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实力落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依然矢志抗争,必然状似丧失理智。但若检视敌我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则可知荒谬的不是我们抗争的意愿,而是我们所欲抗争的对象会继续存在。他们拥有无数的金钱以及无数的部众。,我们只有一样东西,但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真理。
——托尔斯泰
「无形力量」
一九三六年三月，非裔美籍牧师索曼博士（HowardThurman）前往印度拜访甘地，向他请教有关于非暴力运动的问题，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如何能够透过非暴力运动而改善。美国主要的黑人期刊及报纸对于甘地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期间的反抗运动曾有详尽的报导，而诸如葛维和督柏等黑人在政治与知识界的领袖，也把印度的运动视为非裔美国人的榜样。因此，索曼博士的探访大抵带有朝圣的意味。
索曼问甘地是否认为「非暴力」是「一种直接行动」，甘地以坚决的语气回答道：「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活跃的力量。」他并将其比拟为圣保罗的「爱」的概念——这就是甘地为何能够获得众多美国黑人的景仰，因为他们向来习于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忍受屈辱的力量。黑人记者汉考克于一九三二年在《诺福克期刊暨导览》里写道：「甘地的力量，是对那位出身低贱的拿撒勒人（译注：即耶稣基督）一生事迹与教诲的礼赞。这项教诲就是：专心致志远比权力或蛮力更能克敌制胜。」
不过，有些黑人观察家对于甘地的运动所获致的实际经验也同样印象深刻。在印度一九二一至二二年间的非暴力运动正热烈展开之际，地方报《芝加哥守护者》预见了美国将出现以抵制公共运输工具为手段抗议种族隔离的景况：「我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一天宁可走路而不愿让我们的妻儿遭受侮辱与伤害，南方城市的电车大亨将会为空荡荡的......班车而伤脑筋。」在甘地与索曼会谈经过一年之后，甘地又接见另外两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士，托比亚斯博士与梅斯博士，并告诉他们说，非暴力运动「没有办法空口鼓吹，必须身体力行」——而且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抉择，「可以大规模实行」。
至于抵御暴力手段方面，甘地承认，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都展现了「暴力的立即效果」。不过，他也自信满满地预言道：「他们的暴力会和成吉思汗的杀戮一样短暂。」成吉思汗这位古代的蒙古军头所建立的帝国，早在久远以前就已灰飞烟灭了。甘地确信，非暴力运动虽然只是「无形力量静默而有效的运作」，但终有一天会让「全世界」瞠目结舌而称之为奇迹。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同时，在美国可见的却不是奇迹，而是在往后三十年间依旧公然实施的残酷恶行：亦即彻底甚而残暴地剥夺一整个种族的权利。不过，甘地所说的那股力量将会改变这一切——而且是广泛的改变。
真理之力传到南方：不甘现状的学生
一九五九年秋，一位来自芝加哥南部的非裔美国妇女黛安·奈许抵达田纳西州首府，到黑人为主的费斯克大学注册入学。她上大学是为了要「征服世界」，但她却发现她在纳士维的社会环境里，便有如被隔离在一面隐形墙壁后方。她每次进城，就必须面对白人视她为次等人种的现实。这种情况首次发生在她与人相约共赴田纳西州庆典之时。当时，她发现自己必须使用与白人分开的「有色人种」洗手间——这种情形在美国北方绝不会出现。她每次到市中心购物，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坐下来吃午餐的地方，即使在伍尔沃斯（译注：美国大型零售商场）这样的大型连锁店亦然——「黑鬼不能在店里用餐。」店员如此对她说道。她如果想吃三明治，就必须拿到店门外的路边吃，而她也注意到其它黑人都是这么做。「那种作法对人是极大的羞辱。我因此开始厌恶种族隔离措施。」
奈许向校内其它学生询问是否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或团礼。大家都对她说：「别激动。妳不可能造成任何改变，只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妳何不平日乖乖去上课，周末去参加派对就好了？」后来她总算问到费斯克大学内一位名叫拉普拉德的白人学生。他说他知道有一位牧师在招募学生参加非暴力运动研习班。奈许决定去尝试看看。
研习班于每星期二晚上在卫理公会的一座小教堂内举行·出席学员大多是当地黑人大学的学生，不过也有少数几名白人学生。他们在研习班里学到甘地的事迹及真理之力运动--并且了解到人民反抗压迫而受的痛苦，是一种足以对压迫者的心性思想造成变化的真理。他们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练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工夫，同时也学习如何在遭受攻击时保护自己的身体。虽然外人对这个小团体没有投以太多注意，这群学生却打算对所谓的「吉姆·克罗」——即美国南方的种族阶级制度——发动正面攻击（译注：吉姆·克罗原系一舞台角色的名字。一八二八年，美国演员「爹地」莱斯以「吉姆·克罗」这个刻板黑人形象的角色演出滑稽歌舞剧而大受欢迎，于是「吉姆·克罗」便成为对黑人的歧视性称呼。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末，「吉姆·克罗」已不再用于称呼黑人，而转用于统称压迫黑人的法令与制度）。
他们的指导人是卫理公会牧师暨范德比尔神学院的研究生劳森。这位戴眼镜、心思缜密的非裔美国青年于一九五八年来到纳士维时，虽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对暴力的厌憎以及在种族歧视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尊严，却可回溯到他在俄亥俄州的童年岁月。他的母亲温柔慈祥，父亲却是一位随身带枪的牧师。在他成长的过程里，父母双方的不同性格形塑了他的世界观，其中融合有基督教博爱宽恕的教义以及对种族压迫的激进批判。劳森在黑人报纸上遍读有关甘地的报导，而对甘地在印度的事迹深感着迷，于是更为加强了他初萌发的非暴力激进倾向。
