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府治疗
一九四四年，在圣萨尔瓦多城里，一位名为罗梅洛的三十三岁医生开始为阿尔法洛进行到府治疗。罗梅洛医生所医治的病患大多为穷人，而他也通常不向他们收费。然而，阿尔法洛出身于萨尔瓦多国内的一个菁英家族，也是位富有的咖啡出口商。不过，这两个天南地北的人物之间并不是医生与病患的关系。在前一年里，这位富有理想的医生与具有影响力的咖啡大亨合力谋画推翻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丁尼兹将军。他们会面之时，罗梅洛总是为阿尔法洛注射维他命以避免引起其家中成员的怀疑，但他们会面的真正目的却是策画叛乱行动。
他们对马丁尼兹将军的僧恶各有不同原因。阿尔法洛曾在马丁尼兹政权里担任官员，但马丁尼兹为了寻求在一九四○年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后持续留任而开始运作之后，阿尔法洛即愤而辞官。阿尔法洛对总统与日俱增的不满也反映了咖啡业界人士的共同感受。另一方面，罗梅洛则自认为国内贫苦大众的发言人。马丁尼兹压制劳工及农民组织的作法对贫穷阶级为害甚深。
这两位反抗人士对马丁尼兹的厌僧并不罕见。许多正当人士早已因犯下或涉嫌颠覆行为而在狱中服刑。不到六个月后，即将有另一波人民运动兴起，而把马丁尼兹逐出国外，给予萨尔瓦多再一次实现民主的机会，这个结果是「到府治疗」开始之初，阿尔法洛与罗梅洛两人都未能预见的。
咖啡共和国
数十年来，萨尔瓦多一直受到少数几个富裕家族的把持。这些家族均为西班牙征服者或欧洲移民的后代，他们掌控了萨尔瓦多国内最赚钱的事业：咖啡的种植、加工，以及出口——而且他们也掌控了政府。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萨尔瓦多历任总统都是咖啡业者。咖啡菁英人士认为自由是进步的前提要件，也厌恶各种可能阻碍自由的体制或惯例、诸如工会、公共财产权，或是宗教特权。
这些咖啡霸主虽然喜好自由，却始终乐于以钜额公共支出修筑道路、铁路及港口，而泽被自己的咖啡出口业；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压制劳工组织活动及社会不满。虽然宪法保障人权与民主，政府却采行人治，打压异见，并且经由政变或操控选举的方式让各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乡村的贫民，尤其是印地安人和梅斯蒂索农民（译注：西班牙人与美洲印地安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在掌权者眼中是落后且低等的种族——还没资格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
不过，咖啡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功却带动了各种力量，以致削弱了他们对国家的掌控权。经济成长导致城市里出现店商、公务员、教师，以及专业人士等组成的中产阶级。堪称中美洲最精良之劲旅的萨尔瓦多军队，也因地位提升而产生一个主要由年轻中产阶级男子组成的军官团。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则造成印地安人及贫民被迫离开祖先的家园，必须到咖啡农庄工作维生。许多人干脆离开乡下，前往规模仍小但日益兴盛的工业区找寻工作，工业区内包括有数家纺织厂、一家酿酒厂、铁路、一座发电厂，以及一家电车公司。
这一切改变都带有政治上的影响。过去数十年来，少数异议份子大力支持一八八六年宪法奉为圭臬的基本原则，他们追求的目标包括自由选举以及总统任期限制。人数渐增的知识阶层则成为这些理念的新兴支持者。萨尔瓦多大学学生的首次抗议活动出现于一八九○年，往后的二十年间则又另有四次的学生罢课活动。鞋匠、石匠、木工、印刷工，以及理发师等各种职业人士纷纷成立互助社团。市集妇女于一九二二年对货币升值发起抗议，导致一位财政官员下台；工会也在一九二○年代首度出现。
当时的萨尔瓦多正值政治发展期。现代化所造成的问题--诸如无地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以及政府的长期赤字问题——引发了对旧秩序的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受到部分学生的喜好，对劳工更有重大的冲击。但影响力最大的，则是萨尔瓦多作家玛斯费瑞（AlbertoMasferrer）的理念。他是位社会改革者，也担任报社编辑的工作。他坚持所有人都必须有稳定工作以及基本需求的保障，并称之为「最低必要需求」。玛斯费瑞甚至倡议把寡头政府的庞大财产发还给人民。
都市化、学生抗议活动、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以及玛斯费瑞：在一九二○年代接近尾声之际，萨尔瓦多的菁英阶层对国家的掌控权可谓充满了危机。往后两年接踵而来的众多事件，更迫使他们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名在现场采访的美国记者指出：「萨尔瓦多的有产阶级草木皆兵；出现一位专制暴虐的救星的时机已然成熟。」
「杀害蚂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
马丁尼兹不是咖啡大亨。他于一八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以印地安人血统为主的贫困家庭里，就读瓜地马拉军事学院是他主要接受的正规教育。他头脑清楚，诚正不欺，而且热爱钻研学问。不过他的兴趣并不平凡：他主修东方宗教，而且奉行素食主义及证道学（译注：意指近代某些袭用佛教或婆罗门教教义的信仰，如轮回学说）。据说马丁尼兹（他一直使用母姓）年轻担任军官时曾经写下一则座右铭：「杀害妈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因为人死后尚可轮回，蚂蚁则一死百了。」后来的事件显示，他可能太过于执着这则座右铭了。
马丁尼兹自律能干的名声使他在军中扶摇直上。他不但是军官团联谊会的首届主席，也看似注定要终生服务军旅。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萨尔瓦多的总统向来钦定继任人选，但总统博斯克（PioRomeroBosque）却因认为他所有可能的继任人选对他都不够恭敬，而在一九三○年决定开放竞争机会。思想自由的马丁尼兹于是和五名富有的地主一同展开角逐。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大选前的几个月极为动荡不安。咖啡出口的利润虽在一九二○年代窜升，但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遭到大企业主侵吞更多的土地。记者克雷姆写道：「不久之后，山坡地即成为开满雪白咖啡花朵的仙境，而全国则成为一只闷着社会动荡的水壶。」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打击之下，咖啡价格随之崩盘。地主任由咖啡豆在田地里腐烂，并任令咖啡采集工无工可做亦没钱可领。一九三○年四月，一个工会带领八万名抗议民众走上圣萨尔瓦多的街头，要求合约保障以及最低工资。
