——然后又再次转快。把共产主义扫地出门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暴力,而是源于波兰人民直接在独裁统治之下建立的公民社会。这股力量发自异议人士聚会之处的每一座教堂、罢工工人占领的每一座工厂，以及藏匿地下组织成员的每一幢房屋。
虽然波兰政府属于当代最凶残之暴政集团的一份子，但波兰人民为了在共产波兰的土地上栽植自由的藤蔓，一九七○与八○两个年代的人民运动依然正面挑战共产政权。从斯大林清算农民以至波布在柬埔寨进行的种族屠杀可见，即使不是为了达成共产主义原本的理想，独裁者仍可仅以共产主义之名而灭绝整个种族。波兰的统治者还不至于那么残暴，但对于挑战共产政权的人而言，坐牢的滋味可不是对反对运动的激励。不过，波兰的反对运动在对抗政府上订立了明确的目标，一面号召民间广泛的支持、争取教会以及外国的协助，同时避免采取会立即引来镇压的策略，而其对罢工与自力组织的运用,也达到非暴力运动史上的最高峰。整个运动唯一严重的疏漏，就是没有做好因应军事镇压的准备。
布里兹涅夫虽然对波兰国内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但他把团结工联视为一把直指共产帝国心脏的短刀，却是正确的看法。团结工联拒绝遵从共党的领导，违抗国家的命令，并且要求以波兰人民的集体意志——而非政府的命令——作为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决定基础。团结工联甚而大胆地以经济混乱、政治僵局，以及国际毁誉等条件要胁政府接受其要求。团结工联以这一切行为改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而无需夺取任何一位波兰共党成员的性命。团结工联若以夺人性命为手段，则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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