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勇气之母
「我们会一直来回步行，直到倒下为止」
第一天，反抗阵营原本只有十四个人——一群孱弱的中年妇女，没没无闻的寻常百姓,心中满怀焦虑，不知何时会遭政府当局一手捏碎，或是将她们驱散。在那秋分之日的午后阳光下，这群妇女列队走过市内最具历史性的广场上的石板小径，在庆祝十九世纪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纪念碑下集合。
这个广场是「五月广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最稠密之处。她们齐集该处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不同性质的独立——免于不确定感的自由，因为这种不确定感较之悲痛更会在人心头盘据不去。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遭遇是一种残酷的异常现象，也许不是政府所为，甚至或许政府也不知情。她们就是为了表达丧失亲人的悲痛，也是为了请求政府协助，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的最后一天聚集于玫瑰宫（译注：阿根廷总统府）外的广场。
其中一名妇女罗塞莉欧回忆道：「我们各自抵达。所有人都穿著平底鞋，以便遭到攻击时可以逃跑。在政府大楼前示威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不过，她们所有人皆紧密相连，犹如系在同一条绳索上的登山者。而将她们系在一起的，则是她们共同的遭遇：她们都是母亲，也都有失踪的小孩·
第一天，她们没有受到任何人打扰。那天是星期六。这些母亲由于对上班时间不熟悉，而无意间挑了这么一个日子，适逢银行、政府机构，以及粉红色的总统府都没有开门。「我们同意……另找一个上班日再回来示威，并且共同草拟一封给维德拉的信函。」维德拉是时任阿根廷总统的军方将领。这群妇女商定了时间——下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正当街上人潮拥挤之时。不过，其中一名母亲提醒大家那天是巫婆日，日期于是改订为星期四。
这群妇女的人数不久即成长至近百人，而她们也早就意识到自己正在挑战一层表面，但她们并不知道这层表面下隐藏着什么。世界上其它许多曾受过独裁统治的人民却对此知之甚详：其下隐藏着独裁统治的谎言。在承平时期，阿根廷人民的生活一如往常。在正常状态的假象之下，阿根廷政府看似稳如盘石。没人有意戳破这面假象，除了这群走投无路的妇女之外。
她们每周固定举行的示威持续两个月之后，其中三名母亲才获得内政部长的接见。这位将军说她握有失踪人士的名单，其中甚至有他朋友的家人。不过，他并不知道是谁带走了这些人；罗塞莉欧回忆道：他说。。「外面有些准军事组织是完全不受控制的。他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然后他说搞不好我们的儿子跟女人跑了，而我们的女儿也可能在哪里当了妓女。」
当下，这群妇女的恐惧似乎转成了愤怒。「我们对他说，他们都是胆小鬼。即使像佛朗哥那样残酷的独裁者，至少都还亲自批准死刑……我们把心中所有感受都说了出来，并且对他说,除非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否则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回到这里来回步行,直到我们倒下为止。]这位将军于是告诉,他们当时的戒严状态禁止一切公众聚会。他们却回答到,他们会待到获得答案为止。这些伤心的妇女无意之间已然对政府宣战。
突击、绑架与混乱
这群母亲的敌人是一个军事政权,其盘根错节的历史可追溯至半个世纪以前。在一九三零至四零年代之间,军事独裁政权在拉丁美洲各地不断重复着兴衰起落的循环。虽然不时会有久握大权的独裁者遭到推翻--一如萨尔瓦多的马丁尼兹--其它地区的军事强人却依然大权在握。许多人认为,这种景况虽然严峻,却是混乱失序之外的唯一选择。
阿根廷在一九三零至一九七三年间就发生了八次军事政变,自由选举却只发生过两次,分别在一九四一年与一九五一年。讽刺的是,选民选出来的总统裴隆,也是一位军事将领。他身上融合了劳动阶级的平民色彩与夜总会般的高贵气质,正好符合阿根廷人对矛盾特质的胃口。加上他明媚耀眼的夫人艾薇塔,他的确是拉丁政治文化上的新奇人物。。带着肩章的男明星,他还在追随者中掀起了一场毫不修饰而且身怀不满的政治运动,致使国家陷入动荡,几至无可治理。他所种下的这种权力形态,在冷战对立情境的灌溉下,竟在二十年后茁壮成为绵延不断的恐怖统。治一九五五年,裴龙遭到人民弃之后，即被另一位将领流放到西班牙，但该位将领不久又被另一位将领推翻，并如此循环不已。一九六六年，昂加尼亚将军领导的军人执政团掌权之后，随即禁止政治与政党活动，以武力镇压罢工，并且终结了大学自主的传统。这一切措施尽皆引发了暴动与骚乱，而右派与左派的秘密民兵人士则联手抗争形成所谓的「城市游击队」，成员多为遭压抑的裴隆主义份子。他们在城市里遂行绑架及汽车炸弹攻击。而自称奉行格瓦拉哲学的人民革命军也在土库曼省乡间制造动乱。一九七○年，城市游击队绑架并杀害了一位前总统之后，昂加尼亚即遭另一名将领扳倒，而该名将领又被拉努斯将军取代。不过，这些将领中没有一人能够稳定经济情势或者压制激进的左派份子。拉努斯被迫举行选举，却因此为裴隆的卷土重来敞开了大门。
裴隆在混乱的情势中如鱼得水，而于一九七三年重新掌权，其第三任夫人玛丽亚（人称伊莎贝尔）担任副总统。新政府对左派严厉整肃，并且试图挽救经济，但阿根廷的极端份子不愿放弃手足相残的内战，而裴隆的身体也日益恶化。他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因心脏衰竭去世，留下他缺乏经验的遗孀掌控国家大政。这位新任总统笨拙地把国家带往险境，而国际油价飘升更是助长了通货膨胀。截至一九七六年为止，年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三千。
左右两派的强硬份子偏又在此时形成破坏力十足的共生关系。城市游击队突袭福摩沙市内的一处军营，人民革命军也发起占领土库曼的运动；而在右派方面，阿根廷反共联盟于一九七四年间杀害七十名知识分子及律师（截至一九七五年，该联盟已将杀戮人数提高到每周约五十人）。双方都以更多的绑架、抢劫，以及勒索行为攫取资金。一九七四年底，伊莎贝尔终于动用军队。为数五千人的部队进入土库曼镇压一百多名人民革命军叛乱份子。军方利用间谋与准军事部队构成的网络，组成一支秘密武力，并授权其从事任何必要的行为。过没几个月，阿根廷国内的暴力动乱即告平定。不过，军方却迟不归营。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间，眼见阿根廷即将再次陷入混乱，军方于是驱走了伊莎贝尔。陆军指挥官维德拉将军率领的军事执政团随即接掌大权——此后的情势发展却更为可怕。
「国家犹如施行封建制度」
维德拉以略微浮夸的方式展开了「阿根廷国家重塑方案」，宣誓将恢复「道德、能力、效率」以重建「国家的内在实质与外在形象」。不过，目标虽然崇高，国家重塑方案采用的手段却极为低劣：国会、地方政府，以及最高法院相继遭到解散，政治组织与工会的活动一律遭到禁止，而平民也必须接受军事审判。
国家重塑方案的首要指示就是消灭颠覆活动，而这也就代表了毫无保留的全面开战--不择手段的无耻战争。但敌人是谁呢？维德拉总统说明道。。「恐怖份子不只是持有枪枝或炸弹的人。」只要是「反对阿根廷生活方式的人」，都是颠覆份子。国家重塑方案在国内各地设置秘密拘留中心，以及专事捕捉及讯问嫌犯的特种部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司令表示：「首先我们要杀光所有的颠覆份子,然后杀他们的共犯；然后是......同情他们的人士，然后是......不置可否的人；最后，我们要杀怯懦的但屠杀还不够。游击份子犹如大海里的鱼儿，在全国民众当中四处流窜；要将他们全数消灭，就必须把海水抽干或是在水中下毒。执政团选择的毒药是国家赞助的恐怖运动。恐怖运动采用的手段则为常见的绑架、逼供、刑求，以及秘密拘留。自从昂加尼亚掌权以来，人口失踪——在森林里遇害、被丢进拉布拉他河，或从直升机上被拋入海中--向来是左右两派都喜于使用的手段。失踪事件的数目从一九七一年的个位数成长至一九七五年的三位数，随后又激增为四位数。不久之后，阿根廷失踪人口即高达三万人，而且每一起失踪事件的真相都遭到掩盖，主事者也矢口否认。受害者的家人只保有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彷佛心爱之人从来就不曾存在。
受害者通常都是被一群身穿便服的武装人员带走。这些人清一色驾乘蓝色福特猎鹰型汽车，这款车也因而成为他们的标志。起初他们只在深夜行动，但恐惧气氛逐渐弥漫开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失踪人士均被载到拘留中心拷问，并由医生在旁戒护，以免刑求太重造成人犯过早死亡。但是，大多数人对于当局想要获知的信息根本一无所知。讯问之后，接着便是数周以至数月的持续刑求虐待，最后再予以处决。阿根廷十年后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受害者「的各种人性特质皆遭到缜密仔细地渐次剥夺............」
随着镇压活动的发展，制造恐怖的工具也逐渐萌生出自主性。一般人只因和失踪人士有亲属关系，便遭到失踪的命运。每个拘留中心都自行其是，并且自有一套判别捕捉对象的标准。一位前政治犯回忆道：「当时国家犹如施行封建制度。,有人获第一兵团授勋，却被第二兵团绑架，并遭第三兵团杀害，然后由第五兵团复仇。」恐怖活动也是一视同仁的。。虽然其加害对象可能偏好记者、律师、学者，以及政治人物，对付一般的男女老幼却也毫不手软。
「军方抓走了我们的子女」
起初，失踪人士的母亲只感到一股麻木的失落感。有些人失魂落魄，不吃不睡，同时也缺乏起身下床的动力。不过，她们逐渐明了到没有人愿意为她们解开儿女失踪的谜团之后，便带着忧伤从自己的家庭走向阿根廷漫无法纪的政治荒原。