劳森首次认真研读甘地的思想，是在俄亥俄州一所名为鲍华学院的卫理公会学校里就学的时候。和解联谊会（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跨信仰团体）的蒙斯特，在一次校园访问中结识劳森，并且向他介绍了甘地的作品及非暴力运动史，其中包括二战期间丹麦人民抵抗德军的事迹。蒙斯特也引介劳森与其它黑人领袖接触，诸如当时正在实验甘地式反抗方法的鲁斯汀和法玛尔。劳森不但订阅和联会的刊物，也对一九三六年与甘地会面的索曼牧师的事迹有所知悉。
劳森在更早之前即曾试验过他后来教给纳士维学生的直接行动技巧。他在高中的时候，曾和一名朋友到一家规定黑人顾客只能外带的快餐店，向店员要求在店内用餐。他在大学期间前往美国中西部各地参加青年会议之时，也持续以一己之力对抗种族歧视。不过，他最激烈的一次违抗行为所抗议的目标，却是战争而非种族歧视。美军参与韩战期间——劳森认为美军参战是不义之举——他选择直接拒绝与征兵委员会合作，而不愿以神职因素申请缓征，也不肯以宗教理由申请免服兵役。他拒绝合作的结果便是在联邦监狱里待了一年多。
在鲍华学院取得学位之后，劳森随即前往印度，在纳格浦（Nagpur）一所学院里担任传教士。他的工作虽是教导他人，但他到印度的目的却是学习。他在当地花了三年时间深入研究甘地，并会见了这位圣雄的几名弟子——从而相信甘地的教诲与生平皆体现了耶稣基督的精神，这与其它许多对甘地了解有限的非裔美国人所持有的信念相同。从此以后，对劳森而言，甘地信徒与基督徒几可说是同义词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劳森人虽在印度，却在《纳格浦时报》上得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对实施种族隔离措施的市公车发起抵制运动——同时也首次听闻一位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牧师，名叫金恩。劳森远赴印度之前，曾经想过要运用甘地的构想来对抗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现在既然有了蒙市事件，看来一般黑人民众可能已经具备参与这种运动的条件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度一样，在美国南方推动非暴力解放运动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
劳森于一九五六年返回美国，到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希望取得神学博士学位，然后再投身于追求种族平等。不过，金恩一九五七年的欧柏林学院访问之行，却促使劳森改变了他生涯规画的先后次序。金恩当时已是著名的领袖人物，到欧柏林学院除了演讲之外，也誊出时间和教职员生进行一场小型午餐会。劳森到场时发现金恩独自坐着，于是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向金恩述说自己入狱的经验、在印度的时光，以及他与部分曾任金恩策士的活动人士来往的情形——还有他打算在毕业之后南下的计画。金恩敦促他不要再等待：民权运动迫切需要他——其它黑人领袖对非暴力运动所需的要素都不了解。劳森深受金恩的恳求所打动，于是同意搬到南方去。
劳森向来与和联会保持联络，不久之后即听说他们想在南方派驻一名外勤人员。由于这个工作刚好适合他的需求，他便决定以纳士维为驻居地，以便同时在范德比尔神学院念书（当时这所学校才刚开始收黑人研究生）。一九五八年初，他搭乘巴士从家乡俄亥俄州马夕隆出发，从此踏上以非暴力运动进攻美国种族歧视重镇的征途。
「奋力抵抗」
劳森抵达纳士维之时，南方的民权运动可谓百废待举。种族隔离措施以及黑人不得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规定——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即已定型的南方生活型态——虽然受到各方的猛烈抨击，但截至一九五○年代末期为止，南方社会的整体结构仍旧屹立不摇。民权运动人士对于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与习俗的抗争方式也互有不同意见。非暴力反抗在民权运动应扮演何种角色也还并不明确。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数十年来一直是最为杰出的民权组织。该协进会的领导人物为专业人士与知识份子，他们皆把南北战争后通过的第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奉为圭臬。这两条宪法修正案虽然放宽了法律平等保障以及投票权的适用对象，但在南方却一再遭到忽视。协进会试图透过游说以及打官司的手段促使联邦政府落实这些保障——这项策略也获得了若干成果。杜鲁门总统下令军中不得实施种族隔离，协进会里优秀的律师群也在一场最高法院审判中获得胜利（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控告教育局案），判决书指陈公共教育机构里的种族隔离措施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一时之间，协进会打算激起联邦政府各层级对种族隔离现象展开打击的目的，似乎即将达成。
不过，布朗案却造成南方白人的反弹，而引发了「强力抵抗」。捍卫种族隔离措施的人士虽然常托辞保护「州权」免受联邦权限侵害，但他们主要的反击目标却是伸张个人权利的黑人。为了在联邦法院对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提起诉讼，而参与连署诉状的黑人父母，纷纷遭到解雇或人身攻击的恐吓。州政府也订定一连串意在阻扰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措施；阿拉巴马州更于一九五七年强制解散州内的协进会的分会。一九五○年代末期，协进会在南方折损了数百个地方分会，也损失了约五万名会员。
协进会的律师群在法院里力抗「分隔但平等」的教育体制之同时，南方各城市的黑人百姓也以经济手段对公共运输系统的种族隔离措施发动抗争。在种族隔离措施之下，黑人乘客搭乘市公车只能坐在车厢后方的指定座位，这些座位一旦坐满，即使前方的白人座位仍有空位，黑人乘客也不能去坐。这种措施对黑人乘客是一大羞辱，但也不堪一击，原因是黑人乘客的车资占了市公车营运收入的大宗。三个城市的黑人市民群起抵制市公车——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杖市、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市。黑人牧师透过教会传达指示，在群众聚会上鼓舞士气，募集资金，并且协调抗争民众合伙开车上下班，因而成为抗争民众的领袖。这三个城市的抵制运动都在达成协议后才告落幕。