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阿劳霍自命为下层阶级的拥护者。他自己虽然也是大业主，但他的社会责任感却使他和菁英阶层有些格格不入：他付给手下工人的工资是一般行情的两倍，而且曾试图成立萨尔瓦多版的英国工党。由于他倡议温和改革，并且暗示自己倾向于实施土地重分配，因而得到玛斯费瑞的支持。阿劳霍后来也邀请马丁尼兹将军担任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以争取军方支持。马丁尼兹接受了这项邀请，于是他们意外地获得大胜。
萨尔瓦多的第一位民选领袖在国家即将陷入动荡之际走马上任。穷苦民众希望阿劳霍能够带来巨大的改变，富有人士则因此对他心怀恐惧。不过，他提议有限度的土地改革却不敷所求，不但玛斯费瑞对他转持批评态度，农民也在不久后开始转而支持共产党。咖啡种植业者则与政府保持距离，以致政府无法取得这些家族独有的专业知识。政府的收入逐渐枯竭，包括军官在内的政府人员薪资于是成为一大负担。军方的不满到达极点之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群年轻军官罢黜了新任总统。阿劳霍随即出国，副总统马丁尼兹继位。
马丁尼兹接任总统也许能够让军方满意，但人民的不满依然持续沸腾，左翼阵营也不断进行煽动。不到几个星期，共党即认为国家情势已足堪发动农民革命，便开始策画叛乱行动。不过，官员听到风声，便把主导人物都抓了起来。等到实际的攻击行动在一月展开之后，主要由萨国西部的印地安人支持的叛军不过短短几天即遭政府军击溃。遭叛军杀害的人数不到一百人，但军方却对乡下地区施以一视同仁的全面恐怖报复行动——共杀害八千至三万人。
这段史称「大屠杀」的事件结束之后，图书馆内所有关于这场暴动及屠杀惨剧的记录都被清除殆尽，而代之以政府编造的神话：马丁尼兹于是成为萨国人民的救星，共产党人与印地安人则是凶残野蛮的恶势力。为了使这项结果合理化，阿尔法洛和亚伐瑞兹这两位咖啡大亨写道；「所有社会里都有两个主要阶级：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他们说明道：在农场里工作的「原始」男女，其最佳利益向来都受到咖啡种植业者的照顾。因此，暴动事件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委屈，而是受到共产党的煽惑使然。共党人士在「农民单纯的头脑里注入了危险的疯狂思想」。
在社会与经济两方面上均属局外人的马丁尼兹，由于成功敉平了共党赤化与原住民叛乱的双重危机，因而赢得菁英阶层的敬重。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国家议会表态支持马丁尼兹继任总统至阿劳霍任期届满为止。阿尔法洛以及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相继进入政府任职。马丁尼兹随后开始着手把自己的权势扩及全国：他把决策权集中于中央，一手抓取派任市长的权力，并且成立了唯一的合法政党「全民爱国党」。
暴动期间所发布的戒严状态持续了十二年之久。在新法的授权之下，任何人只要倡议「违反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秩序的理念」，即使只是私下支持，国家也能够予以起诉。媒体受到管制，大学也必须受政府直接控制。政府雇用线民监听私人谈话；总统成立秘密警察；共产党与农民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异议份子在司法体系之外受到惩罚，甚至「失踪」的情形也时有所闻。
工运活动人士是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裁缝师暨萨尔瓦多任务人协会前会长杜瓦德即身受其害。他支持阿劳霍，也拥护玛斯费瑞的理念，因而在马丁尼兹接任总统后被补下狱。他九度和其它死刑犯一同被带往贫民坟场，每次却又因为不得确知的原因免于一死。其妻数度请求他客户中的富有人士为他说项，但都没有结果。后来，杜瓦德在狱中待了一个星期之后突然获释。不过，在他店门口站岗的警察吓走了所有客人，以致他只好宣布破产而把裁缝店卖掉。
即使如此，马丁尼兹依然在他前两届的任期内获得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他不但按时支付公务员薪资，谨守财政纪律，而且以清廉著称。他也为穷人争取福利，包括阻止土地抵押赎回权的废止，以及试行社会福利计画。这些作法颇为温和，因此不至于得罪咖啡种植业者，而且他们对马丁尼兹镇压一九三二年的暴动仍然心怀感激。不过，政府也不是没有给他们好处，不但成立抵押银行承担农业计画的风险，还成立一家公司专事干预市场以稳定咖啡价格。「富有条理与效率的系统取代了混乱的状况。」一位支持者如此记述这位伟人的事迹。
制造敌人
一九三八年夏天，马丁尼兹已开始为他即将于一九四○年届满的任期未雨绸缪。根据宪法规定，他必须在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后下台，但他决定不予照办。他的两名顾问——名律师阿尔瓦拉多及财政部次长马格尼亚——对他的修宪之议极力劝阻。阿尔瓦拉多警告马丁尼兹，修宪之举将被反对者指为揽权的粗暴作法，违反「人民的意志」。
虽然萨尔瓦多的历任领袖都不以恪遵宪法著称，但任期限制的原则却维系了半个世纪之久。因此，马丁尼兹过去的部分支持者便开始弃他而去。国防部次长梅南德斯上校反对总统三连任的态度曝光以后即遭到革职。随后许多官员便陆续辞职：时任审计长的阿尔法洛、财部审计员罗恰克，以及公共指导次长、财政法参谋长、公共工程部次长、财政部次长——还有阿尔瓦拉多。马丁尼兹无意间造就了一批新兴反对阵营的核心份子。
一九三九年一月，沦为橡皮图章的国家议会通过宪改条文，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赋予国家议会选举总统的权利，并且把禁止连任的条款冻结一次。如此一来，马丁尼兹即有资格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续任总统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为止，而国家议会也立即通过他的延任案。
失去思想独立之内阁阁员的忠告、且恣意玩弄宪法之后，马丁尼兹即在自己身边大举晋用只会阿谀奉承的佞臣。心怀抱负的下级官员晋升无门，因为高阶职位都遭到总统的人盘据。在军队里，特权与升迁机会也似乎都集中在一小撮深受马丁尼兹信任的老军官身上，薪资微薄的低阶军官只好在行伍中消磨时光。
马丁尼兹深知军官团烦躁不安可能带来的危险——他毕竟是靠军事政变出头的，因此也绝对不愿反沦为受害者。这种心态使他更决意在关键职位上安插忠心人马，而他的耳目也大肆搜集政府官员在金钱方面不当行为的把柄，以便总统掌控他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间，军方至少有五次政变计画被政府揭露；其中最后一次以梅南德斯上校为首，支持者多达二十八位军官。
除此之外，也还有其它不满的族群。学生与大学教职员都对教师任命以及专业审查的权限掌握在独裁者手里深感气愤（学生曾于一九三八年发动罢课以抗议政府对大学自主权的侵犯）。报社编辑长久以来即对言论限制大有意见。再加上咖啡菁英阶层中对马丁尼兹感到幻灭的自由派人士，以及心怀不满的低阶军官，一个强大的反对势力显已逐渐成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开之后，反对阵营也迅速进行集结。