她们起初只问自己的儿女被带往何方，以及他们何时能再相见。她们有些人虽拥有足以保障普通法上基本权利的人身保护令，但她们不久即发现，这些令状都随着她们的儿子失踪了。失踪事件如同传染病般蔓延开来之后，失踪人士的家人即发现亲友都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以致他们只能如孤儿般在政府的迷宫中游走。不过，这些母亲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她们即使没有别人，也还有彼此。
讽刺的是，她们却是坐在内政部一间厅室里时才得到此一领悟。当时，有一位和善的女警负责登载她们的姓名、住址、失踪儿女的姓名、亲友姓名——这群母亲后来才发现，当时这份名单竟成了恐怖活动按图索骥的根据。不过，在离开内政部之前，她们即已不再保守沉默，开始互相交谈，分享彼此不堪诉说的遭遇。不久之后，她们便开始在彼此家中聚会。不知不觉间，她们已因悲痛而结合成一个团体、一股力量。
这群母亲不得不揭开正常状态的表象之后，便发现一种比她们的个人遭遇更为恐怖的状况。。在司法体系、邻近国家，甚至天主教会的默许之下，一场全国性的杀戮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群母亲虽然缺乏政治经验，却有敏锐的母性本能。她们立即明白，这场杀戮行动与其说是执政团凭其武力所推动，不如说是受到被害者家属因恐惧而保持静默的推波助澜。因此，为了找寻一件足以对抗这个敌人的武器，她们决定不再让执政团得其所需；亦即不再保持沉默。
芭朵拉回忆道：「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若不先彼此认识，就无法举办聚会。警察与保安人员到处都是，你永远不知道身边站的是什么人。那种状况非常危险。因此我们便携带不同的东西以资识别。举例来说，有的人可能手拿树枝,有的人可能携带小钱包而非手提包,有的人则在领子别上一片叶子，总之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母亲。」
这群妇女也印发传单公告集会地点，并且制作各种标语，写有「我们失踪的子女在哪里？」以及「军方抓走了我们的子女」等语句。芭朵拉依然记得她们「在夜里出外把标语贴在公车及地铁车厢上......我们还把这些讯息写在钞票上，以便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报纸完全没有报导我们的活动。,若有记者敢报导，就会马上失踪。,电视与电台也掌控在军方手里，因此民众大都不知情。」
雅素席娜很快成为了这群母亲的第一位领袖。她并非完全没有经验——她父母曾任工会领袖，也是裴隆主义份子。不过，她在结婚之后便全心照顾家庭，不再过问外界事务——直到一九七六年，她笃信裴隆主义的儿子奈斯特与媳妇莱可儿双双失踪为止。从那时起，她便马不停蹄地召集受害母亲提供自己的住家充当聚会场所，并且对国际特赦组织及美洲人权委员会发起投书运动。这群母亲之所以会到五月广场上公开表达她们的哀痛，并且互相分享彼此的遭遇，就是出自她的提议。
罗塞莉欧回忆道：「起先我们没有在广场上集体游行。我们有些人坐着编织，有些人则一群一群地站在一起......我们必须短促小声地交谈，这样看起来才不会像是在举行聚会。然后，警察......开始以枪口对着我们，要求我们离开之时.....我们便开始两人一对并肩绕着广场行走......我们人数很少，因此不太引人注目，但我们必须确实让大众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要让民众看见我们......于是我们转入广场中央绕着纪念碑走。」
这群母亲在绕行广场的同时，也渐渐发掘出政治表演的本能。她们有时候刻意夸大子女失踪对她们个人造成的影响，也经常带着木匠用的铁钉以表示自己与圣母一体同心，因为她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曾遭拘禁，且被刑虐至死。一九七七年九月，她们决定参加前往卢罕(Lujan）朝拜圣母玛丽亚的年度朝圣之旅。卢罕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有三十英里远，雅素席娜认为她们可藉此机会在途中向陌生人讲述她们的遭遇。不过，她们要如何在数以千计的朝圣者中凸显自己的身分呢？苏娃瑞茨说道：「雅素席娜想出一个主意，让每个人把自己小孩尿布当作头巾戴在头上，因为母亲都会收藏这种小孩幼儿时期的贴身物品。这样的头巾在人群中极为醒目......因此我们决定在其它聚会上，以及每次到五月广场的时候，都一致戴上这种头巾......而我们也在尿布上绣上子女的姓名。后来又另外绣上『生者归来』」——「因为我们不再只是在找寻某一名子女，而是所有失踪人口。」
「他们认为我们成不了气候」
到了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这群母亲已冠上「五月广场母亲会」的名称，成员也从原本十四名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家庭主妇，成长至近1百五＋名大声抗议的母亲。她们又与其它数以百计的母亲有所联系，所有人皆急切地想要寻得自己的子女。柏娜飞妮说道：「我们有许多人得知了他们遭到拘留的处所、身遭刑求的情形、行刑者使用的刑具、行刑者的姓名与住所.......这一切都深深改变了我们......我们知道前途艰困，但也明白不能在此时停手，尤其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发掘到真相。」
在示威活动第一年里的十月五日，她们设法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半版的母亲节广告，内容对最高法院院长、军队指挥官、执政团领袖，以及天主教会提出呼吁。该则广告指出：「对母亲最残忍的酷刑，就是让她无法确知自己子女的命运。我们要求以合法程序断定他们有罪与否。」几个星期后，她们又呈送一份请愿书，连署人数达两万四千人，并附有五百三十七名「失踪人士」的名单。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于是开始注意此一事件。人权组织之间也流传着刑求及失踪案件的传闻。美国新上任的卡特政府更派遣一名说话直率的代表戴莉安前来调查这些暴行的真假。不过，这群母亲虽然逐渐成为阿根廷国内恶行的探照灯，却也因此成为执政团轻易锁定的打击目标。在她们还只是一群孤独无助的妇女之时，政府也手下留情。虽然不时会有一队警员对她们加以殴打或拘禁，却也没有人遭到逮捕。现在，政府已不再曲意容忍。
苏娃瑞茨回忆道。。「他们开始称呼我们『疯女人』。」「外国使馆开始提出疑问……外国记者也询问有关我们的事情之时，他们便回答说：『别理那些老女人，她们全都疯了。』他们当然要说我们是疯子，不然军方怎么可能承认自己被一群中年妇女搞得忧心仲仲？而且我们也反正是疯了。在所有人都遭到恐吓的时候，我们没有待在家里哭泣，而是到街头上去直接面对他们。我们是疯了，但这却是保持神智正常的唯一方法。」
根据古丽雅的说法，政府由于没有及时正视她们的存在，以致错失先机。「他们认为我们成不了气候，所以没有立即摧毁我们；等到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却已经太迟了。我们已经组织了起来......他们先用诱骗的方法，接着以逮捕的手段吓唬我们，然后又以死亡威胁我们。」不过，她对敌人了若指掌。「军方只是想吓唬我们。他们如果真要采取行动，绝对不会事先警告。」
志愿协助她们的人士当中，有一名声称自己哥哥失踪的金发年轻男子。他自称名叫尼纽，而且，根据雅素席娜所述，他相貌纯真，想定连蝇蚁也不肯伤害。在广场上，这群母亲总会围绕在他身边，以免他落入警方手里。一天，正当这群母亲在圣他克卢斯教堂里对第二则广告做最后修改的时候，尼纽顺道把募捐而得的广告经费带了过来，看了看在场的母亲之后，随即勿勿离开。不久后，突然冒出一群男子，不但对在场的母亲拳打脚踢，还把她们拖了出去。罗塞莉欧说道：「我们后来就再也没见过这些朋友了。」她当时躲在望弥撒的人群当中，才逃过一劫。自此以后，尼纽也不曾再出现过；后来她们才得知他被派往法国去监视当地的阿根廷流亡人士，之后又被派往南非从事同样的任务。
雅素席娜于两天后遭到逮捕。罗塞莉欧说道：三天之内，「他们就抓走了十四个人......其中包括三名最为激进的母亲。」苏娃瑞茨说道，政府当局以为「绑架这十四名母亲就能够摧毁我们的运动。他们并不明白，这么做只会加强我们的决心。我们说：别想，他们不可能摧毁我们，我们会坚持下去，更甚以往。他们以为我们会不敢回到广场上。要回去的确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回去了。」
「我们要他们活着回来」
回到五月广场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蜕变；这群母亲现在已经明了她们的运动具有颠覆效果，她们原本自发性的抗议活动已成为对执政团的策略性攻击。掌权的将领虽然为自己的罪行披上一道合法的外衣，这群母亲却合力褐穿了这副假象。尽管饱受威胁，部分成员甚至因而失踪，她们却拒绝屈服。在一般人认为无可抗衡的政权面前，她们展现了无畏的勇气，于是也因此成为一股无可动摇的势力。
阿根廷于一九七八年主办世界杯足球赛之时，这群母亲在兴奋的气氛中也暂时遭到遗忘。不过，她们立即了解到，这正是她们向全世界发声的机会。前来报导足球赛的记者对这群白头巾母亲每周的集体步行活动皆甚感兴趣。欧洲各国队伍的球员也来到广场上表达团结一心之意。阿根廷赢得世足赛冠军之后，国内电视台放映的尽是执政团将领受到拥护者围绕的画面；但在荷兰电视台上却有五月广场母亲会的身影。同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国际卫生研讨会之时，这群母亲也到场示威，伴随着一大群外国媒体记者，所有人皆看到了这群母亲的新口号：「他们活着被抓，我们要他们也活着回来。」
这群母亲在国内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之后，便继续在国外对之加以攻讦，同时以她们天真的外表为标志。其中三名母亲以一句简单明了的开场白展开她们的国际宣传之旅：「我们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失踪人士的母亲，我们来访的目的是要讨论人权问题。」她们日益升高的名气也成为一道保护伞：她们自己和执政团都知道，名人可无法轻易失踪。