蒙哥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虽非首宗，却最令人振奋。这场抵制运动展开之时，金恩才三十六岁，在蒙哥马利也只居住了两年。抵制运动不是他的主意，也非由他所发动——主要的发起人是萝莎·帕克斯、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蒙市分会秘书、劳工运动策画人E·D·尼克森，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学院教师安，罗宾逊。帕克斯因在公车上坐白人座位被捕之后，尼克森与罗宾逊便着手策画抵制运动，并透过传单及各种管道广为招募人员。不过，他们知道牧师最能够动员黑人民众。由于年岁较大也较有地位的牧师不愿出面，金恩便因能力优秀而出任运动领导人。
这位年轻的牧师不久便展现出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日后也正是由于这些特质而成为民权运动中的显赫人物。金恩果敢过人，即使面临死亡威胁，甚至有人扬言以炸弹攻击他家，他仍然不为所动；他同时也是优秀的组织家及深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在他的号召之下，他的听众全都充满了斗志，争取目标不仅限于公车上的座位，更包括正义的理念。他长相英俊、口齿伶俐、学历良好，而且是基督徒——在那个电视刚刚问世的年代，这些特质使他成为向美国白人传达黑人抗争运动之意义的理想人选。到了一九五六年，眼见这场抵制运动依然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全美与全球各地的记者也纷纷来到蒙哥马利进行采访，并因此使金恩成为知名人物。
金恩另有一名来自格林威治村的中年黑人访客，名叫鲁斯汀，是个放荡不羁、性情开朗的前共产党员，于一九五六年二月来到南方。鲁斯汀活动策画经验丰富，与劳工及民权组织合作多年，也曾遭受殴打以及牢狱之灾——而且还是非暴力运动的忠实信徒。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听闻蒙市的抵制运动之后随即赶到当地，而向金恩及其同志讲述非暴力运动的建构与运作方式。鲁斯汀听说他的激进色彩可能会对抵制运动的声誉带来影响，便随即离开纳士维，但在离开之前也先找来了和联会的斯麦利前来延续他未完成的工作。
金恩和国内其它许多日益偏好采行非暴力手段的人士一样，也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为扬弃暴力找到了有力的宗教依据。不过，他另外也研读神学家尼布尔的作品，书中为非暴力运动的必要性提供了实用而非道德上的论据。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并不认为藉由非暴力运动能够赢得平等——他们如果尝试采行非暴力运动，南方各地的地方当局便可能会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而联邦政府也不太可能出面干预。鲁斯汀与斯麦利除了提供实用的建议以及训练之外，也在冲突以及暴力的替代手段等议题上提供民众更宽阔的思考空间。劳森在鲍华学院就读期间即曾深蒙其益。在鲁、斯二人的努力之下，再加上金恩自己参与抵制运动的经验，金恩于是得以把民权运动的指导原则从原本的排斥暴力转变成为对非暴力行为的明确信守。不久之后，他也取得了民权运动的主导权。
蒙哥马利抵制运动虽然受到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却和红杖市以及塔拉哈西的运动一样，都没有获得明确的胜利。这三个城市的抗争人士原本的目标就不是要终止市公车的种族隔离措施，而只是要加以修改，让黑人乘客在车厢前方有空位的时候不必站立。红杖市的市府官员在抵制运动展开后，即同意实施先到先坐的措施——黑人乘客从后排开始坐起，白人乘客则从前排开始——于是在一个星期内就化解了抗争活动。蒙哥马利市的抵制运动人士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但该市的白人官员却坚不退让，致使抵制运动延续了一年多。这起事件最后由诉讼解决，市公车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所依据的授权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告无效。塔拉哈西的抵制运动迫使市公车暂停营运，最后也是在法院宣判后才告结束。
公车抵制运动虽然证明了非暴力运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却未能在南方掀起大规模的运动。部分南方城市联手整合彼此的公车系统以因应抵制运动及法律诉讼，而在亚特兰大、孟菲斯、纽奥良等保守意识强烈的城市之中，法院要求废止种族隔离措施的命令不但受到小型抗议活动的抗争，也遭到提诉要求撒销。此外，在黑人人口仅居少数且整体购买力不高的地区，或者抗争对象的企业对黑人顾客依赖有限的时候，抵制运动的成效也不大。而由于抵制运动必须有当地人士的全面参与才能产生效果，因此一个地区若是缺乏成员广泛的强大组织，抵制运动就不适用于当地。非暴力运动若要在南方蔚为气候，就必须寻求新的抗争方式。
一九五七年，金恩和其它年轻黑人牧师联手创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以在美国南方发挥汇集地方领袖、统合黑人社群的作用。由于有金恩担任领导人，鲁斯汀这类北方策略家担任顾问，南基会于是宣称将发起一场追求民权的非暴力运动。不过，由于南基会不愿动员群众进行激烈抗争，因而以推动选民登记运动为主，结果也只获得有限的成效。与此同时，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物则持续采行司法诉讼的手段，但南方有许多会员也已对这种菁英式的渐进策略渐感焦躁不耐。
非暴力运动在一九五○年代末期虽然称不上是蓬勃发展，却也绝非停滞不前。南基会的牧师在亚特兰大、伯明翰、纳士维等城市纷纷成立组织；来自北方的活动人士不但协助提供非暴力运动的训练课程，也引进了一种新式的直接行动：在百货公司内实施种族隔离的餐厅静坐。这样的活动在南方边缘地带的十几个城市陆续举行，其中包括迈阿密、堪萨斯市、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以及俄克拉荷马市。在这些地区奔波发动静坐活动的人士中，有一位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牧师劳森。