「生活中充满了理想」
马丁尼兹和部分高层军官在一九三○年代期间开始亲近德国希特勒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残暴政权。萨国统治者与欧洲右翼份子的相似之处极多：双方都厌恶开放社会的多元化与难以驾驭的特质，双方也都相信唯有采取铁腕手段，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于一九三六年开始协助训练马丁尼兹手下的军官，意大利并以战机与萨国交换咖啡。萨国军事学院与抵押银行则引进德国人员担任高阶职务。萨尔瓦多也是最早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以及日本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之一。
不是所有萨国人民都对政府向法西斯示好的行径感到满意。意大利于一九四○年六月参战之后，圣萨尔瓦多即有数百名身穿黑衫的人士发起一项庆祝游行，结果街头上的民众纷纷高声辱骂游行队伍。德国于当年稍晚拿下巴黎之后，萨国大学生也随之举行示威活动。马丁尼兹感觉到这些抗议活动其实也是冲着他的政权而来，因此下令支持盟军者一律判刑处罚。
不过，亲近轴心国让萨国得不偿失。战争阻断了萨国与欧洲国家的咖啡贸易，造成失业情形恶化以及军需补给中断。马丁尼兹于是被迫向同盟国方面倾斜。他发布一道声明谴责欧洲的极权主义，并且开除了几位亲纳粹的政府官员。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参战之后，萨尔瓦多便和中美洲的其它国家一同向法西斯宣战。
萨国政权和美国新建立的关系确实达成效果。咖啡无法销售至欧洲市场所造成的损失，在美金源源不绝的捐注下得以打平。美国的贷款为道路兴建以及公共卫生改善工作提供了资金；一万多名萨国人民前往巴拿马运河区工作，并把部分工资寄回国内。《美洲咖啡协议》也促成咖啡价格与工资的提高。
不过，战争虽为萨国政权带来经济利益，却也造成政治上的困扰。报纸充斥着战争新闻以及英国与北美专栏作家的文章。一位美国观察家写道，圣萨尔瓦多的《日报》「纯粹藉由引述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话语，就得以引导一场反马运动长达一整年......」。圣文生德镇里的两千名民众看完一支美国的宣传影片之后，又聆听一位报社编辑发表一场「鼓吹民主的生动演讲」。身为独裁者的马丁尼兹也不得不说些流行的民主口号，但他的言词却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民主就是高速公路加上幸福的生活」这类口号对萨国人民而言也是滑稽多于感动。
军官团倒是真正吸收了民主精神。军事学院在一九四一年更换院长，把原本的德国军官换为一位北美人士之后，民主思想的触角即开始伸向储备军官。正式军官由于原本就对独裁政权不满，因此也就更加以美国为学习对象。一九四四年加入反对阵营的年轻军官桑伽斯依然记得当时「生活中充满了理想」，当时「民主与极权思想的斗争」正值高峰。
为了化解要求改革的压力，马丁尼兹于是重新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平民主义者。他在演说中痛陈财富分配不均，并且声称自己与穷人站在同一边。政府资助的「社会重建组织」不但试图帮助鞋匠在巴拿马找工作，而且还召开一场会议让工人讨论劳工法令的制定。政府甚至对咖啡外销以及超额利润课税，并且对牲畜饲养业者协会、咖啡协会，以及抵押银行加强控制。
这些措施对马丁尼兹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工运人士对他的表态大都不予理会，而工会虽然一再遭到袭扰，数目却依旧不断增加。咖啡种植业者渐感不安，有些人则开始称呼马丁尼兹为「古怪的小印地安人」——「古怪」二字意指这位总统个人的异常癖性。举例来说，他曾以有色瓶罐装水放在阳光下长久曝晒，然后给人服用治病。他儿子罹患腹膜炎时，即因他坚持在手术前先用这种水进行治疗，而导致他儿子死亡——据传他的妻子因此而把他所有的有色瓶罐砸破。
笼罩在政府顶上的云层不久之后即转趋灰暗。表面上声称要协助战事的反轴心国组织为反总统人士的聚会提供了绝佳掩护。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为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九月的「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民主行动组织领袖是一位曾任咖啡种植协会会长的退休律师，创始成员则有阿尔瓦拉多、马格尼亚，以及其它马氏政权前官员，还有诸如年轻医生罗梅洛这样的杰出专业人士。
民主行动组织在地上运作的时间并不长。到了九月底，政府即强势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举行政治聚会必须先向警方申请许可。民主行动组织由于未能获得许可，因此只举行了两场公开聚会。不过，成员私下却经常见面商谈如何阻止马丁尼兹再度连任。反对阵营已然成形，而且也有了目标：让总统下台。
「让我们一同抗争」
新成立的反对阵营决定以公开与秘密双向并行的方式对政府展开抗争。有些民主行动组织成员虽然决定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马丁尼兹，有些人却选择采行非暴力运动。活动人士于一九四三年春夏两季散发一系列的匿名传单，指名马丁尼兹下台，要求公民自由，并且呼吁平民、军人，以及政府职员不要再与独裁政权配合。反对阵营也向工人重提一九三二年的屠杀事件，同时吁求他们抗拒政府的笼络手段，切勿接受政府微薄的施舍以及敷衍马虎的改革承诺。传单上的署名都是「民主革命委员会」或「反重选党劳工分部」等组织的名称，而这些传单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初都还可以在街头上见到。
法律诉讼也是另一项武器。一九四三年十月，包括多位民主行动组织创始人在内的两百三十六名萨国公民联名签署一份诉状，请求最高法院撒销一九四一年一道限制政治组织的法令。法院虽然拒绝受理，但民众对于总统竟然受到如此公然的挑战均深感振奋。根据一位美国海军武官的记述，藉由这份诉状，「具有影响力的公民」首度「公开站出来表达............他们反对政府的立场」。这份诉状原文刊登于《拉丁日报》的那一天，好几千份报纸在被警方没收之前就被抢购一空。
媒体在字里行间对独裁政权的间接攻击也催化了事件的发展。引用诸如米尔顿（JohnMilton）与玻利瓦尔（SimonBolivar）等名人谴责暴政的话语，以及抨击阿根廷强硬派政权的文章，都传达了对总统的鄙夷，却又不会违犯审查单位的标准。报社知道自己不可能对马丁尼兹延任的修宪案加以批评又安然无事，因此退而求其次，以完全忽略此一事件的方式处理。事前审查制度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实施之后，报社编辑也找到其它攻击调侃政府的方式。《拉丁日报》于十二月在报纸末页全版刊登各种文章嘲讽政府的宣传报导，诸如「首都的街道清理工作超棒」以及「村庄里供水丰富，奔流直如瀑布」。