阿根廷国内的其它人权组织——政治失踪人士亲属组织、人权大公会、人权永世议会——也在这群母亲的带动之下相继出现。法律社会研究中心透过旗下的律师大举兴讼以遏阻国家的恐怖行为。母亲会的顾问艾斯基维尔大力推动成立「和平正义基督服务团」，后来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五月广场祖母会」，致力于找寻失踪的孙子女。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月广场母亲协会」正式登记成立。截至此时，其成员数已达数百人，分会遍布全国各地。美洲人权委员会于同年获准访问阿根廷并探究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失踪案件的实情。其提出的报告长达三百七十四页，因内容谴责执政团而在阿根廷遭禁。这份报告可能对减少失踪案的有帮助，但却没有能够在其它地区激起行动。
这群母亲受的压迫随后急遽升高。她们起先把抗议活动的日期做不规律的更动，以避开警方的拦阻；但后来仍不得不暂时离开五月广场。不过，她们在一九八○年又再度回来，为夺回失土不惜一死。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她们齐聚于广场上，绕着广场中心的金字塔缓慢步行。一个星期后，警方以警棍和警犭大肆攻击她们，并且逮捕拘禁多人。不过，她们此后固定于每周四到广场上集会，坚决异常，即使大军也无法驱散她们。
空军与陆海军决裂之后，执政团内部的裂痕终于浮上台面。一面进行无耻战争，一面又要维持一切正常的假象，执政团执此两端本已疲态毕露，现在又因出现经济崩溃的征候而更无以为继。维德拉于一九八一年三月退位，但阿根廷披索的币值已如自由落体般崩跌。银行相继倒闭，资金也纷纷流向海外。军方于是再次改变立场，推选出一名强硬的反裴隆主义份子。。高提耶利将军。
他的政权企图以一项看似绝妙的计策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一九八二年三月，阿根廷海军陆战队登陆福克兰群岛。这个阿根廷人称为马尔维纳斯（Malvinas）的群岛为英国所占有，但阿根廷亦主张对其拥有主权。这起侵略行动却是一大失策。不到四个月，阿根廷部队即遭到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投入南大西洋的海军舰队毫不留情地彻底击溃。向英军投降的人员当中，有一位亚斯提兹上尉，又名尼纽，就是先前出卖母亲会的叛徒。执政团为求自保而不择手段采取的招数，至此却彻底拖垮了自己。不到一年，阿根廷政权即移转至一个合宪的民选政府手中——半个世纪以来，这只是第三个民选政府而已。
对五月广场上的众位母亲而言，这个结果原本可能代表长久以来孤军奋战的终点。实际上，这却只是另一个起点。在政治变迁的过程中，警方依然对她们抱持敌意。她们现在虽不再抗议失踪事件，却必须对抗军方为无耻战争的祸首争取特赦的举动。她们说明道，她们的目的不是要悼念这些惨遭屠杀的死者，而是要让杀害她们子女的凶手伏法。
在一九七七年领导阿根廷首波非暴力反抗运动的这群勇敢妇女，到了二十世纪末依然健在者，年岁也都已在六十至九十岁之间了。她们当年游行示威、在政府机关里排队等候、遭受殴打及拘禁等各种经历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还未完全消退；不过，随着阿根廷国内各地的妇女，以及拉丁美洲其它各国的受害妇女相继戴上白色头巾，这群母亲形塑而成的力量也成为阿根廷政治景观上无可磨灭的特色。以真相取代恐惧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这项真理在二十世纪中最鲜明的象征，就是她们所戴的白色头巾o
德国、阿根廷、智利
勇气是非暴力运动的本质之一，尤其统治者以刀锋维系权势时更是如此。在母亲会出现的三十年前，遭纳粹逮捕的犹太男子的非犹太裔妻子，在罗森街上站了一个星期，要求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德国与阿根廷的军事政权皆刻意彰显自己的阳刚之气，面对一群含蓄朴素却又坚决不屈的妇女，反倒不知所措。在漫长的非暴力运动史上，只怕再也没有像这两起事件中对比如此鲜明的冲突双方了：一方是采取恐怖手段的突击队，另一方却是手无寸铁的妇女。
一九四三年，柏林罗森街上的犹太男子之妻动摇了德国人民对纳粹恐怖统治的逆来顺受，而纳粹政权面对此一威胁也只能退让闪避。一九七七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母亲会打破了百姓对国家恐怖行为的沉默，更唤醒了全世界对不可容忍之事的注意。这两群妇女都打开了一个狭小但充满生气的空间，让人民不但可以喟叹政府的恶行，还可加以谴责、反对。
维德拉于一九七六年接掌阿根廷政权之时，三年前夺取智利政权的政府即是他效法的对象之一不过，维德拉的国家几不曾知晓民主为何物，智利却极少接受过军事统治。阿根廷的失踪人口多达成千上万，远比智利在屠杀事件中丧生的人数为多。然而，不民主的阿根廷却在无耻战争展开之后不到一年，即有十四名中年家庭主妇走上五月广场，准备与恶魔正面对抗。相反地，一度享有民主的智利，对其独裁者却默默承受了十年之久，而且圣地亚哥总统府外的广场上也不曾出现过戴着白色头巾的母亲；不过，在一九八三年间，倒是有勇气重现的征兆。
智利——拋弃恐惧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这天早晨，圣地亚哥市懒洋洋地醒转了过来。户外杳无人迹，平日穿梭于大街上的柴油公车也不见踪影。许多学校都没有上课，到了下午，办公大楼内的上班人员也逐渐散去。圣地亚哥市以一种纷乱混杂的方式呼应一项「全国抗议日」的主张，以对统治智利长达十年的军事政府提出挑战。截至当天傍晚为止，似乎都没有出现什么抗争活动，只是生活步调减缓，同时弥漫着一股紧张气氛而已。不过，到了晚上八点，全市突然活跃了起来。一区接着一区相继出现金属敲击声，声音由小转大，却是民众敲打锅碗瓢盆所造成的声音。在市内的贫穷地区，年轻人生起篝火并堆置路障，中产阶级则开着车到处游走，一面狂乱地鸣按喇叭。
身在当场的加拿大记者瑟加利斯说道：「那副景象极为惊人......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喜悦与兴奋之情于五月十一日迸发而出，因为民众对于自己大声表达心声的行为都感到惊奇不已。整个景况犹如智利赢得了世界杯冠军一样。」不久后，国家警察即动手施放催泪瓦斯，意图降低欢庆气氛。两名平民遭射杀丧生，显为便衣警察所为。汽车驾驶人也被拖出车外殴打。被捕人数超过六百人，其中包括发起抗议活动的铜矿工会领袖塞格尔，而报复行动也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幅升高。
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自信满满地以为这场抗议活动只是人民——尤其是穷人——一时不满的发泄，只需吹灰之力即可加以化解。不过，支持政府的《水星日报》却在嘈杂的表面下看出了更为令人不安的征象。《水星日报》上的报导指出，这场抗议活动是「政府掌权十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结果，五月十一日成了智利时间轴上的分界点。在分界点以前，有一九七三年的政变，以及皮诺契特将军以暴力掌权并遂行统治的过程；在分界点以后，则有非暴力运动与暴力镇压之间的一再冲突，直到政府垮台为止。在五月十一日当天，「没人对抗议的成果有信心。」基督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阿瑞亚加达说道。然而，「一场反对军事政权的广大群众运动却因此而生」。智利精神就此迈出回归民主的第一步。
「十一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一场迅速而残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叶德总统（SalvadorAllendeGossens）的社会主义政权，政变领袖辩称这是避免智利--拉丁美洲最古老也最稳固的民主国家之一与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走上同一条道路的唯一方法。不论阿叶德的政权是不是一场不尽如意的善意实验，还是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总之，智利在其统治下已然濒临混乱失序及经济崩溃的边缘。虽然阿叶德在一九七－年的总统大选中仅得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在反对阵营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样的得票率已足以将他送进智利总统府「造币所」（译注：智利总统府原为造币厂，故名之）——许多智利民众却仍对当时投票支持他感到后悔。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下次选举还能够连任。
军方却不打算等到那时候。在智利人称为「十一日」的那一天，两架猎鹰战机的扫射，以及一连串火炮与军械的轰击，直把造币所夷为平地。阿叶德没有幸存下来，显然是自杀而死。到了傍晚，全国开始实施二十四小时的宵禁，新的统治者则自行即位：一名空军将军、一名海军上将、一名国家警察将领，以及阿叶德一个月前亲自指派的陆军指挥官皮诺契特将军。皮诺契特加入政变的时间甚晚，但由于握有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而获推举为军事执政团的首任主席。新政府指称这并非政变，而是挽救国家之举。新政府将遵守一九二五年制定的宪法，尊重个人、企业、劳工等各方的权益。不过，政变之后第二天，执政团即宣布全国均为紧急区域，并且宣告戒严，一面限缩人民权利，同时扩张军方权力。即使如此，马上英雄力挽狂澜之举，依旧让智利人民有如释重负之感。智利自从一八三○年以来，总共只接受过十三个月的军事统治，军方不但专业，而且清廉。即便是性情冷峻的皮诺契特也令人安心。他说道：「国家一旦恢复元气，执政团就会把政府交给人民属意的人选。」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动乱平复之后，他们就能够穿戴整齐出外投票。除此之外的其它情形则不可想象。