纳士维静坐活动：美国南方的雅典
劳森在一九五七年决定南下之时，原本有意前往亚特兰大，亦即美国南方成长最快的都会。不过，斯麦利却说服了他转往纳士维。这个位于田纳西州中部的城市虽然比较小，也比较缺乏活力，却有一群思想异常进步的黑人菁英，乐于听取劳森的意见。这群人物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凯利·史密斯，他是位天资聪颖的年轻浸信会牧师，曾参与创立南基会及其地方分会纳士维基督教领导联合会（简称纳基会）。此外，纳士维还有一大群潜在的活动份子，也就是市内四所以黑人为主的大学——声誉卓著的费斯克大学与梅哈利医学院，以及较不知名的田纳西农工学院及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当中的数千名学生。
纳士维的种族歧视状况也比较不像位于南方腹地的乔治亚。阿拉巴马，以及密西西比等州那般严重。纳市的白人居民喜欢以文明前瞻自许，而纳市也自称为美国南方的雅典。这里的黑人没有被排除于政治体系之外：南方地区传统上对黑人投票构成极大障碍的人头税，在纳士维的几次市级选举中曾经被取消，甚至也有黑人选上市议员。市长魏斯特在种族议题上采温和立场，而纳士维大报《纳市田纳西人报》在种族议题上也极开明——该报曾大力推动取消人头税，也常大幅报导民权运动的消息。
不过，在这一切文明表象之下，纳士维的种族隔离程度比起最为保守的南方城市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部分的餐厅都不许黑人在店内用餐。黑人必须走小巷从专属的入口进入电影院，而且还只能坐楼座。黑人不能使用游泳池及高尔夫球场，火车站也设有专属的候车室。银行、百货公司及餐厅的黑人员工，只能担任工友或洗碗工这类不会直接接触到顾客的工作。
一九五七年，联邦法院命令纳士维在学校里实施种族融合之后，市政官员随即想出一套日后其它南方城市纷纷仿效的方法——在遵从法院裁定的范围内从事最小程度的改革。市政府决定每年对一个年级实施种族融合，首先从一年级开始。由于有匿名的恐吓电话（「我们会打死你的小女孩，再把她倒吊起来」），还有丢掷石块、挥舞棍棒的群众，大多数黑人父母都宁可不让儿女参与那第一年的种族融合措施：结果只有十九名黑人一年级生（市内的黑人一年级生总数约一千四百人）进入原为白人学校的小学就读。这般种族融合上的进步，却是大多数南方白人所无法忍受的。
在劳森抵达南方的时候，纳士维原本存有一套实质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对于不同种族居住、用餐、玩耍的地点，所能够担任的工作，以及在街上或商店里相遇时的互动方式都有所规范。不过，城里有些黑人领袖亟欲挑战这套制度，而有些白人领袖对这种规范也不是全心支持。种族歧视制度在纳士维仍然根深柢固，但劳森已准备要将其连根拔除。
非暴力学院
劳森搬到田纳西州之后，即为和联会走访南方各城市，针对以非暴力手段对抗种族隔离提供训练以及相关意见，同时也在纳士维举办非暴力运动研习班。一九五九年，劳森认为在纳士维发动民权运动的时刻已经成熟，于是请求凯利·史密斯以及其它黑人牧师透过教会放出消息，让当地民众知道他需要学生参与。
他所得到的响应并不热烈。当地的黑人大学对民权抗争没有展现出太大的热情；学生皆有必须遵循规范的压力，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工作机会是上一代的黑人所难以想象的。家里愈穷的学生受到的压力恐怕也愈大。反抗种族隔离的结果可能会把父母为送他们上大学而做的牺牲彻底虚掷掉。
一九五九年秋天，前往克拉克纪念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参加劳森的研习班的学生，都是无法调适现状的人。其中有些是对南方制度的堕落深感厌恶的南方人，奈许即是其中之一。其它学生则是年轻的南方人，由于种种因素决定不再像自己的父执辈那样保持沉默。巴端是费斯克大学研究生，他先前就读于孟菲斯市的列莫因学院之时，曾对一名学院董事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发言感到不满而加以谴责，结果差点遭到退学。研习班里最投入的两名学生来自于美国浸信会神学院，亦即纳市最穷也最没有名声的学校。拉法叶生于南方，在来到纳士维之前曾随家人迁居北方。他会参加研习班、是受到他在浸信会神学院的同学路易斯大力劝说的结果。路易斯是个腼腆的年轻人，出身于阿拉巴马州棉花产地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在一年前即已开始参加研习班的课程。研习班里也有少数几名怀有理想的白人学生，例如拉普拉德。
劳森对这些学生讲授非暴力运动的历史及哲学基础——诸如黑奴废止运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于一九四○年代在芝加哥策画的静坐活动、蒙哥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以及甘地在南非与印度所领导的抗争运动。他授课内容里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甘地和耶稣基督。劳森希望学生了解「真理之力」——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对抗不公的方式：遭受欺压的民众没有打败压迫者，而是藉由让压迫者看到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难，而唤醒其心中的人性。对劳森而言，非暴力运动不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技巧，而且是发掘权力根源的手段。
他年轻的追随者对他冷静理智的态度颇感意外——他以老师而非领导者自居。路易斯与奈许等少数几名学生很快就被他说服，其它人则对劳森的说法难以接受。他们总是说：「你必须要能够站起来承受打击，然后反击回去．」劳森向他们说明他的方式其实与他们从小到大所信仰的教义相符，才稍微消减了他们的疑虑。另外有些人之所以继续留下来，则是因为劳森有采取行动的计画。奈许回忆道：「我当时认为非暴力运动不会有用，但有一个原因让我继续留在研习班里......因为那是唯一有搞头的地方。」