接着在一九四三年底，一小群萨国人民走上街头表达抗议，一样以战争议题掩饰政治诉求。十二月十一日，约有四百名学生与专业人士举行集会，对同盟国近来提议的成立联合国表达支持。即使在警察与国家禁卫队的监督之下，抗议群众依然高喊反马丁尼兹的口号：「独裁者去死」以及「打倒连任制度」。一位大学生发表的演说也一样不加掩饰：「让我们一同抗争，这样政府才会体现人民的正当意志；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生活在刚揭开序幕的民主世纪里。」
在这段期间，反马丁尼兹的人士也开始请求他的北美盟友出面干预。转任抵押银行高级职员的罗恰克致函华府驻萨国大使瑟斯顿，请求美国对马丁尼兹施压，促他尊重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并且遵守《大西洋宪章》。一九四四年三月，抵押银行总裁耶瑞拉向当时正以美国国务院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人身分访问萨国的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提出一项提议。耶瑞拉建议道，美国、墨西哥与哥伦比亚应劝服马丁尼兹接受一部新的民主宪法。
马丁尼兹对日益壮大的反对阵营也展开强力反击。政府对媒体的箝制更为严苛，并且对有反政府嫌疑的人士加强监控，严密注意最高法院诉状签署人士的活动。十二月二十日，街上突然出现手持机关枪的人员，随即有四十几人遭到逮捕——包括民主行动组织领导人物以及《拉丁日报》编辑！其中部分人士还被控以图谋杀害总统的罪名。身为政府搜捕对象之一的亚毕祖在自己的房子里躲藏了一个多星期才出面投降——据说阿尔法洛曾去拜访他，而获知同情反对阵营的军中人士姓名。
除了威吓反对人士之外，政府也极力争取大众支持又一次的立宪会议，以便让马丁尼兹能够合法地继续留任。这位独裁者手下的一家报纸声称已有十万多名民众签署请愿书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在政府举行的集会上，吵杂的群众也做出同样的要求。立宪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召开之后，即独揽总统选举权，一如各方预期选举马丁尼兹连任总统至一九四九年为止。立宪会议也在宪法中增修若干文字，导致公民自由更进一步萎缩，也给予国家更大的经济掌控权。萨国人民不但得多忍受这名独裁者的统治长达近六年之久，而且他们的权利也一再遭到限缩。
就在民主行动组织及其盟友共同密谋对政府展开一场激烈反抗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一项替代策略。流亡哥斯达黎加的萨国记者卡尼萨勒斯向反对领袖送交一份提议，标题为「迈向非暴力反抗--我对萨国人民的建言」。他指出，有一种「推翻政府的良策」，称为「『消极抵抗』或者『非暴力反抗』」。作法很简单，只要属于「国家的行政和经济体系」当中一份子的「每位公民」都能够放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即可。他也提到「这项策略的发明人」甘地，藉此达成了「伟大的成果」。这项策略要能够生效，就必须争取支持，诸如赢取军人、警察，以及公务员的认同；同时也要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储存金钱与必需品以备长期抗争之用。从这些观念渐次出现在反马丁尼兹的传单中，可见卡尼萨勒斯的说法已对萨国人民产生影响。不过，民主行动组织依然认为暴力是必要的手段。
政变的主使者为阿尔法洛与罗梅洛。阿尔法洛参与政变是出于对马丁尼兹玩弄宪法的手段感到愤怒，但罗梅洛的动机则不同。一九三○年代早期，罗梅洛在巴黎求学，吸收了当时的人民阵线精神。他回到萨尔瓦多之后即倡议最低工资保障以及劳工结社权。他抱持的理想主义使他获得医学生的爱戴，而他的免费医疗行为更是让他在穷人心目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
政变策画人和军中密谋发动军事叛变的军官联络上之后，军、民双方的反对领袖便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尔法洛的庄园里举行会议，而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与会人士当中的马洛秦将军和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卡尔佛上校为亲德人士，并且曾在一九三二年的农民屠杀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会中订定四月二日，就在军队结束复活节演习之后，为起义之日。
「时断时续的骇人枪响」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刚好是棕榈主日（译注：每年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称为棕榈主日，为纪念耶稣受难前胜利进入耶路撒冷，民众纷持棕榈树枝迎接的盛况）。那天，圣萨尔瓦多的天气阴郁闷热，市民纷纷举家前往沿海享受清爽的海风，或是到首都外的避暑胜地游玩。总统当天人在海边小镇拉利伯塔德，而大多数高层官员也都不在首都。至于留在酷热首都里的居民，则在．一大早前往教会领取据说能够预防闪电等各种灾害的棕榈树枝。下午约三点半左右，首都东南部的居民听到一阵隆隆声，而纷纷出门到街上一探究竟。只见军机从他们屋顶上低空飞过。
政变的时机拿捏得极为精准。由于马丁尼兹与他手下的关键人物四散于各地，因此反应必然迟缓。叛军也掌握有一定程度的火力，包括圣萨尔瓦多的第一步兵团与第二炮兵团。在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政变行动看似颇有成功的可能。叛乱人士很快地掌控了若干极具价值的目标：空军、国营电台，以及电报局。萨国西部最大城圣安娜（SantaAna）的驻军也投靠叛军，民众则举行示威并选出新的市议会。
不过，叛乱人士却丝毫不懂得善用这些优势。企图轰炸圣萨尔瓦多警察总局的叛军战机偏离目标而炸毁了隔邻的房舍。叛军占领电台之后，随即详尽广播战况，并且公布领导人之一罗梅洛的姓名。不过，马丁尼兹也收听了他们的广播，并从中获知若干重要信息，包括他手下还有哪些部队并未参与叛乱而可能依然对他效忠。马丁尼兹随后立即赶回首都，躲过前来逮捕他的士兵之后，便下令关闭所有变压器，而在黑夜降临之际造成所有电灯熄灭。他接着前往邻接总统府的萨波提要塞，确认驻守该处的士兵都支持他。马丁尼兹咆哮道：「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尽管开枪打死我吧！]第二天，萨波提要塞大举轰击第一步兵团，而总统的军队也在同时收复机场。到了星期二早上，叛乱行动即告结束。
许多叛军领袖皆遭到逮捕，但罗梅洛与阿尔法洛却成功逃脱。星期一下午，他们两人同在电台得知第一步兵团投降的消息。他们随即溜出后门各自逃亡。阿尔法洛逃往圣安娜，当地满是过早庆祝政变成功的酒醉民众。罗梅洛在病患家中躲了几天，然后于星期五逃往洪都拉斯边界。