不过，不可想象的情况却蓄势待发。军方整装备战却发现无人可打之后，便逮捕了上千名嫌犯，加以讯问、刑求、处决及流放。对于奉召前来抵抗共产主义的士兵而言，采取不愉快的措施也是清理社会的必要手段。圣地亚哥市的贫穷区遭到无情的掳掠，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手下的干员在国内四处游走，令人民充满恐惧。为了让流亡海外的政府批评者消音，国家情报局还将恐怖之手伸向国外。政变后一年，比皮诺契特早一任担任陆军指挥官的普拉茨将军、夫妇两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家里双双遭刺身亡。一九七六年九月，阿叶德手下的外交部长暨前驻美大使列特里耶，也在华府遭人以汽车炸弹炸死。
在智利国内，皮诺契特已然成为人民行为与信仰的铁面仲裁者，对自己的刚正不阿自信无疑。一九七四年六月，他说服执政团签署一份命令，任命他为行政首长。如此一来，他只要再上一级就是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再来就是共和国总统了。皮诺契特先对执政团加以分化，然后再各个击破。举例而言，执政团里的空军代表因直言无忌惹恼皮氏，即被赶出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而由接班人选中第九顺位的马泰将军取而代之。
其它将领皆遭架空之后，皮诺契特便一手掌控了政府。国库就是他的金库，政府的敌人也就是他的敌人。诚如智利一名政治人物所言：「他必须有敌人才活得下去。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迷失了自我。」他的政权关闭了国内四分之三的报社、命令军方监控大学、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甚至宣告吉他为违禁品。一名审查官甚且下令焚毁所有讨论立体画派的书籍，只因他以为其内容与古巴有关（译注：立体画派的西班牙语为「cubismo」，而古巴的西班牙语为「Cuba」；因此，有些人乍看之下便以为「cubismo」是某种与古巴有关的思想或主义）。
原本支持推翻阿叶德政权的天主教会，对这种种措施皆感不以为然。对于遭受政府暴力迫害的人士，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提供避难处所，也给予秘密协助。同时，对于遭禁或表面上「暂停运作」的团体，天主教会也为他们提供聚会场所。皮诺契特掌权四年后，颜立奎兹主教（RaulSilvaHenriquez)与圣地亚哥市大主教辖区合作成立「团结教区牧师会」帮助镇压受害者。团牧会记录失踪案件，也对幸存者提供法律协助、收容所，以及医药服务。
团牧会领导人普雷特牧师说道：「正式说来，我们的宗旨是人权保障，而非政治抗争，但这就足以使我们成为政府的敌人了。维护人权其实就是提倡民主。两者只是一体的两面。我们竭尽所能提供协助，有时也会碰上危险。我们的牧师和修女都遭受到政府的攻击。」团牧会虽然戏剧性不如阿根廷的母亲会，目标却是一致：让政府的罪行举世皆知。这两个团体都不可能独力推翻独裁者，但若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唤起强大的反对势力。
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联合国已对智利的人权侵害行为提出谴责，在尼克森主政时期协助推翻阿叶德的美国政府，也在卡特接掌政权后撒回对皮诺契特的支持。美国不但在智利申请国际贷款时投下弃权票，并且中止对智利出售武器。广受抨击的国家情报局遭到正式解散，不过其监控机制倒是多多少少依旧存在。取代国家情报局的则是中央情资局。
此时，皮诺契特手下所谓的「芝加哥小子」——皮诺契特的顾问群，皆为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曼（MiltonFriedman）与哈柏格（ArnoldHarberger）的信徒——试图以自由市场货币政策挽救智利衰败的经济，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拖累下，智利的经济情势也跟着无止境地崩陷。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经济衰退的情势走缓，智利也触底反弹，较为精干，也更具竞争力。接着，在经济情势看好的情况下，皮诺契特也着手重新对自己的掌权赋予合法性。
他不顾身边同志、教会领袖，以及三名前总统的愤怒反对，而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举行公民投票。选民只要在选票上的智利单星旗图案上盖下戳记，便代表赞成以下这段声明：「......我支持皮诺契特总统捍卫智利尊严，同时再次确认政府的合法性。」空白选票也算赞成票。没有人认为这场投票具有公平性，但皮诺契特却大肆声张他的胜利。他对他垂头丧气的平民对手说道：「各位政客，你们失败了！智利今天已然脱胎换骨。」
在政变七周年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公民投票，对于是否制定新宪法禁止马克思主义团体、强化行政权，以及将部分国会席次改为派任等问题，人民只能以简单的同意或反对做选择。皮诺契特在这之后又继续掌权了八年；后来又有一场公民投票，让人民对执政团属意的人选表达支持或反对。政府虽在政变七周年当天举行的公投中赢得胜利，但胜负差距可能不如预期的大——在某些地区，选民数甚至比人口数还多。不过，政府依然以投票结果作为继续实施压迫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智利政府振奋的消息。在美国华府，保守的里根政权刚刚上台，各种迹象皆显示，里根政府将会对坚决反共的智利政权多所容忍。
抗议日
皮诺契特下令重建造币所，又于一九八一年在圣地亚哥市东南方建造一座私人庄园，名为「桃树」。他的权力根基似乎愈来愈稳固。不过，针对他的统治权以及宪法制定问题而举行的两次公民投票，却有未被发觉的副作用。截至一九八○年代为止，反对阵营一直如营火余烬般四散各地。现在，眼看独裁统治将无终止之日，智利国内潜在的民主之火于是开始死灰复燃，此时正值良好的经济情势又开始走下坡。一九八二年，铜矿价格崩跌，进口石油价格飞涨，而美国优惠利率跃升的影响也往南扩散，造成智利国内的利率攀升至百分之十六以上。而在全国一千一百万的人口当中，共有五百万人失业。
一九七三年的政变消解了劳工组织的势力，但许多人都认为工作场所不再有骚乱却是好事。因此，劳工阵营无法激起反对势力对抗政府，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苦恼。不过，智利的劳工运动如此庞大激进，其身为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仍然毋庸置疑。而这股力量也不时会复苏而起。
一九七八年，楚基卡马他——智利北方沙漠地区庞大的露天铜矿场--的矿工因争取调涨工资未能成功，而对他们的食堂展开抵制运动，但政府迅速压制了这场运动。抗争运动的领袖以共产份子的名义遭到放逐之后，政府骤然发布的区域性戒严令也随之取消。几年后，更多的激进劳工运动人士联手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不过，成立组织是一回事，采取有效的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声称抵制智利商品的威胁下，智利政府于是做了若干调整。一九七八年十月，智利政府宣布举行工会选举，这是「十一日」之后，智利国内五十万名劳工首度又能够选举自己的厂区领袖。不过，候选人必须经过政府同意，还必须发誓不加入政党。几个月后，政府又开放了罢工及未经许可举行集会的权利。只是，这些开放措施也附带有其它条件：雇主可以解雇罢工超过三十天的劳工，超过六十天则视同辞职。劳工虽然获得采取行动的空间，一旦超过限度却也必须遭受处罚。
后来，两名劳工领袖所采取的行动，一方面象征了劳工利用那个空间所带有的潜力，另一方面也象征了其中潜藏的危险性。希门内兹是一位职等低微的记帐员，长久以来在文官工会里极为活跃。不过，他开始抨击皮诺契特的政策之后，即被视为捣蛋份子而遭到解雇。他没有因此惊惶失措，反而继续抨击政府，同时也敦促广大劳工奋起而行。一九八二年二月一天早晨，希门内兹在前往会见其它劳工领袖的途中离奇失踪。数小时后，有人在一条空荡荡的道路上发现他的尸体躺卧在车上，被人开枪打死，喉咙也遭割断。希门内兹曾经说过：「我只有死才会停止捍卫劳工的权利。」政府当真照了他的话做。
另一位工会主义者是时年二十九岁的塞格尔，他是智利最大工会「铜矿矿工联盟」的成员。他其实不是矿工，而是在田宁提的受雇职员。田宁提是一座庞大的铜矿，位于圣地亚哥东南方五十英里处的安地斯山上，所在高度是海拔两千一百公尺。在这些北方沙漠的矿坑里挖掘一块块一立方公里见方的矿石，是极度艰苦的工作，但矿工却不对环境低头。也因此，他们通常是最早向政府提出不满的族群。他们表达出来的不满大多与实际需求有关——工资、住宿、医药，或者工时。不过，他们是劳工当中的菁英，而铜矿也毕竟是智利的代表性产物。因此，这些劳工中的武士采取行动之后，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塞格尔曾于一九八一年在田宁提带领一场长达五十九天的罢工运动，他因此举而获得的名声，使他在一九八二年二月的工会主席选举成为政府与劳方妥协推出的候选人，并且顺利当选。他在就任之后随即加入基督民主党，而把智利最大的工会与最大的政党结合起来。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在新成立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出任主席，并且倡议一项极具挑衅性的构想：发起一场罢工，参与人员不只有矿工，而包括全体人民；此举形同向政府提出挑战。
塞格尔后来说道：「我们宣布将要举行罢工之后，剎时发现我们的矿坑遭到坦克车与士兵团团围住，上空并有武装直升机来回盘旋。我们心里明白，政府即将发动一场血腥屠杀。我不想成为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因此，在预定日期前四天，我们临时把罢工改成了全国抗议日。我们试图把抗争目标扩及全国，不只抗议经济困境，也抗议人权侵害以及整个国家体系。总得有人敢对独裁者说出他是独裁者，说出他的统治是独裁统治，说出我们需要变革。」