劳森从一开始就打算发起一场运动以终结纳士维市中心购物区的种族隔离措施。由于大多数学生都和劳森一样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挑选的目标必须要足以引起当地黑人市民对运动的支持。否则种族隔离主义人士就能够轻易地孤立他们，并把他们贴上外来捣乱份子的卷标。史密斯牧师的教会里有几位妇女出席了一场研习班课程，而向其它学生说明她们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市中心商场内白人专用的用餐吧。在一九七○年代大型百货公司转往郊区发展以及快餐店兴起之前，这种市中心的大型百货商场以及里面的用餐吧是大多数城市的标准特色。在南方，黑人女教徒虽然可以在这些商场内逛上好几个小时，却不能在里面的用餐吧坐下来歇歇脚，也不能使用商场里的洗手间。她们身边如果带着活蹦乱跳、饥肠辘辘的小孩，情况自然更加糟糕。研习班的学生如果决定对这些用餐吧发动抗争，他们大可确定这些妇女会加以支持。
时序从秋天进入冬天之后，劳森也开始把课程重点从理论转往训练学生为即将面临的实际状况做准备。路易斯说道，他们会「排演小小的社会剧，所有人轮流扮演示威人士及反示威人士。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先坐在一排折叠椅上，扮演静坐人士；其它人则扮演服务生或者愤怒的旁观者，叫我们黑鬼，当面辱骂我们，并且把我们推倒在地上。劳森总是在场监看，对我们又是催促，又是激励，又是教导，又是劝诱。」他们学会如何在遭受攻击时自我保护：如何蜷曲身体保护重要器官，以及如何在其它抗议人士遭到殴打时伸出援手，让殴打的对象扩及数人，而不要只集中在一人身上。劳森教他们随时都要与攻击者保持目光相接——根据过去的经验显示，这么做能够降低攻击者的怒意。此外，他们也学会如何忍辱负重，以免一气之下展开反击。
劳森的研习班里的学生所接受的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训练，这在当时还不是民权运动中的主流。静坐活动比公车抵制运动更具争议性：一群黑人在白人专用的用餐吧坐下来要求用餐，等于是直接侵犯了美国南方的法律与社会秩序；他们必须冒被打及被关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劳森一再强调「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与训练、缜密的策略与规画，还要广泛召集人马，并且做好一切举行运动所需的准备。这一切要素不会自动形成，而必须按部就班地去做。」准备稍有不足，整个运动就可能会在敌对势力的压迫下瓦解。
为了熟悉抗争目标的用餐吧以及商场职员，他们于是连续两个星期六前往现场探查。他们每次皆由一群打扮整齐、仅着黑白两色服装的研习班学生走进商场里，买点东西之后，便在用餐吧坐下来等待服务生前来点餐。他们一如预期地遭到服务生拒绝服务之后，便客气地求见商场经理，然后听他说明店内的营业政策。听完之后他们就离开，回到教堂去和劳森讨论整个经过。
他们在回家过圣诞节之前，即已决定于一九六○年二月展开静坐活动。等到他们在一月回到纳士维之后，便发现他们的计画早已传遍了当地的黑人大学，而出席研习班的人数也大为增加。他们于是改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同时也在此时给自己取了「纳士维学生运动」的名称。投入最深的学生组成了中央委员会，会中采取共识决定，主席职位也由各人轮流担任，以免过于依赖某一个人。在研习班的密集训练下，再加上劳森让他们相信自己即将创造历史，他们于是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学生拉法叶日后称此研习班为「一所非暴力学院，与西点军校相当」。而这群学生即将从这个学院毕业了。
二月三日，路易斯在宿舍里读到一份《纳市田纳西人报》，得知北卡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有四名新生于两天前在格林斯波罗一家「伍尔沃斯」的用餐吧坐了下来，而且在店家拒绝让他们用餐之后仍不肯起身离开。劳森一位北卡罗莱纳州的牧师朋友穆尔当天打电话告诉他说，当地的静坐活动逐渐增加。穆尔正打算在自己的州里策画类似的抗议活动，因此也请求劳森向南方各地的牧师当中的活动份子散播消息——并且在纳士维加紧行动以维持运动的气势于不坠。
当天晚上，数百名学生涌入费斯克大学的礼堂，劳森当场宣布静坐活动将于二月十三日在纳士维的百货公司展开，有意参加者应主动报名。一个星期后，随着静坐活动在北卡以及邻近各州蔓延开来，劳森与研习班的资深学生也开始每日开课教导新进学员该做些什么。路易斯日后回忆道：「没错，我们的确加快了进度，但我们仍然决意要按部就班地来。在这数百名冲动热心的大学生熟悉忍耐之道以前，我们不会让他们上场抗争。」他们一再向新进学员强调，无论如何绝对不得有报复行为。他们必须打扮整齐，谈吐温和，在用餐吧耐心等待个把小时，并且甘心坐牢。
自前一年秋天就开始按时参加研习班的学生，现在已成为大团礼中的核心人物。拟订最后的计画之后，他们还必须为有人可能会违反非暴力原则而做因应准备。有些人对于可能付出的代价过大而踌躇不前：有些体育系学生不愿损失奖学金，有些医学生知道前科记录会毁掉自己未来的事业，有些人则只是纯粹害怕遭到殴打或是被关进牢里。只有清楚知道自己能够控制反击冲动、并且已经准备好为理念牺牲的人，才能够参与用餐吧的静坐活动。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工作需要其它人来做。实际参与静坐的学生必须有后勤系统的支持。司机要把静坐人员从校园接到第一浸信会教堂这个策画区暨控制中心。教堂里必须有人随时掌握每个人的行踪及市中心的活动进展情形，市中心的街头上也必须有监控人员和传讯人员，负责把信息带回教堂，并把指令传给商场里的抗争人员。除此之外，还要有人负责应付媒体。
纳士维的学生打算公开要求让黑人获得平等待遇——一如圣彼得堡工人在五十五年前的冬宫游行中采取的作为。纳市学生和圣彼得堡工人都一样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动力，也一样由一名不寻常的牧师带领。而且都扬弃以暴力赢取社会正义的手段。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俄国工人在准备的时候充满狂热，一心相信沙皇会听取他们的请求而做出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对自己即将面临的状况一无所知。纳士维的学生虽然也一定深感兴奋，但他们对自己的情绪善加节制，以冷静而且有条不紊的态度各司其职。他们的课程对非暴力运动已有详尽的讲解，而他们对可能面临的状况也了然于胸。就某个程度上而言，这项对比也反映出了加彭与劳森两人的不同。加彭生性冲动，领导方式也是煽动性的。劳森则冷静而理智，并且避免刺激学生的情绪。他要他们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评估自己面临的风险。此外，劳森还有一项加彭无法具备的条件：他知道过去数十年来非暴力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运作及发展过程——并且把他所知的一切彻底运用在实务上。他虽然和加彭一样是虔诚的教徒，却以纯粹理性的态度进行非暴力运动。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在静坐预定日期的三天前，史密斯牧师的第一浸信会教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会议。史密斯和纳基会其他成员要求静坐活动延期，以便募集更多基金，俾于学生被捕之后予以保释之用（当时已募得的金额还不到美金一百元）。不过，劳森的学员不愿再等，尤其是格林斯波罗等其它城市的学生都早已展开了行动。关键的时刻已然到来，不论风险多大都一样。