总统虽然轻易瓦解了政变，但他之后所采行的措施却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安。社团与工会的聚会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搜索。至于首都之内，「夜里一再传出时断时续的骇人枪响。全副武装的警察队伍在市内各地巡逻。人犯遭到围捕之后即被带到警局，据传警局内有各种恐怖的刑求手段」。警察及政府干员监控银行交易，并且要求进出首都的民众出示官方通行证。参与签署最高法院诉状的人士都无法取得离开首都的许可，也无法寄出办公所需的法律文件。根据美国大使瑟斯顿所述，萨国政府似乎展开了「摧毁许多专业阶级之生计」的整肃运动。
记者是另一个付出惨重代价的族群。圣安娜的《东方日报》过于急躁，而在四月二日的报导中宣称罗梅洛已取代马丁尼兹成为总统，其编辑也因此被捕下狱。《拉丁日报》编辑平托在政变展开时早已身陷狱中，后于四月二日遭到狱吏开枪射伤，不久之后身亡。其它也有若干名记者或者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安全地区，而首都内三家反对立场的报社也全部停止发行数个星期。
镇压行动远超过重塑总统权威必需的程度。马丁尼兹并未以宽宏大量的气度妆点他的胜利，反而倾向以报复手段一泄心头之恨，因此在圣萨尔瓦多被捕入狱的人数就超过了八百人。战时非常议会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就对十名军官判处死刑；第二天早上，公墓园区里即传出处决人犯的枪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又有二十五名军官及九名百姓被判死刑。马丁尼兹甚至强迫马洛秦将军的儿子亲睹父亲受刑的情景。
马林是遭到枪决的百姓之一。他在叛乱行动中协调战斗人员与平民策画者的活动。他被捕之后，逮捕他的官员——为了逼他供出与叛乱阴谋有关的秘密--不但打断他的手臂，击碎他的膝盖，挖出他一只眼睛，并且施行了其它骇人听闻的酷刑。他后来接受枪决时，还必须要别人帮他撑起身体。孟托亚神父为他举行临终圣礼之时问他：「马林，你害怕死亡吗？」马林回答道：「神父，我不怕。颤抖着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精神。」
拉丁美洲各国都对萨尔瓦多在那年四月发生的事件甚为关注。各国外交官于四月十七日晋见萨国总统，要求宽待叛乱人士；委内瑞拉下议院、墨西哥劳工领袖托雷塔诺，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内一群拉丁美洲医师也都提出同样的请求。若干国家的报纸强烈抨击血腥镇压行动，甚至举世闻名的诗人聂鲁达也为此提出抗议。
美国也无法漠视这起事件。由于老罗斯福总统倡议「睦邻政策」，再加上战时原本就不乐于批评盟国政府，因此美国原本采取不干预立场。不过，使馆职员多与反对领袖有私交，而且颇为欣赏他们的民主主张。瑟斯顿大使写道：「伴随民主宣传的不干预政策有一主要缺点，就是会同时鼓舞独裁政权以及民间的反对势力。」他对美国的不干涉作为深感遗憾，认为这种举动隐含了对「以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方式攫取或保有权位的独裁者」的接纳，并指出如此「不但会损及我们的道德领导地位,也会助长他人认为我们仅是空口宣传民主职志，实际上却是奉行权宜手段的投机份子」。不过，这也不是华府在二十世纪里最后一次碰到这种难题。
瑟斯顿必须小心拿捏分寸，而在卡尔佛上校和另一位参与反叛的军官前来请求使馆庇护时，他的政治智能也就受到了考验。瑟斯顿准许他们进入使馆，却拒绝提供庇护。当晚，他与马丁尼兹会谈之后同意交出两人，但也获得对方承诺会让他们得到合法待遇；后来他又要求马丁尼兹对他们从宽处置。不过，卡尔佛及其同志仍在四月十日连同其它人一起遭到枪决。瑟斯顿至此已忍无可忍。,马丁尼兹已和美国决裂。
「不能够是街头上的运动」
叛乱行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马丁尼兹的地位便又似乎稳固无虞。不过，功败垂成的政变所展现出来的野心，却显示萨国人民当中的领导人物--包括银行主管、咖啡大亨，以及军官——愿意冒生命危险把总统赶下台。此外，总统的残暴反应让其它旁观的萨国人民深感惊恐。美国武官记述道：「市场摊贩、商家，以及百姓」都同声谴责政府处决与刑求人犯的手段。
即使是马丁尼兹身边的政府官员，也开始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产生疑虑。一名美国使馆职员指出，财政部长曾对政变后的流血报复出言批评，其它部会首长也心怀忧虑。这位外交官下结论道：「萨国总统的手下已闲始产生担忧、疑虑及恐惧的感受......不只是因为他们察觉总统的复仇心态浓厚......而可能危及各方利益，也因为这些人已开始顾虑到，一旦政府......遭到推翻，他们应如何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
如果反对政府的行动能够再次展开，便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对象支持。不过，由于政变行动的发起人不是已经丧生、在狱中服刑，就是逃亡他处，因此第一步即是必须先找到新的领导人。学生团体多年来一向负责政治组织活动，而且学生也在前一年印发反马丁尼兹传单的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复活节假期结束，学校恢复上课之后，罗梅洛被捕的消息令学生极为激动。叛乱行动瓦解之后，这位勇敢的医生在首都里藏匿了几天，然后试图逃往洪都拉斯。不过，他的劳工装扮却未能骗过边界上的国家禁卫军。他们以宽刃刀攻击他，然后把他带到圣米格尔一家医院，他的真实身分也因而曝光。同情他的医生知道他一旦恢复健康就会遭到处决，于是刻意延后宣告他的身体状况已适于远行。
罗梅洛躺在病床上休养的同时，大学生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拟订一项挑战政府的策略。他们心知和政府的武装部队正面冲突无异自杀，因此不可让马丁尼兹有使用暴力的机会。学生领袖之一的卡斯迪佑回忆道，当时的「基本论点」就是马丁尼兹「拥有的军事力量足以打败任何对手。因此我们必须发起一场不和马丁尼兹正面对抗的民间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开火攻击。由此可知，这场运动不能够是街头上的运动，而应该采取躲藏的方式。于是，『垂臂罢工运动』便因此诞生。所有人什么事都不要做。待在〔屋内〕就好，这样就不可能出现镇压行动。」
四月十七日之后，医学生纷纷打着黑色领带回到学校，以悼念遭政府处决的人士，同时也对显然即将遭到处决的罗梅洛表示哀悼。在刚开始的这几天里，有些学生想到罢工的念头；这种提议也出现在一场法学生的聚会上，随后开始流传至其它系所。这几天里浮现了若干名领袖人物：医学院的卡斯迪佑和布斯塔孟德、法学院的波霍和玛兹尼、工学院的卡斯特雅诺，以及药学院的柯洛拉朵。学生运动受到两个不同团体的引导。其中一个由各学院选出的四十几名代表组成；另一个是规模较小的中央委员会，于四月十九日公开散发一份传单。中央委员会在传单里坦承道：「我们无力挑起革命。但的确有些手段，虽然不合法，却足堪视为高尚而且殊值赞许......。我们对抗的是一位狡猾而精明的对象......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同样的特质对抗他的狡猾与精明吧，因为全体人民......已决心以暴力索回他们遭人篡夺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自由。」