有了工会当前锋，反对阵营即开始每月固定对政府发动抗议活动。第二次的抗议日举行于六月十四日星期二，这次所带来的回响不仅来自于圣地亚哥市，而且来自智利全国各地。全国人民不分年龄与阶层，纷纷加入抗争，而且刻意保持抗争的非暴力性质。不过，后来反对阵营还是产生了分裂。其中一派认为抗议活动是革命的前奏，另一派则坚持抗议活动必须恪守非暴力的性质才能成功。曾经负责策画一次抗议日的阿瑞亚加达说道：「我和一些同志都主张，唯有透过抗议活动才能迫使政府坐上谈判桌并同意迈向民主。」
不过，六月的抗议活动造成三人丧生，并有包括塞格尔在内的数百人被捕。塞格尔后来回忆道，政府人员于凌晨一点半左右闯入他家，把他拖下床，然后拉到车上带走。他记得当时心里想着自己不是被杀就是会被流放海外。工会为了反对政府逮捕塞格尔而发动一场全面罢工，却因人民反应不够热烈只好放弃。在时机艰苦的时候，失业所带来的现实问题远比过去的刑求、监禁，或者放逐等威胁要引人关注。在这种环境因素以及军方出动部队的威逼之下，造成铜矿矿工不敢罢工。
阿瑞亚加达说道：「工会首次试图在抗议活动中争取领导地位，却因这场罢工的失败而成了最后一次。从此虽可看出全国罢工运动实际上并不可行，这样一种构想却仍带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致有些人对全国罢工运动的信念成了情感上的必须，而非理智上的考量。」差不多就在同时间，转入地下活动的波兰团结工联当中的部分人士，也花费了诸多心力在追求这个无法实现的幻梦。
第三次的全国抗议日于七月十二日举行，目的在于谴责政府逮捕基民党中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党主席法尔德斯。这项因铜矿矿工的不满而起的抗议日活动，至此已颇具政治性，但目的并不明确。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抗议活动会不断成长扩张，终至能够独力推翻独裁统治。不过，后来的情势证明，仅靠着犹如街头抗议般的运动，其力量并不足以打破皮诺契特的掌控。阿瑞亚加达回忆道：「一个由失业人口所支撑的运动，采取的手段又只是温和的示威活动，道德正当性固然毋庸置疑，我想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运动足以推翻军事政权。」
反对阵营内对于抗争活动是否应使用武力争辩良久，妇女团体内争辩尤其激烈。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武装永远不可能胜过军队。薇尔都格是一名记者，其父在皮诺契特掌权之后不久即遭处决。她回忆道，当时妇女团体要求所有抗议妇女在警察出现之时，应跪在地上并高举双拳，如此不但可化解殴打之力，身体姿势又蕴含了「和平」之意。此举的目的，是要彰显这些妇女「和那些在街上焚烧轮胎、堆置路障，或者丢掷石块的青年毫不相同。」即使如此，政府与左派人士带来的暴力威胁却使人不敢投身追求这种理念，以致抗议活动的格局备受限缩。
或立或破
一九八三年八月初，一个成立于圣地亚哥市的团体，聚集了智利国内政治光谱上各个层面的代表：右翼的共和党人，走中间路线的激进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基民党人，还有左翼的若干社会主义派系人士。共产主义份子因酷好暴力而未获邀请。所有这些政党都早已遭到禁止，但在地下依然活跃。他们现在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团体：民主同盟，领导人为法尔德斯。他们原本各自不同的追求目标则缩减至只有以下这么一句话：「我们虽各有相异的政治、哲学及宗教立场，却一致同意尊重并提倡民主制度所维护的若干道德原则与价值。若无这些原则与价值，一个自由、繁荣、公正、友爱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犹如二十世纪初始的俄国解放人士，民主同盟也将努力跨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反对阵营。然而，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成。
八月十日，皮诺契特在电视上向全国宣布他已下令撒换部分内阁官员，并已任命了新的内政部长——右翼「国家党」前主席哈尔帕--以便和反对阵营「展开对话」。,不过，他也派遣了一万八千人的部队到街头上因应预定在第二天举行的抗议活动。这正是俗话说的「笑里藏刀」。第二天早上，陆军部队沿着流经圣地牙哥市中心的马波秋河岸边的水泥堤防展开部署。在接下来的冲突当中，有二十六人丧生（政府记录为十七人），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政府展现其战斗意志之后，便准备好要展开谈判。在圣地亚哥市新任主教弗列斯诺的居中促成之下，哈尔帕与民主同盟之问开始有了接触。在首次会谈上，法尔德斯和几位同志共同提出一份要求清单，第一项即是要求皮诺契特辞职下台。哈尔帕根本拒绝收受这份文件。根据哈尔帕所述，他们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依然没有进展，他认为原因是反对阵营一心只想逼政府下台。即使如此，对话仍然持续进行，哈尔帕也同意在三点上让步：部分流放人士获准回国，若干公开政治活动准许举行，出版社也可以出版未经事先核准的书籍。
反对阵营里有许多人士认为，这项进展代表更多的示威活动、更多的锅碗敲击行为，终有可能迫使皮诺契特下台。不过，抗议活动真正造成的改变却较为细腻。会谈所促成的开放并未对皮诺契特的地位造成威胁，但是的确让追求民主的反对阵营拥有较大的运作空间，也因此为未来提供了新的行动机会。反对皮诺契特的民主阵营还不明了，建构一项运动以及与政府抗争，不只是一连串固定模式、或胜或败的冲突行为，而是一个彼此互动的过程，反对阵营必须随着互动的变化而变更策略。
民主同盟是反对阵营的非暴力面，反映出来的是大多数智利人民的看法：内战是最为糟糕的事情。不过，正如二十世纪较早之前的非暴力冲突事件，智利的非暴力运动虽然获得广大支持，左右两派的极端份子却拒绝放弃他们的信念，坚决认为要获得权力就必须除掉对自己造成妨碍的人。一九○五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引发一场功败垂成的叛乱活动；一九二三年间，德国法西斯份子对法国侵略军采取暴力破坏行动，，循此前例，智利的左派激进份子也全力想要证明枪杆子出政权。
皮诺契特于一九八○年强力通过新宪法之后，共产人士也随之组成了「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简称爱国阵线），名字取自十九世纪追求智利独立的一位游击战英雄。另一个名为「革命左派运动组织」（简称革左组织）的流亡成员——其中部分人员分别在尼加拉瓜、古巴、阿尔及利亚，以及东欧等地接受过游击战训练——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纷纷返国。这些左派的强硬份子未能获邀与哈尔帕进行对话，于是另行成立了一个同盟组织：全民民主阵线，其中结合了革左组织中的社会党成员。民主同盟与民主阵线双方的策略代表了反对阵营的基本分歧。阿瑞亚加达写道：民主同盟「把抗议活动视为迫使政府进行协商的社会压力」。民主阵线却视之为全面暴动的跳板。对于内政部长的退让，民主阵线不屑一顾；而革左组织则发动了战争。
八月的一天上午，圣地亚哥市的驻军统领遭到一辆驶经他身边的卡车上的枪手开枪射击，造成他和两名助理死亡。指使这起暗杀事件的革左组织虽曾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一名看守一九七三年政变纪念碑的守卫于一九八○年遭到射杀--暗杀对象却不曾是如此接近权力核心的人物。政府竭力自制而没有发布戒严令。不过，一个星期之后，中央情资局人员以机关枪扫射革左组织的两处据点，造成五人死亡。
暴力循环展开之后，左派游击战人士与政府部队均乐于以武力对抗取代协商，作为预示智利国内情势变化的方式。许多年纪较轻的异议人士都逐渐倾向于爱国阵线和革左组织，而与他们眼中民主同盟的温和成熟路线渐行渐远。阿瑞亚加达回忆道：「在共产党人眼中，没有不可接受的行为，不论是破坏劫掠还是手无寸铁之人对保安部队丢掷石块......共产党和左派极端份子不愿意明了的，就是暴力行为不但在对抗政府上毫无作用，更是拖垮抗议运动最有效的方式。」眼见暴力行径逐渐成为每月抗议活动中的新特色，中产阶级及上层社会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度也就随之衰减。一度能够吸引智利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议活动，现在却仅仅成为穷人发泄不满的管道。
第五次的抗议日订于九月八日星期四举行，只比政变十周年纪念日早了三天。朝野双方都同意这场示威活动应和平进行；毕竟，民主同盟与哈尔帕之间的对话仍在进展中。政府不会在街上派驻军队，只会有国家警察维持秩序。不过，抗议活动展开之后，警方随即以水柱及催泪弹攻击群众。阿瑞亚加达也在人群之中遭警方以棍棒殴打。十月十一日举行的第六次抗议日不再由民主同盟所策画，而由全民民主阵线接手。中产阶级没有参与这次活动。活动结果有六人丧生，全都来自于贫民区。
等到民主同盟于十一月再次策画抗议日活动之时，智利人民必定觉得五月十一日的首次抗议日已然极为久远，渐进改革的代价极度高昂，而实现民主的机会也渺茫已极。法尔德斯「深深惧怕我们原本意图带动政治人物、专业人士、教师、社会领袖、工会领袖、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等各方人士而达成社会动员目的的策略，会遭到共产党内极端份子的把持」。他不惜代价避免发动游击战。「我深知我们不能走上这条路，因为其中的暴力程度太高了。」不过，民主同盟刻意降低公开抗议之重要性的作法，却等于把掌控权拱手让给了一心遂行流血叛乱的人士。
一九八四年三月重新展开的抗议活动都伴随着各种相应的暴力行为，包括谋炸地铁、攻击国家警察、炸毁电缆塔。爱国阵线的一份声明宣称必须成立人民的武装部队「以备发动攻击，俾能摧毁独裁政权的军队」。共党人士打算发动一场瘫痪智利的全国罢工，接着掀起全民叛乱行动，其中包括军队的参与（由此再度可见左派革命人士紧抱不放的妄想，总是认为士兵会在遭到人民开枪攻击时倒戈相助）。革左组织的好战份子连同其它民兵团体展开恐怖运动，于一九八四年间在全国各地造成七百多起的爆炸案件。皮诺契特于十一月发布戒严令以为因应，并且逮捕了数以千计的贫民，一如政变初期的情景。数百人被放逐内地，另有八千多人遭到拘禁。