二月十三日星期六，学生早晨醒来发现街道上已堆积了半呎深的新雪。他们纷纷出门等待接送车辆，然后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下车。男学生身着大衣、领带，女学生足蹬高跟鞋。总数一百多人集合完毕之后，便各自分为二十五人上下的小组，每组至少有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随即两人并肩列队，在路人不解的瞪视下迈步走向纳士维市中心。经过几条街后，他们抵达了纳市主要的购物街第五大街，然后每组人员各自走进一家商场。
路易斯的小组走进伍尔沃斯商场。小组里的每个人都买了点东西，以证明自己是正当花钱购物的顾客，然后便到二楼的用餐吧坐了下来。吧台里的女服务生露出诧异的神情。路易斯要求点餐之后，服务生告诉他「黑鬼」不得在此用餐。一群购物民众瞪大眼睛呆望着他们——有人说他们惊奇瞪视的模样，彷佛静坐学生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巨型蚱蜢。几名白人青年走上楼来对他们大声辱骂，但不得响应后便迅速离开。其它顾客纷纷离去之后，虽然服务生匆忙写了一个「用餐吧关闭」的标示，静坐学生依旧坐着不走。即使商家关掉电灯，而服务生也都离开之后，静坐学生仍然不为所动，借着屋外的光线看书写作业。六点左右，传讯人员传下指令说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所有人回到教堂的时候都欢欣不已。「像除夕夜一样——大家不断欢呼、大笑、互相拥抱、高声唱歌。」
纳士维的白人市民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概念。由于他们非常自我封闭，因此大多数白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前一两个星期举行的大型公众集会，也没有注意到格林斯波罗的静坐活动所引起的骚动。市中心各个商场的员工和主管都困惑不已：他们不能让静坐学生在店内用餐，否则就会打破长久以来的惯例，甚至商场明定的政策。但是静坐学生又不愿离开，因此他们唯一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关闭用餐吧，对静坐学生不予理会。
那天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是店家也丝毫无意考虑在用餐吧实施种族融合措施。有些人根本认为种族隔离是正确且合宜的作法，斯隆即为其中之一。至于不赞同种族隔离的人，却也顾忌斯隆和史达曼施加的压力。史达曼是位影响力强大的报社编辑，他所属的报纸是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纳士维头条报》。商家也担心让黑人在用餐吧用餐会造成白人顾客流失。显而易见，一场静坐并不足以损及种族歧视制度的效力。
接下来的两场静坐活动举行于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与星期六，整体情况虽然大致与第一次静坐相同，但人数已有增加。有些乖戾的白人成群结队向静坐学生挑衅，但在警察的监看下也有所节制。静坐学生在两次活动中都没有遭遇严重的暴力行为，但是也没办法在用餐吧用餐。市内的店家也显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群抗争人士。
下一场静坐活动预定于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举行。纳市的黑人领袖在前一两天得到消息说当天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思想开明的白人牧师坎贝尔与劳森及史密斯颇为友好，他向两人告知说他听闻史达曼和其它支持种族隔离的商人不断对魏斯特市长施加压力。学生在星期六展开静坐活动之后，警方将会撒离市区而任由白人流氓欺凌抗争人士。之后警方会再回来逮捕坚决不离开的静坐学生。
纳士维的种族隔离人士终于找到了因应的策略——人身威胁。对奈许、路易斯，以及其它众多学生而言，坐牢远比被人殴打来得可怕得多。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听过南方监狱里黑人囚犯的骇人遭遇，长辈也常以囚犯家人所感到的耻辱告诫他们。不过，劳森依然确保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即将面临的状况可能充满危险。现在，这些风险已近在眼前。
星期六早上，志愿人员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集合的时候，劳森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已在地下室开会。他们必须想办法让种族隔离人士以及市政官员明白拳头吓不倒他们。警察每抓走一名静坐人员，马上会有另外一名递补上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良好的协调与通讯，这样候补人员才能够到有需要的地方去。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众多的人员：领导群只能希望原本有意参与的人士，不会被校园里盛传的暴力以及逮捕行动的传言吓跑。领导群回到楼上之后,发现到场的人员竟然超过三百人。如此一来，确保静坐人员保持冷静也就变得极度重要，尤其不能让缺乏经验者出手反击，以免让镇压行动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劳森与拉法叶在前一晚从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偷拿了几张复写纸，写下许多张发给新进人员的行为准则：
禁止事项：一切勿出手反击，遭到辱骂也不可还口。二、不可嬉笑。三、不可与顾客招待人员谈话。四、除非组长下令，否则不可离开座位。五、不可阻挡商场入口或者走道。