学生的秘密组织活动持续进行了一整个星期。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政府展开第二波的处决行动，再次增添了学生的急迫感。他们召开聚会，投票决定发起罢工，随后发布一道匿名的声明，宣称他们不但将中止一切学术活动,也将停止校外的工作。
罢工领导人心里明白，他们如果真的有心要对抗马丁尼兹，就必须扩大运动的规模。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间的学生罢课活动并未有显著成就；波霍说道：「知识分子的罢工活动通常都只是象征性的」,他们若要促成真正的变革，就必须建构一个各方人士都参与其中的全面罢工。卡斯迪佑最早提出这个构想，而在四月二十四日之后的那个星期由中央委员会议加以讨论。
这项策略其实就是流亡记者卡尼萨勒斯梢早之前曾向民主行动组织提出而遭到忽视的建议。学生对这个构想极为热悉，即使不是从卡尼萨勒斯那边听到，也在别的地方听到过。而且他们认为这个构想有其实用性。第一,他们没有武器，因此不可能以武力击败马丁尼兹。第二，他们知道大众会愿意和他们一同加入非暴力运动，而此举也可能藉由其它利益而获得支持。举例而言，他们特地知会美国大使馆，表示他们打算推动一场和平运动，且将避免发生流血情况。
他们订定五月五日为底限，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天之前加入罢工活动。然而，由于媒体受到箝制，而圣萨尔瓦多全市在政变后的几个星期里又一直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因此散播罢工的消息也就变得颇为困难。不过，医学生与医生、法学生与律师都各自有密切的关系，而其它系所的学生和相应的专业人士也是一样，他们于是利用这些关系鼓吹全面罢工的构想。他们也利用打字机打出一份份传单敦促市民加入罢工。每张传单并且要求收到的人复制十份散发出去。秘书听命埋头打字，儿童则在街上散发传单——他们「在警察面前公然挥舞那些煽动性的传单，挑衅他们出手逮捕」。
学生也把号召对象扩及专业领域之外，而与铁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的店家等其它各种族群均有接触。罢工的构想蔓延开来之后，学生即获得了实质的协助。市集上的妇女——瑟斯顿大使如此描述她们：「萨国政治中较为粗鄙之阶层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纷纷前往各个商店去说服老板关店。一名银行员向一名出租车司机攀谈，请他转告其它司机说参与罢工的人都能够领到钱。
不过，罢工策画人士知道，若是仅凭个别民众的热情宣传，绝不足以让圣萨尔瓦多全部市民得知罢工消息，因此也就无法达成让全市陷入停顿的目标，更遑论国内其它地区。罢工活动必须能够自动扩展，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服务和机构受到影响。罢工人士若能关闭银行及药局等机构，即可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并且迫使他们在独裁者与人民之间选边站。以医生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他们一旦展开罢工必然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运输系统也是另一个重要目标。学生既然把推动罢工的心力都集中在首都上，那么就只有瘫痪火车运行才能够让其它地区的人民得知罢工消息（一九○五年十月间，莫斯科的铁路工人即是藉此策略将罢工活动扩展至俄罗斯全国）。
学生需要有钱才能落实推广罢工所需的各种事务；而罢工一旦展开，他们也必须设法让罢工工人获得所需的资助，以免他们不愿放下手中的工具。若干初步资金来自于官方的学生组织，但校外捐款不久之后即源源而来。一个成员包括抵押银行总裁耶瑞拉以及咖啡大亨亚伐瑞兹在内的财务委员会尤其提供了极大帮助。成员尽为富裕人士的「萨人俱乐部」据说在半小时内即募集了两万美金。
学生对四月最后一周的学校课程展开抵制，也不再到校外的工作地点上班之后，罢工运动便急速升温。法学生不再到法院旁听审判过程，工学生也拒绝到雇用他们的政府机构上班。医院里的实习医生开始留在家里，学校老师也一样。罢工运动展开之后，中学生也从学校集体出走。
杜瓦德当时是罢工学生当中的一员，他是劳工运动策画者的儿子，后来曾任萨国总统。他日后在自传里写道：「我直接涉入了反对马丁尼兹将军的学生运动。」大学生到他就读的高中征求加入协调团体的代表，他随即加入，而多次参与遭警察突袭的会议。「有一次，我为了脱逃而冲下一处深谷，翻过一道篱笆后，落在一片多刺的荆棘上，而把衣服皮肤都划破了......全面罢工展开的那一天，我们的委员会也开始在学校制造混乱，以迫使学校停止上课......罢工极为成功。那天，完全没有人上学......]
随着罢工风潮逐渐升高，萨国政府也逐渐陷入困境。一名官员指称政府中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罢工，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统身边的高阶官员都一致反对暴力镇压。虽然四月底有一道逮捕策画学生的命令，警方却仅短暂地拘留了几个持有传单的人而已。若干警察的确前往民众家中，试图强迫罢工人士回到工作岗位上，但其它警察的态度却是暧昧不明。有些甚至认同罢工活动，而全力帮助策画人士躲避逮捕。
即使警方能够比较积极，也不大可能迅速压制罢工运动；因为其扩展速度实在太快了。政府似乎打算坐等罢工人士因生活需要而恢复工作。为了化解若干潜藏的愤怒，政府于是宣布释放所有在政变之后逮捕的人犯，同时也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刊登文章打击罢工活动的信誉，称之为一场由权贵人士所发起的运动，完全忽略穷人的需要。
这些措施都未能遏止罢工扩展的势头，也抹除不了政府处决政变人士以及马丁尼兹长久以来专恣统治所积累的忿恨。萨国菁英阶层担心，若不遏阻马丁尼兹的权势，杀戮情形便会持续下去。由于任何人都有遭到处决的可能，相较之下，反抗政府反倒不那么令人害怕。对许多非菁英阶层的人士而言，罗梅洛这位英勇的医生遭到生命威胁，更是驱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
罗梅洛的同业不久就都纷纷在运动中打前锋，一如策画学生原本的期望。马丁尼兹曾经下令免职若干名涉嫌颠覆行为的医生，因此医界本身也对马丁尼兹有所不满。公共医院院长梅西亚斯于五月二日召开员工会议，和全体医生共同拟订要求事项。他们宣称，除非政府对所有死刑犯减刑并且宣布大赦，让遭到免职的医生恢复职务，同时遵守「民主原则」，否则他们将展开罢工。马丁尼兹亲自收受这份要求，而在梅西亚斯面前引火将之烧毁。
五月五日，一百三十五名医生（圣萨尔瓦多共有一百五十名医生）一同停止工作。其中六十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声明，内容直言要求总统下台以及举行自由选举。急救室依然照常开放，有些医生也继续接见少数病患；克雷姆报导道：「有钱人慷慨解囊，穷人则只能贡献微不足道的小钱，而这些款项都投入罢工基金里。」律师、药师、银行职员、铁路员工，以及电厂人员也都在五月五日之前加入罢工行列。数百名公务人员也随之跟进。卫生部宣告其不得不暂停所有非必要的服务。公共保健制度下的牙医、工程师，以及技师，还有剧院员工也都早已展开罢工。