左派暴力人士与冷酷无情的政府如此相互交锋，却也达成了一种平衡对称：一方的行动总是反映在另一方的响应之中。犹如据传一名外交官曾经说过的：「这个政府与游击份子之间有种良好的共生关系。」皮诺契特无限期的总统任期确保了左派极端份子的恐怖活动，而这些暴力行为又给了他巩固权位的借口。
新的驱动力与新的暴力
一九八五年八月，在反对阵营首次高峰会之后两年，关键领导人物又再次举行聚会，地点在圣地亚哥市豪华的西班牙社群俱乐部。弗列斯诺主教与曾在皮诺契特掌权前担任政府官员的莫里纳花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小心翼翼地召集了各个理念相异的反对人士。出席这场聚会的有十一个政党的代表，从死硬派的阿叶德时代社会党人到右翼的新兴政党——诸如由一群年轻资本家组成的民主独立联盟，以及辞去内政部长职位的哈尔帕所新近成立的温和派政党「国家联盟」。除了共产党以及政府之外，各方团体的代表都到齐了。与会成员虽然纷杂，却在一项策略上获致共识，并具体呈现在他们所谓的「全面民主转型全国同意书」里。
对于据传皮诺契特正在推动的逐步——或可说迟缓——回归民主政策，全国同意书提出了一项大胆却又合理的挑战。同意书并未要求皮诺契特下台，而采取了一记精心设计的险着，亦即同意接受一九八○年的宪法——也就是保障皮诺契特终身在位的法律机制。全国同意书要求的回报，则是把预定于一九八八年举行的公民投票改为自由竞选的选举，加上取消戒严、改革选举制度、恢复公民自由，以及不得再流放人民。
全国同意书提出之时，改革运动的前景已然改善，主要原因是公开示威活动的复兴；抗议经验丰富的智利人民为了上街头表达不满，似乎不惜再度面对国家警察与军队的攻击。就连美国华府的态度也有所改变。阿瑞亚加达说道：「里根政府就任初期对智利展现的同情逐渐转为不满。」这些内部与外部的不满情绪，多为智利政府本身所引起，其中也有几起受到详尽报导的暴行。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政府安全人员在圣地亚哥市的天主教人权办事处里带走了两个人：教师工会领袖以及一名与教会团体合作的社会学家。另一名教师因试图干预而腹部挨了两枪。第二天，便衣干员又带走了一人；被抓的三人全是共党活动人士。当周周末，他们几乎被砍断颈项的尸体被人发现倒卧在水沟里，地点正在希门内兹三年前遭弃尸的同一条路上。
当年希门内兹被杀事件所带来的主要是绝望之情，但现在人民既已逐渐摆脱恐惧，这三名「遭割喉之人」的命运便造成了立即反应。一万五千名哀悼人士不顾已经发布了五个月的戒严令，随着送葬队伍从教堂走到墓园。司法系统也不惧淫威，在经过四个月的调查之后，起诉十四名国家警察官员，造成国家警察首长因此辞职。继任的史坦哲将军不再完全受皮诺契特摆布，减弱了他对执政团的掌控。
华府对拉丁美洲各国独裁者显已渐失耐性。五月间，对皮诺契特政权经常出言支持的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麻特利（LanghorneMotley）遭到撒换，由前人权暨人道事务国务卿亚柏朗斯（ElliottAbrams）接任。随后，另一名为皮诺契特辩护的官员，自一九八二年起即驻任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也由专业外交官小柏恩斯（HarryG。Barnes,Jr。）取而代之。据传小柏恩斯向皮诺契特递交国书之时曾告诉他说：「要矫正民主的流弊，最好的方式就是实施更多民主。」
温暖的春天看似即将到来。戒严令已于六月取消，而九月四日的一场抗议活动，范围虽北及亚力加，南及阿雷纳斯，却未如先前那般引来大批军警。有些人认为政府如此自制，可能代表皮诺契特的执政团党羽已感不耐，即将撒换他，或者也可能是他对未来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之后，即将扬弃公投之念而改为实施全面自由选举。不过，对皮诺契特而言，这类想法只是政客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他宣称道。。[有些政客热切追求空洞的实质民主，我们若对其有所退让，就是背叛了智利人民。」
智利人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团结教区牧师会的活动以及弗列斯诺主教的持续协助下，天主教会原本就极为活跃，现在又为反对阵营展开了另一次攻击——一群牧师与修女在已知的官方刑求场所发起静坐运动。在此同时，塞格尔及其同志却从通俗文化中获得了启发。他回忆道：「我想是由于『甘地』这部片子。一九八三年，我们刚开始进行反对运动之时，这部片子也正好在戏院上映。我们大家都看了至少两次。为了能够真正心领神会，我们不能不看。」塞格尔在甘地与波兰的华勒沙两人身上看出了雷同之处。「两个人都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达成的结果却远比武装冲突的结果要好。」
抗议人士也想出了一句新口号：「我们双手清白!」在智利各个城市的街头上，都有学生高举双手，手掌外张。演员谢幕时均对观众张开手掌，观众也默契十足地张手响应。这项举动不只代表反对阵营未曾诉诸暴力，也代表援用政府的策略并不能够恢复民主：人民的抵制行动必须与他们的目标保持一致。如此一来，反对阵营不但得与政府保持距离，也和左派的暴力叛乱份子有所区隔。
不过，乡间的游击份子对这类细微思辨却置若罔闻，而持续仿照政府的凶残手段而行，也因此使政府得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三名遭割喉人士的丧礼结束之后，智利主要的发电厂随即发生爆炸，造成全国四分之三以上地区无电可用。每当有迹象显示变革即将到来，同时也会有证据显示敌对双方仍未退出场外。这敌对双方一旦展开冲突，智利必然会陷入大规模的内战当中。追求民主的反对阵营于是再度发现自己夹在两股残暴嗜血的势力之间。到了年底，弗列斯诺主教心中盼望圣诞节气氛也许会软化皮诺契特的态度，因而亲自请求皮诺契特与全国同意书签署人士进行协商。皮诺契特回答道：「我们若直接拋弃前嫌，开创新页，想必会更好。」不过，这新的一页却充满了烈火、鲜血，以及政治上的绝望。
美国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于一九八六年一月访问智利。虽有官方赞助的鸡蛋丢掷行为以及人身诽谤，他依然及时提振了反对阵营的士气。二月出现了许多不祥的征兆（对皮诺契特这种极端迷信之人而言）：海地的杜瓦利埃（JeanClaudeduvalier)与菲律宾的马可仕这两位暴君相继被迫流亡海外。马可仕被驱逐下台的事件甚至还产生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力量。这个名词显然也适于描述智利的景况。不久之后，美国总统的参谋长唐诺·里根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掏空皮氏政权的根基之时，他正色答道：「没有，目前没有。」他的答话无意间让人觉得美国以后可能会这么做。联合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再度谴责智利侵害人权的行为。
不过，反对阵营虽有世界舆论支持，行动却没有太多进展。在皮诺契特拒绝协商，而左派极端份子的恐怖行动又逐渐加温之下，全国同意书运动人士感觉自己已不再受到重视。接着，他们对往后示威策略的意见又出现分歧：社会党人与部分基民党人鼓吹长期抗争，保守人士则因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倡议走温和路线。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组织，名为公民议会，由卡车司机、零售商、专业人士，以及其它各方人士所组成。在阿叶德时期，同样性质的联合组织曾经造成严重后果；智利人民知道卡车司机罢工会造成商业停滞，零售商能够冻结经济活动，专业人士则可造成医院、大学、法庭等机构停止运作。公民议会策画了一系列的全国抗议日，始于七月二日。反对阵营里的部分人士畏缩不前，因为他们知道中产阶级必定会留在家里，而左派激进份子必然会出来作乱。结果，小有成果的罢工活动便在新出现的可怕暴行之下黯然失色。
七月二日，十九岁的罗哈斯在诺加里斯贫民区为一份杂志从事摄影工作，但他并没有记者身分。罗哈斯出生于美国，他的智利母亲在政变之后先后遭到刑求与流放。他在前往一处路障预定设置地点的途中遇到两名年轻人，两人身上携带了废弃轮胎、一罐汽油（也可能是煤油），以及一些准备用于制造汽油弹的瓶子。罗哈斯向他们拿了几个瓶子。不久之后，四名准备参加抗议行动的智利青年以及琴塔娜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琴塔娜是位十八岁的女学生，因冀盼摆脱贫穷而一心上进。她几天前在她担任义工的施粥处曾与罗哈斯有过一面之缘。
突然间，一辆军车开进街道，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脸涂夜间迷彩的士兵。这群士兵涌下车来，罗哈斯一伙人随即四散奔逃，结果两人被抓。巡逻部队把所擒二人——就是罗哈斯与琴塔娜——带到一条老旧的小巷里展开讯问，间以枪托殴打他们。问完之后，士兵在两人身上浇洒汽油然后放火点燃。桑胡札当时躲在电线杆后，目睹事件整个经过，心中惊怖万分，却也无能为力。他说道：「那两名青年想扑灭身上的火，但那名女孩嘴上遭到一名士兵用枪枝击打，男孩也被士兵用枪打得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那些士兵用棉被裹住两名青年，把他们像包裹一样丢在卡车后面。」
这辆军车转往机场的方向开去，最后在那条见证多起血案的静僻道路上停了下来——就是希门内兹以及三名割喉死者遭弃尸之地——而把车上那两个骇人的包裹丢在路旁。琴塔娜与罗哈斯都还没死，但头脸及全身都受到三级烧伤。他们爬出路边的水沟，沿着道路蹒跚而行，直到有一个人停车下来搭救他们。四天后，罗哈斯在一个缺乏烧伤治疗设备的医院里伤重而死。五千名哀悼群众跟着他的灵柩前往墓园，其中包括美国大使伯恩斯。戒备森严的警方虽然偶尔发射催泪弹，送葬群众却毫不理睬。琴塔娜被转送到设备较完善的劳工医院，几个月后又转到蒙特利的「上帝医院」。