遵循事项：一、随时展现出和善有礼的态度。二、坐姿端正，随时面对吧台。三、向组长回报所有重大事件。四、如有人要求告知任何讯息，应礼貌地将其引导去见组长五、谨记耶稣基督、圣雄甘地，以及金恩的教诲。爱与非暴力才是正途。愿神祝福各位。
领导群彻底要求所有人把身上的锉刀或小刀交出，另外也从这个新团体中剔除了几个人，然后他们便往市中心出发。光是在前往第五大街的路上，抗争学生也看得出来情况将会有不同。白人青年不但和先前一样大声叫骂，而且还出手推撞，但警察却视而不见。学生在用餐吧坐下来之后，真正的麻烦就开始了。由于没有警察在场，白人暴徒便走了进来，开始斥骂学生，把他们拉下椅子，并对跌在地上的学生拳打脚踢。路易斯还看到一个人在一名学生的背上按熄香烟。其它学生不是遭到吐口水，就是被泼了满头满身的芥末酱和西红柿酱。一架电视摄影机拍到拉普拉德被打倒在地后又遭受一群白人男女攻击的画面。没有学生出手反击。
警察不久后到场，并开始逮捕静坐学生，却不逮捕攻击他们的人士。这时候，当天清晨所拟订的计画开始发生作用，监控人员密切掌握逮捕行动的发生地区，而迅速派遣候补人员前去递补。遭到逮捕的学生列队走出商场，昂首通过欢呼的人群之后坐上警车。警方对此深感困惑：这些衣着大方、彬彬有礼的黑人青年——这样的人原本应该会和任何可能害他们坐牢的事物保持距离——居然自己讨着要被抓。奈许记得那些警察面面相觑，彷佛是说：「你看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警方带走约八十名学生之后，即要求店家关门，以免需要再逮捕更多人。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被捕并没有留下痛苦难忘的经验；他们为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深感鼓舞。拉法叶回忆道：「我们感到自己所掌握的力量，比全体警力......以及他们所有的警犭、警棍，或者监狱加总起来，都还要强而有力。」
劳森和参与学生后来称为「大周六」的这一天是关键的转折点。市政官员与警方显然希望一个下午的混乱足以遏止这场胡闹，然后大家便可松一口气，回归正常生活。白人官员及商界领袖自然对劳森的研习班里数个月来的课程毫无所悉，也不知道这些学生所做的准备有多么彻底。抗争人士面对殴打与逮捕却毫不惊慌的情形令他们深感诧异，也因此明了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重镇压力道敉平乱象，或者以若干让步换取学生停止抗争。
魏斯特市长与几名商界领袖选择了较为温和的策略。星期六被捕的学生，只要五元即可保释出狱——但学生拒绝缴纳这笔钱。于是，他们当夜稍晚就在没有缴交保释金的情况下获得释放。被捕学生于几天后受审，遭法官判处每人五十元的罚金。他们又拒绝缴纳，结果被处以三十天感化教育。不过，他们在两天后即获得魏斯特下令释放。自全国各地涌入的抗议电报——抗议人士包括著名歌手贝拉方提及前第一夫人罗斯福夫人等知名人士——让魏斯特了解到，学生被关之后对纳市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在市中心进行的抗争来得严重。
魏斯特随即祭出了王牌。他宣布成立一个跨种族委员会——成员包括费斯克大学和田纳西农工学院的校长——负责对用餐吧的种族隔离措施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同时要求学生暂停静坐活动，等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再说。学生虽然十之八九可以确定这是拖延战术，却还是接受了魏斯特的提议。委员会从三月五日开始进行商议之后，学生也连续三周周六暂停静坐活动。不过，他们一听说委员会将建议把用餐吧分为两区——一区白人专用，另一区混合使用——便在接下来的星期六再度回到用餐吧进行静坐。
与此同时，种族隔离大将史达曼却也在往另一个方向努力。他和魏斯特及部分商场经营者不同，他深信种族隔离是南方生活的基本原则，因此无意仅为恢复商业区安宁就在此原则上有所容让。此外，这位反动的报社编辑对自己面临的对手也不了解——这一点从他和手下人员携带武器以防受到抗争学生的暴力攻击，就可看得出来。史达曼坚信要遏止静坐活动，就必须擒住劳森这个掀起波涛的「外来煽动者」。史达曼在范德比尔大学颇有影响力，而劳森主见强烈的个性早就在校内得罪了不少教职员。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范德比尔大学神学院终于在三月三日开除劳森：两天后，他便遭到警方逮捕。
抵制活动，爆炸案件，游行示威
就在白人领袖到处想办法阻挠静坐活动的同时，问题的本质却也产生了改变。这也是大周六造成的结果之一。几个世代以来，纳士维的黑白两方居民对白人专用的用餐吧及其它种族隔离措施向来都照单全收。不过，在过去的十年内，维系这套制度于不坠的南方社会环境已开始渐趋崩解：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诉讼、市公车抵制活动，以及取消种族隔离的法院命令都对种族歧视制度的未来投下了阴影。静坐活动及其引发的殴打与逮捕行动，则让白人对于旧秩序能否保存下去更加充满疑虑。学过非暴力运动策略的黑人领袖相信，发生在纳士维的这种令人困惑而又引人入胜的公众事件，将会改变种族隔离人士自己对种族隔离的观感，进而削弱种族隔离的存在基础。
白人的想法有何变化虽然还不明确，但纳市黑人居民所受到的冲击却极为巨大。在《纳市田纳西人报》以及当地电视台的报导之下，纳士维全市居民都知道了二月二十七日发生的事件。劳森的学生在同学眼中原是不知退缩的怪人，现在则都被当成了英雄。如此一来，招募志愿者参与抗争活动就变得容易许多。成人所受到的影响也一样强烈。大周六过后的那个星期，第一浸信会教堂挤满了前来表达支持的民众。
黑人领袖随后便号召纳士维的全体黑人市民抵制市区的商场，直到店家同意取消种族隔离措施为止。自从蒙哥马利事件之后，抵制运动就成了对抗种族隔离的著名武器。于是牧师在讲坛上谈论抵制运动、纳士维的黑人电台大力宣传、妇女——她们是主要的购物者，因此也成为抵制运动的要角--也透过电话广为传播运动的消息。史密斯与纳基会举行的大型集会则维持民众的热情于不坠。市区街道都设有监控人员，负责劝诫所有从商场里走出来的黑人顾客不要再到该处消费。
抵制运动对零售商的冲击甚为重大（因为这个行业的利润完全视销售量而定）。由于纳士维的白人居民多已移居市郊，因此商场对黑人顾客的依赖便愈来愈大。更糟的是，许多原本仍在市区购物的白人顾客也因为抗议活动而纷纷走避。拉法叶回忆道：「市中心犹如鬼城，有时候，在那里唯一看得到的人......就只有示威人士而已。」