不是每个加入罢工的人都怀有高度热忱。有些巴勒斯坦或中国移民的商家便显然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大愿意关门。身为学生活动份子一员的科洛拉朵便对需要借口关门的商家丢掷石块。有些店家依旧开门，但拒绝贩卖商品。许多工人也持保留态度，因为加入罢工不但可能断绝他们迫切需要的工资，也会让他们面临报复的危险。铁路工程人员对卡斯迪佑表示，除非他们能够事先取得全额薪资，家人也躲藏在安全的房屋里，否则他们不愿加入罢工运动。不过，圣萨尔瓦多各阶层市民中参与罢工的人数依然极为众多，以致数十年后大家仍旧记得那是一场全民团结反抗总统的典范。「就连窃贼都加入了罢工。」一名罢工人士回忆道。
带头发起罢工的大学生自从回到学校之后，在这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一再极力避免与政府发生肢体冲突。他们虽有理由相信警方与军方对马丁尼兹的忠心并不可靠，却也没有妄加测试，以免付出生命的宝贵代价。因此街头示威也就不在策略之内。不过，遭处死之军官的学生与遗孀，仍于五月五日在市中心的玫瑰经教堂为受害者举行了一场追思弥撒。群众蜂拥而至，教堂内部及外面的广场上都挤满了身着黑衣的妇女。追悼者得知弥撒遭禁之后，便四散前往市内各处说服更多的商家关上店门。
这场庞大的市民罢工是拉丁美洲史上最盛大的一场罢工运动。这是一场分散推行的运动，依赖众多的个人相互联系召集。不过，罢工运动既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就必须要有一个决策单位负责为罢工人士发言以及与政府协商。五月五日晚上，学生、市集妇女、银行、各种业界、商业职员、日间劳工，以及公车与出租车司机等社会各界的代表齐集于阿尔瓦拉多家中，选出了一个代表性略嫌不足的「国家重建委员会」。委员会共有五名成员：一名学生、一名医生、一名抵押银行律师、一名商业职员，以及一名退役将军。第二天，委员会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同时对总统提供人身安全保证而建议他离开萨国。反对阵营至此已告成形，而且开始初试啼声了。
萨国政府虽然还未采取决定性的手段制止反抗运动，却也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马丁尼兹透过电台对全国发表演说，一面赞扬如常工作的民众，一面指控罢工领袖试图「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制造恐慌」。第二天更出现一份传单，宣布「工人反革命委员会」成立，而马丁尼兹也要求商家开门营业。不久之前才引起人民极大恐惧的独裁者，现在却只能请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
马丁尼兹似乎已无意再用威吓手段，而指示一名官员尽量和罢工人士「避免起冲突」。马丁尼兹在罢工结束后不久的一场访问中说道：「我在四月初以武力打垮了政变行动，结果他们却挑起了罢工。那时我就不再想打了。我要向谁开枪？那些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尽了解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在十年前屠杀千百名农民仍面不改色的将军，在自己最大的危机来临之际却无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那段时期在罢工人士眼中看来也极为危险。美国大使馆于五月六日得知有一队队人马到处去强迫罢工的店家开门营业。有些医生收到匿名的恐吓，同时也谣传有手持宽刃刀的农民动身前往首都，打算挑起暴力冲突以提供军事镇压的借口。不过，后来发生的血腥事件却不是政府煽动的。事件发生于五月七日，一名警察因过于紧张而对聚集于街上的青年开枪。十七岁的青少年莱特当场毙命。他来自于一个显赫的萨尔瓦多家族，并因父亲为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数千名民众前往他家致哀，也在第二天早上参加他的丧礼。
这起悲剧给了罢工领袖一个机会。他们原本无法确定能否在罢工热潮开始冷却之前成功造成政府内部的混乱，因此打算把民众带上街头与政府摊牌。莱特的遇害正好促成了这种结果。丧礼结束之后，圣萨尔瓦多市民便成群涌入巴里欧斯广场，而紧邻广场的大楼就是国家议会以及政府各部会办公室的所在地。群众满腔愤怒，学生领袖于是忙着呼吁所有人自制。不过，在广场上巡逻的禁卫军没有招惹群众，因此也就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美国大使晋见马丁尼兹要求将枪杀事件的元凶绳之以法。此举无疑是冲着该名青年的美国国籍而来，而许多人也认为美国必然会出面干预。美国并未采取行动，不过枪杀事件却在政府内部引发了变革。总统手下大多数的部会首长于五月七日晚间会面，而一致决定辞职。他们担忧街上的群众会引发另一波暴力冲突——而事实上，陆军参谋长也的确在第二天早上知会马丁尼兹，表示部队已整装待命，随时可清除街上的抗议群众。一名部长挺身反对，并向总统说道：「我们不能够支持任何暴力措施。」总统回答道；「我不打算对人民采取暴力措施。如果人民现在要我下台，我愿意无条件照办。」
退场
到了五月八日上午十点左右，马丁尼兹自己知道，他如果想挽回任何一点利益，就必须和反对阵营协商。召集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五名成员毫不费力，他们当天上午稍晚就和政府官员齐聚一堂了。总统已确定下台，但下台的时间及理由还须另行商定。马丁尼兹提议于三个星期后的月底下台。不过，反对阵营坚决要他立刻辞职，并坚称罢工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他下台为止。
马丁尼兹提议让国家议会负责挑选继任人选事宜，而国家议会正是他全权掌控之下的团体。重建委员会成员则径自提出四名人选供他选择。经过一个小时的协商之后，才又增加了第五名人选--国防部长梅嫩德斯将军；他是马丁尼兹的忠心支持者，事实上也大概是马丁尼兹钦定的人选。不过，由于他个性温和，以正直著称，而且也不技求权力，与刚愎自用的马丁尼兹相较之下，自然深得人心。重建委员会一名成员后来表示，当时委员会也迫使当局承诺新总统将会解除戒严状态，宣布大赦，并且准许流亡人士回国。
马丁尼兹拒绝接受协议，一再坚持留任至五月底。街头上盛传马丁尼兹已着手运作固守权位，而且可能会使用武力。据传有另一个自称代表罢工人士发言的委员会成员于傍晚会见总统，警告他如果不即刻下台，「就会有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内阁官员也一再促请他立刻下台。不论原因为何，他终于同意他们的要求，而于晚间七点在电台上宣布辞职。
第二天早上，梅嫩德斯获得国家议会推选接任总统，而承诺推动宪改以及在短期内实施选举；国家议会也通过政治犯的大赦案。学生及其它许多罢工人士却不打算在马丁尼兹离开国内之前结束罢工——而且他们也对新内阁感到不满，因为阁员中有若干名马丁尼兹指定的官员，而且只有阿尔瓦拉多一人是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人马。不过，梅嫩德斯承诺马丁尼兹将于第二天离开，此举遏制了民众的怒火。学生明白国家已筋疲力竭，因此也就终止了罢工运动。五月十一日，公车与火车重新上路，商店与办公室再次开门，而民众也都恢复了工作。只有一点和以前不同。。马丁尼兹于中午前跨越边界进入瓜地马拉，从此以后不曾再回到萨国。