就在琴塔娜奋力求生之际，智利政府却开始着手扭曲事实经过。当局声称罗哈斯与琴塔娜是在调制硫酸汽油弹时意外烧伤自己的。美国参议员赫姆斯在一次非正式过境智利之时，指称罗、琴两人为「共产主义恐怖份子」，并且批评美国媒体对皮诺契特的政权怀有偏见。唯一的目击者桑胡札则遭到绑架，对方以死要胁他更改证言内容；他和家人先到教堂避难，后来在澳洲取得政治庇护。虽然如此，政府仍然无法抹除该起暴行的事实，一如当时那两名青年男女无法拨熄身上的火焰；调查过程中有三名军官、五名士官，以及十七名征召士兵遭到拘留。政府呈现出来的面貌也再次改变了--但这次不是皮诺契特的脸，而是琴塔娜伤痕累累的面容。
这起事件原本应足以激怒全国人民。但人民若是各自为政，或者心中另有所系，愤怒之情就不会自然产生。就在政府仁慈的假面具相继破裂之际，智利的经济情势也正在好转。其国内生产毛额已大致恢复水准，失业及通货膨胀率也获得控制。此外，智利不但全年贸易出超逼近十亿美元大关，而且尽管拉丁美洲其它国家都打算拖欠债务以减轻财政压力，智利的财政状况却颇为稳健。政府当局虽然犯了一记失误，大多数智利人民以及大多数国外贸易伙伴却都不希望经济泡沫因此破灭；毕竟，该起虐杀事件虽然悲惨，到底不是世界末日。
烧杀事件之后不到半年，在那个时代里阴魂不散的冷战便又再次插手干预。美国中情局从间谋卫星对智利拍摄的照片上辨识出疑似一批批隐匿的武器，而把这项情报传递给智利的情报单位。搜查结果对反共人士犹如美梦成真。智利政府在十个藏匿地点——三处在圣地亚哥市附近，七处在北方沙漠里——起出三千多把M——十六步枪、数百支火箭筒、上千公斤的炸药、手榴弹及弹药。政府诉诸智利人民对共党暴乱的潜在恐惧，反对阵营也为此战栗不已；左派激进份子再度延长了皮诺契特的政治生命。
九月四日星期四，全民民主阵线发起了另一次全国罢工运动。然而，除了常见的水柱和催泪弹、几起纵火事件、抢劫事件，还有两人丧生之外，却几乎完全没有其它成果。民主阵线领导人坦承道：「皮诺契特能够稳坐其位，与其说是因为他势力庞大，不如说是因为反对阵营软弱无力。」再过不久，皮诺契特的历久不衰更如有神助。一个星期日傍晚，智利总统的车队在安地斯山的夕照下蜿蜓行进于山道之上，两部警用机车在前开道，后方跟着五部轿车。这列车队刚离开桃树庄园，正在开往圣地亚哥市的途中。车队行至科罗拉多河上的一座桥梁附近，两面均是高耸的悬崖峭壁，却见一辆拉着拖车的旅行车打横停在路上，犹如在回转中途暂时停歇下来，车队于是不得不减缓速度。突然间，道路两旁枪声大作，车队最前方的欧宝轿车遭到火箭弹击中而化成一团火球，接着第二部淡棕色福特轿车也被火箭弹击毁。第三部防弹奔驰轿车在枪弹与火箭弹的扫射之下终告不保；炮火随后又转而攻击第四与第五部车，这时车队后方早已有另一辆旅行车挡住退路。
就在路旁枪炮不断扫射这列被困的车队之际，第五部车的司机突然把他的防弹轿车倒退冲出，然后掉头开往十英里外的桃树庄园避难。这辆车的车身弹痕累累，车窗碎裂，防漏气的米其林轮胎也被打得几乎脱落了下来。攻击者四散进入乡间；有些报导指称他们乔装为中央情资局干员，才能够通过实时设立的路障。至于那部逃脱车辆上的乘客命运如何，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司机以外，那部车上还有一名助理、一位名叫罗德里哥的十岁男孩，以及这名男孩的祖父皮诺契特。
那天晚上，皮诺契特现身于电视上，向人民出示他经过包扎的左臂，以及他满布弹痕的奔驰轿车。这位独裁者说道，他第一个反应是跳车，但想到他的孙儿稚弱无助，当即在车内金属碎片与玻璃碎片齐飞之时以自己的身体护住孙儿。不论别人对这位七十岁的祖父有何看法，至少没有人可以说他胆小懦弱。
智利于是再度实施了戒严与宵禁，而政府的爪牙也在夜里进入了圣地亚哥市。九月八日清晨，一群身穿便服的干员闯入民宅，抓走了一名共产党员以及两名与革左组织有所联系的人士。第二天晚上又有另外一人被抓。不久之后，他们弹痕累累的尸体分别在市内不同地区被人发现。包括拉格斯在内的八名反对领袖遭到拘留，数名外国牧师被驱逐出境，异议报刊也遭到关闭。在皮诺契特令人匪夷所思的死里逃生事件之后，一场原本订于九月九日举行的校阅活动更是喜气洋洋，皮诺契特对着踢正步行进的受阅部队欣然挥手。
伏击事件既是共党游击份子所为——爱国阵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场记者会中讲述这起二十五人的伏击事件，并誓言往后仍将策画这类行动——便等于是证实了皮诺契特的冷战论调。更糟的是，这起事件给了他一种打不倒的形象，而且反对阵营俱可看到透过协商重返民主的机会在炮火声中灰飞烟灭。突然之间，他们似乎面临了两难的局面：他们的民主之梦要不就粉碎在旺盛的军事统治下，要不就在重现阿叶德时代的动乱当中付之一炬。
不过，伏击事件对各方都造成了幻觉。皮诺契特死里逃生之后，对命运之说更加深信不疑，并且因此确信自己在宪法授权的一九八九年公投中必然稳赢不输。非暴力反对人士对这场公投虽然深觉反感，并且认为己方必将落败，但伏击事件却迫使他们除了参与公投之外别无选择。而左派游击份子既然只差一点就暗杀得手，自然认为肃清叛党的内战即将展开。这些都只是幻象。所有人都料错了。
遵照游戏规则
从功败垂成的暗杀事件之后，以致预定于一九八九年举行的公投（后来改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举行）之前，智利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这场即将来临的公投，同时对于投票结果也志在必得。由于人民只能对执政团推出的执政人选表达支持与否，皮诺契特因而胜算极大。而即使他出乎意外地输去这场公投，仍可继续在位十七个月，直到举行全面改选为止。如果他又落选，他在接下来的八年之内仍可担任陆军总司令，任满之后又可转任终身参议员。
皮诺契特新生的自信以令人惊异的形式展现了出来。八月发布的戒严令与宵禁在元旦结束，遭流放的政治犯也获准返国。保守党人在造币所接受宴请而与政府把酒释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四月来访更是大好的宣传机会，尽管他对当时已返回智利的琴塔娜深表关怀也无妨。政府不但以大笔经费捐注贫民窟——南非政府也约莫于同时间采用这项政策削弱反对阵营的声势——而且上自最高层，下至乡镇地区首长及驻军指挥官的全体政府官员，无不全力鼓吹人民在公投中投下赞成票。
向来以严厉著称的皮诺契特似乎也变得较为和蔼；那个容貌严肃、身着全套军装的熟悉身影，已转为一个身穿套装的和善老者。选民看到他头戴矿工的安全帽、怀抱婴孩，甚至面露微笑。主要仍为政府掌控的电视台则向观众大力播送繁荣稳定的影像。在皮诺契特以自己可能成为执政团推举的人选试探政治人物意向的同时，投赞成票的宣传活动也就毫不间断地展开了。
面对政府的庞大势力，反对阵营简直手忙脚乱。随着保守派人士改变立场，而反对党人又被迫承认抗议活动永远不可能打倒政府，由全国同意书所形成的阵线也就产生了裂痕。除此之外，左派激进份子又一再断断续续地在圣地亚哥市以及乡间从事恐怖活动，以致强化了一般人认为除了接受军事统治之外，就必须面对杀戮与共产统治的印象。反对领袖虽然深深觉得一九八九年的公投应该改为选举，却对透过协商所能获致的成果大表质疑。
虽然举行全面选举之前必须先修改一九八○年的宪法，但把公投改为选举之议原本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行。甚至执政团里的空军与海军代表也表示愿意接受这项改变。为了达成目的，莫里纳于一九八六年底发起「自由公平选举催生活动」，并敦请参与「天主教和平委员会」长达十年之久的希门内兹担任领导人。不久之后，希门内兹即在美国国务院赞助下获邀访问美国。美国人不但建议他们策画运动，同时也让她观摩依赖民众参与的运动范例，诸如女性选民联盟以及劳工工会。
由此应运而起的运动称为「公民参与运动」——后来简称为「参运」——并且立即吸引了七千名志工到处去登记选民。智利有一千两百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强居住于都市里。八百万人符合投票资格，但办理登记的选民只有三百万人。希门内兹说明道：「我们以一场完全公开的活动作为开端，所有人都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再把心力集中在最棘手的族群身上。我们赞助摇滚音乐会，让乐团在其中演出被禁的音乐。入场不需要门票，但必须出示选民登记证。这个方法让年轻人纷纷办理了选民登记。」
结果，贫民窟的民众最难动员。希门内兹回忆道：「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对共产党与社会党的认同特别强烈，而且所受到的压迫也严重得多......当时谣言纷飞，说每个人投的票都会被隐藏的机器记录下来，所以叫人别去投票。」贫民之所以不热中登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登记为选民必须先取得身分证，而贫民大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去办理身分证。「因此我们便协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在期限到达之前——选民登记作业在公投两个月前截止——参运人士的努力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四百万人。
不过，登记选民数虽然大增，举行公开投票的机会却渐趋渺茫，到了年中更是彻底消失。修改一九八○年宪法的目的毕竟无法达成，因此公投也就无可避免。精心策画的参运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现在要赢得公投却面临了极大的阻碍。反对阵营必须让人民相信他们能够循着皮诺契特的游戏规则而获胜，也必须让人民相信选举能够公正公平地进行。此外，他们也必须获得上电视宣传的机会。
反对阵营私底下探知了人民对政府的真正感受，这是他们先前未能达到的成果。反对领袖之一的阿瑞亚加达说道：「我们举行了许多次民意调查。认为皮诺契特政权表现很好的人......只占了总人口的二到三成。认为皮氏政权表现不佳的则有七到八成。不过......民调结果也显示有八成的人民认为皮诺契特是无法打倒的。]反对阵营已经取得民心，但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打败政府。