结果，萨尔瓦多反抗暴政的胜利却有如昙花一现。马丁尼兹下台后，的确有一小段时期的政治开放，而叛乱行动的主使人罗梅洛与阿尔法洛，也成为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选举之前巩固平民政府的要角。不过，罗梅洛及其支持者落实实质改革的决心，却造成了驱走马丁尼兹之联合政府的分裂。军方不愿随着马丁尼兹步下权力的台阶，咖啡种植业者也拒绝让民主政治的不确定性危及他们的利益。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位担任国家警卫队长的上校发动政变，夺取了梅嫩德斯的权位。反对阵营发起非暴力抵抗，却在几个星期后拋弃了在市民罢工中所获取的经验，而于十二月试图从瓜地马拉发动武力攻击，结果正中下怀地被一举击败。
萨尔瓦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间陷入了一种新型态的军事统治：单一将领的个人独裁变成了一群人制度化的掌控。但政府依然由军人掌控——而咖啡带来的财富也仍旧充斥在经济活动中。
市民罢工在政治上的影响虽然稍纵即逝，却形塑了许多萨国青年的成长历程，而他们日后也再度活跃于政坛上。一九六○年，卡斯迪佑在一个抱持改革理想却在位不久的军人执政团中成为平民成员，后来又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七年间担任萨尔瓦多大学校长，也是革新行动党一九六七年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高中时活跃于反对运动的杜瓦德，后来成立了温和派的基督民主党，并于一九八四年当选总统。在这漫长的灰暗年代里，军事统治与民间抗争不断循环，而许多自命为国家救星的人士也一再竞逐权位。不过，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前，人民的声音与影响力不曾再有像一九四四年春天那般明确的展现。
在武力叛乱失败之后，萨国人民为了推翻总统所发起的非暴力政变，其规模之广与速度之快，二十世纪里并无出其右者。诚然，萨国幅员狭小，当时全国只有一座大城市，而且反马丁尼兹的运动在萨国传统牢固的社会里有许多自愿参与者。不过，以推翻独裁者这般重大的事情而言，绝对没有所谓的稳操胜券。市民罢工的闪电成功并不代表运动领导人明智的策略操作不具重要性；事实上，正是他们的运筹帷幄造就罢工运动的成功。
马丁尼兹本身的行为造成各方人士陆续弃他而去，反马丁尼兹的联合阵线也就随之逐渐成形。劳工组织、激进的政治人物，以及军方内部的不满人士，都从一开始就对马丁尼兹心怀厌恶。许多记者在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后即对他充满敌意。马丁尼兹任满两届总统仍不愿下台，并且变得愈来愈专恣任性之后，专业人士、大学生，甚或许多政府官员对他的反感便纷纷浮上台面。同时，大地主也对马丁尼兹转向平民主义的立场深感幻灭，又因他把权力集中在一小群亲信手上而遭到边缘化。这些各自分歧的团体在因缘际会之下，携手为推翻独裁者的目标共同奋斗。
不过，非暴力抵抗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经过精心策画之后发动的。反对领袖来自于各专业界、媒体，以及大学生之间，而他们也懂得善用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气候，以唤起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支持，助长军中的不满气息，并且培养众多的同情人士。在民主行动组织、金融机构、大学社团，以及报社等各种团体的协力推展之下，反对运动于是获得了一般大众、外交官，以及有权有势者的支持。最高法院提诉事件让全国人民了解到，反抗马丁尼兹不但做得到，而且是光荣之举。若没有这些对独裁政权赓续而耐心的挑战行为，市民罢工就会成为一场没有人参与的抗争活动。
另一方面，如果马丁尼兹在四月二日的政变之后没有反应过度，发动罢工运动的难度也会提高。武装叛乱失败之后，反对领袖皆四散逃亡。眼见马丁尼兹开始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许多人便觉得必须赶在栽在他手里之前推翻他——而把罗梅洛等人从行刑队枪下救出来的目标，不但带动工人加入罢工，也让反对运动产生急迫感。国家暴力虽然让萨国人民多年来不敢逾矩，但如果所有人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人民对刽子手就再也无法容忍了。甘地知道英国士兵一旦以致命的武力对付印度的反抗人士，英国政权残酷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于是反对阵营也就会因此而扩张。萨尔瓦多的情形也是如此。
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的机会来临时，大学生即设法临时拟订了一项策略、他们对一九三○年代期间发生在印度、智利，以及古巴的非暴力运动都有所知悉，也明白马丁尼兹的力量来自于他以暴力手段打倒对手的能力。因此，他们选择不以武器和政府对抗，同时也避免让人民承担遭受攻击的风险。犹如卡斯迪佑所言：「必须发起一场不和马丁尼兹正面对抗的民间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开火攻击」——马丁尼兹后来也沮丧地说出同样的话：「再也没有能够开枪攻击的目标了。」结果，暴力达不到的成果，却在非暴力行动之下达成；因为其所号召的反对势力更为强大，而且限缩了政府威迫人民的手段，同时也打消了马丁尼兹的党羽采取镇压措施的念头。
一股比暴力更为强大的力量推翻了马丁尼兹，但却没有自动形成一种环境以供民主文官政府稳固生存。把盘据大位的马丁尼兹赶下台并没有让军方的力量受到节制。反对阵营没有时间巩固萨国民间的权力基础——反观甘地曾试图以「自我支配」及「建设性工作」激发印度人民的活力，而波兰的异议份子与工会运动也曾扩展自主力量的支持基础。如果萨国的反对阵营能够巩固民间的权力基础，反对运动也许会逐渐增加弹性，或者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因为改革计画野心过大，而造成军中的改革人士、前马丁尼兹政府官员，以及一度同情反对运动的咖啡种植业者纷纷掉头离去。
萨国的罢工运动反抗的对象是领导人，而非制度。因此，这个领导人一旦下台之后，渴求实质民主的人士便发现自己面前虽有崭新的机会，身边却没有原来的盟友。非暴力运动可以把不获人民认可的统治者逼下台，但运动背后的策略若是不针对这些统治者赖以掌权的权力结构进行变革，就无法促使人民在抗争结束之后继续追求更高的目标。不过，在一九四四年的萨尔瓦多，人民毕竟获得了胜利，而且没有依赖暴力。对于那个国家，就当时而言，这是前所未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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