为了集中目标，反对阵营于是成立了「否决委员会」，成员涵盖十六个政党，由阿瑞亚加达担任领导人。否决委员会虽然经费来源有限，却有一群经验老到的政治活动份子。他们螫伏了十五年，现在又重新让荒废多年的联系网络恢复运作——这套网络等于是智利人民力量的循环系统。不久之后，他们的会歌——「智利，幸福即将来临」——即四处可闻，而他们的标志正是一道彩虹上面写着一个「No」字，也逐渐深入民众心中。同时间，如社会党领袖拉格斯这般的显赫人物也开始走入选民之中。他们所传达的讯息是：只要人民愿意投下手中的一票，否决派就能够获胜；把智利导回民主之路的力量，就握在人民手中。接替法尔德斯出任基民党主席的艾尔雯则成为代表选票上「反对」一栏的虚拟候选人。由于各反对党都明白一旦赞成票数过半便是全盘皆输，因此终于止息了相互之间的争执。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成果。即使是激进的社会党人也舍弃暴力，全心支持否决运动。最后甚至连共产党人也加入了否决派的行列。
电视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六月的一场谈话节目里，拉格斯两眼直视摄影机，手指指着前方，以直接对皮诺契特说话的语气说道：「你将为国家再带来八年的刑求、暗杀，以及人权侵害行为。一个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驱使之下肆无忌惮地抓权长达二十五年，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其它来宾试图阻止他说话之后，拉格斯又说道：「你可要原谅我。我这番话已经隐忍了十五年。」这场节目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后来他说他不知道电视有这么大的能耐。透过电视号召民众支持的效果，是甘地作梦也想不到的。
执政团于八月间订定公投日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有些人也勉强相信执政团认同由皮诺契特出任公投赞成票代表的执政人选。在智利人民的记忆当中，这是第一场正反分明的选举：一方是皮诺契特，另一方则是团结一致的反对势力。截至此时，政府媒体言论的语气已和皮诺契特如出一辙，严厉而恐慌，一再以耸动言词警告说若不支持政府就会带来动乱。这种声色俱厉的宣传言词与反对阵营简洁而人性化的讯息恰成强烈对比——反对阵营只是单纯地彰显出不分工商、不论老少皆团结一致的形象。
计票公正性的确保对否决派也是一大助力。一九八八年的公投比诸一九八○年的选举，本质上就较为透明化，因此也较不可能在其中动手脚。此外，监督公投的宪法委员会又出人意料地忠于职守，而在每个投票所都派驻有监察员--投票程序也因此取得公信力。反对阵营并且另设同步计票处，使得防弊措施更加稳当。由于智利的投票所皆设于露天场地，因此反对阵营便能够在总数两万多个投票所当中挑选百分之十派驻监督人员，负责向设置于圣地亚哥市的计算机中心回报消息。然后再以模型推算出与实际结果近似的票数。
皮诺契特仍然自信能够获胜，因此也希望投票结果能够不受质疑。虽然他的手下大可骚扰反对阵营，并在各处设立路障，但他显然无意重蹈马可仕的覆辙。马可仕就是因为选举舞弊而导致被流放海外的命运。不过，即使如此，仍有人认为皮诺契特会操纵选举以确保自己获胜。
为了预防这一着，反对阵营于是向外国势力寻求协助。在公投前一个月，希门内兹伙同一名同志拜会圣地牙哥市的警察首长，以求政府批准一支国际观察团前来观察选举过程。这位警官说，警方已听到谣言指称届时可能发生动乱，因此也准备面对最糟的状况。希门内兹回忆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打算在街头上部署大批人马，随时准备找个借口祭出武力，用作弊的手段赢得选举。」一名政治领袖建议她直接去见美国大使。当时虽已凌晨两点，她却还是照去不误。柏恩斯起床听完希门内兹述说事件经过之后，随即拍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则在第二天早上向智利外交部发送一道讯息。希门内兹转述讯息内容道：如果前述猜测成真，美国将不承认公投结果。
否决过去
星期三早晨，清风吹走了经常笼罩在智利首都上空的淡紫色烟尘，于是南半球春天的曙光如闪电一般乍现于山脉东方，然后穿过温暖清朗的空气，照亮了圣地亚哥市。这天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智利的清算日。
瑟加利斯回忆道：「我出外巡视了－番，发现所有人都排着队，身上穿戴整齐......安静而秩序井然地等待投票。早上大排长龙，到下午就几乎不见人踪了，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公投会突然间被取消或者遭到捣乱破坏。」军车及国家警察的黑色巡逻车遍布市内各地，旁边还跟着身着战斗服的精锐部队。皮诺契特自己让记者知道他手下已有两万五千人部署妥当。传闻说圣地亚哥市内潜伏有头戴滑雪面罩的可疑人员。
随着时问慢慢过去，莫里纳不断把负责传递讯息的学生回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到了当晚九点，计算机推算结果显示，否决票数遥遥领先，但政府却一直声称赞成派可望获胜。马泰将军与海军上将梅里诺这两位执政团成员不断看着计票过程，不久之后便看出否决派几已稳胜无疑。总统府要求国家警察放松管制市中心的集会活动，并伺机制造动乱以便中止公投——国家警察却拒绝从命。阿瑞亚加达不断公布同步计票结果，但效果不大。电视台仍然指称赞成票数高于否决票，然后便转而播放卡通及美国喜剧节目，不再播报公投结果。到了半夜，眼看不再有新的计票结果公布，哈尔帕与艾尔雯这两个死对头即共同现身于天主教大学频道上，宣称否决票数似已取得领先。
不久之后，皮诺契特召集内阁阁员，告知他们说自己已在公投中落败，并要求他们立即提出总辞。惊愕不已的阁员离开之后，皮诺契特又下令召见三名执政团军官，他们于是随即从国防部穿越广场前来总统府。他们走进总统府时，马泰将军特别停步向记者坦承否决派已经获胜。他的谈话传开之后，反对阵营随即明了他们终于克服万难获得了胜利。等着三名军官前来会见的皮诺契特为此盛怒不已，拍桌大骂他们叛徒。
他们开始讨论正事之后，皮诺契特说，他指望自己的同志能够支持他，言下之意就是要他们派出军队实施戒严。不过，这三名身怀傲骨的资深职业军官却都婉拒从命。忿恨之余，皮诺契特说道：「好吧，陆军会独力执行这项任务。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忙。」随后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协议。他们齐声问道：「什么协议？」皮诺契特的助理于是拿来几份文件供三名军官参阅。协议内容指称执政团成员同意把权力转移给皮诺契特。一名将军当场把协议书撕碎丢在地上。现在，连皮诺契特的同志也成了他的敌人，情势自是无可挽回。
「否决委员会」的胜利代表了智利史上最艰苦时期的结束，但不表示全面民主就此展开，而智利与皮诺契特之间纠结痛苦的关系也未就此告终。一年多以后，艾尔雯在近六百万票的总投票数当中获得超过五成五的选票，以几近一倍的票数之差胜过政府推出的候选人而当选总统。但他虽然执掌国家大权，却无法掌控军队。皮诺契特仍然像兀鹰一样盘旋在新政府上空。执政团里其它领袖只要愿意，也可以留任原职到一九九七年为止。
不过，在甫获胜利之余，智利人民对于总算得以告别政治压迫而大肆庆祝，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投票日当晚，圣地亚哥市内的街道上挤满了挥舞着国旗与写有「NO」字布条的民众。国家警察谨守职责地站在一旁，示威民众则大按喇叭，一如五年前五月间的那天夜晚。但他们这次已能够大喊「皮诺契特再见」而毋须担心被捕，因为他们心中明白自己已然获胜。
在公投之后的几年内，以及后续举行的选举活动之中，左右两派都不时发动恐怖行动；而智利在逐渐走出皮诺契特时代累积的怨恨之时，重返民主的路途也并不顺遂。至于皮诺契特本身，他在一九九○年代自军中退役转任参议员。到了二十世纪末，他又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不过却不是他希望的方式。西班牙一名法官以酷刑迫害及种族屠杀的罪名，试图向英国引渡皮诺契特（他因病到英国接受治疗）。此时皮氏在大多数人眼中已不是稳定智利局势的舵手，而是一名年老的逃犯，在执意惩戒人权侵害行为的新兴世界秩序之下苟延残喘。他晚年在法律与恶名交迫之下的命运，虽不像智利人民回归政治自由的路途那般崎岖难行，但他在历史上得不到好评，却早在他未能保有人民认同之时就已种下了远因。
智利人民于一九八三年打破十年来的沉默，同时证明他们能够表达反对意见并且坚持立场之后，人民对皮诺契特的认同便已不再稳固。不过，从抗议行动展开到独裁者下台，多半是段缓慢多艰的过程。此外，智利的反对阵营也未能像萨尔瓦多一九四四年的市民罢工那样发展出一套对抗统治者的统一策略。激进左派在整个一九八0年代中期不曾放弃过武装暴动手段，而这种手段不但毫无成功机会，而且还让皮诺契特善于运用的暴力行为得以加强。
决心恢复旧有力量的劳工、亲友曾遭政府刑求杀害的人士，以及智利政治圈中为数众多的中间派——这三股势力一同拋弃了恐惧，为恢复民主而不遗余力地奋斗。这个发展不足但坚韧有余的反对阵营，一面持续在一定限度之下推动群众抗议活动，一面避免采用足以激化政府压迫的暴力行为，同时又援引外国团体及政府的协助，终于成为推翻独裁者的关键力量。皮诺契特虽然消灭了他崇尚暴力的对手，但对他带头行使的暴力加以拒绝的反对阵营，却导致了他的垮台。
要打倒暴君，有一个非常简单却又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反对皮诺契特的智利人民和阿根廷五月广场上的母亲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拒绝让政府假装自己拥有人民的支持。他们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抵制活动，让国内外人士对政府的掌控能力产生怀疑。而政府的自大一旦让反对阵营抓到足以透过选举获胜的机会，他们便利用独裁者自己订下的游戏规则剥夺他所掌握的权力。如此一来，皮诺契特的政权也随之崩解，致使他和马丁尼兹及马可仕一样陷入遭人唾弃的历史评价。枪炮只给了他点皮肉伤痕，选票却把他给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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