在静坐活动展开后的前几周里，虽然不是所有店家都衷心支持种族隔离，但他们却毫无协商意愿。哈维百货公司经理匹兹不但以恭敬有礼的态度对待静坐学生，而且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他个人并不反对取消用餐吧的种族隔离措施。由于他的顾客当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因此他们既然能在店内购物，自然没有理由不能在店内用餐。只是他也不打算违抗存在已久的制度。不过，抵制运动造成利润下跌之后，店家便开始改变态度。他们终于明了，这不再只是「学生的玩意儿」，而是纳士维全体黑人市民的运动。静坐活动造成的舆论哗然，加上抵制运动的经济压力，终使现状产生了动摇。店家想要脱离现状，但没有人愿意踏出第一步。在《纳市田纳西人报》四月初的报导中，一名老板说他们不想「担负决定社会制度的苦差事，尤其是一项足以对当地习俗造成激烈改变的制度......这么重大的改变，却要一小群商家充任领导角色，是极度不切实际的作法」。改变的动力必须源自他处，而结果竟是来自种族隔离制度的守护者之一。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清晨五点半左右，奈许正在宿舍里着装打扮，却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等她到场参加六点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时，她和其它学生都已听说路比的住宅遭到炸弹攻击。路比是纳士维黑人市民中的杰出人物，身兼律师及市议员。导致纳市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诉讼即是由他所提起，他很早就开始支持学生的抗争活动，也在法庭里为他们辩护。身为一位昂然挺立、在政治事务上直言不讳的非裔美国人，他自然也就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攻击目标。攻击他家的炸弹威力极大——不但造成路比的住宅全毁，邻近一幢建筑物的上百面玻璃也为之破碎——但屋内的人却毫发无伤·
奈许和一众学生都深感惊恐，但也从中看出了一个机会。爆炸案是纳士维的种族歧视份子在暴力手段上的大幅提升，远比在用餐吧的拳打脚踢严重得多。此外，爆炸攻击的目标也不是来自外地的大学生，而是黑人上流人士的代表人物。学生认为，许多黑人社会人士经过此一事件之后，当会加紧对抗纳市的社会体制，而白人领袖也会对爆炸案感到震惊。升高抗争强度的时机已然来临：学生决定于当天稍晚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随即分头去散播消息。拉法叶前往田纳西农工学院使用广播系统，宣布抗议爆炸事件的游行队伍将于中午从校园出发。然后他又到听不见广播的教室，闯入课堂内催促学生参加游行。到了中午，校园里已聚集一千人准备出发。他们沿着纳市黑人社区的主动脉杰佛逊街静默而行，途中陆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包括费斯克大学与梅哈利医学院的学生，以及许多社会人士。他们抵达目的地的法院之后，游行人数已达四千人之谱。纳士维从未发生过规模如此盛大的民权示威活动；实际上，南方没有一个城市发生过这种景况。
游行人士一面站在法院广场上齐声歌唱，魏斯特市长则在阶梯上和一群学生代表进行协商。脾气火爆的年轻黑人牧师魏维安也参与过静坐活动，他当面指斥市长未能谴责暴力，同时指控他的警力没有维护法治。魏斯特深感不悦，而与魏维安激烈争辩，并向抗议人士述说自己施政作为中种种对黑人有利的措施。这时候，奈许开口说话了。她没有攻击魏斯特，而是诉诸于他公正的判断力（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之一）。奈许问他是否认为「单纯以一个人的种族或肤色而加以歧视，其实是错误的行为」。魏斯特后来说道，他当时试图「诚实坦率地回答那个问题......商家一面卖商品给他们，却又拒绝提供他们服务，我没办法同意说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奈许随后又问他是否认为用餐吧应该取消种族隔离措施。他先是支吾其词，但奈许不打算让他含混过去，而追问道：「市长，那么你是否赞同用餐吧取消种族隔离措施？」魏斯特终于回答：「是。」群众轰然鼓掌，然后魏斯特便与抗议人士相互拥抱。所有站在市政府前的群众都目睹了这一幕，而《纳市田纳西人报》则在第二天早晨把消息传到了全市每一个角落。报纸头条以斗大的字体写着：「用餐吧实施种族融合——市长指示。」现在，市区的商家终于有了政治上的理由可以取消种族隔离。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抗议人士代表——包括奈许和史密斯在内——和商家及市政官员举行了数次会谈，并且悄悄拟订计画，准备在六家原为主要抗议对象的商场内实施种族融合措施，同时订定五月十日为起始日。学生虽已胜券在握，却也知道他们必须保护商家免于受到种族隔离份子由失望而生的愤怒。因此，他们同意刚开始只有少数黑人会要求在店内用餐，而且这项新政策也将在实施一个星期之后才对外公布。如此一来，即使有人反弹，种族融合也早就成为既成事实了。
劳森和手下的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两方面上：一是商场老板，一是纳市白人市民的观感。前者有能力改变用餐吧的使用情形，后者则足以形塑商场的营业环境。劳森坚持认为学生为理想牺牲的行为会改变白人的想法，而且唤醒所有人心中固有的正义感。静坐活动的原始目的，就是要打破种族歧视份子紧抱不放的黑人刻板形象：静坐学生全都彬彬有礼，衣着整齐，而且坚决不诉诸暴力手段——除了肤色较黑之外，他们呈现出来的正是纳市白人居民对自己子女所期许的模样。他们遭人欺凌，又被拖入警车载走的画面令人怵目惊心；路比住宅的爆炸案更是骇人听闻。四月十九日，魏斯特在法院大楼阶梯上聆听奈许的话语，并且同意展开改革的表现，显然是上述种种事件对白人观感一再冲击之后而浮现的结果。不论魏斯特的动机何在，这毕竟是甘地式的真理之力原欲达成的转化效果。
不过，这项胜利除了带来可资借镜的非暴力运动成果之外，也还有其它值得探讨的启示。静坐活动之所以能够改变纳士维市内的白人重要人物，并不只是单纯地诉诸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静坐活动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极大，不但为市区街头带来混乱，而且商家也因而被迫暂停营业。此外，持续不断的殴打行为及逮捕行动把学生无私无畏的精神呈现在黑人市民面前，而他们正是静坐学生自我牺牲的受益者。不合作运动不只是为了击垮对手，也必须唤起潜在支持者，一如印度抗议人士在一九三○年代期间利用真理之力运动激发人民的活力。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纳士维又陆续出现了快餐店和自助餐厅里的静坐活动，电影院内的站立抗议活动，以及旅馆大厅里的躺卧抗议活动。在雇用员工上带有种族歧视的商家也纷纷受到抵制。在这种种活动当中，手无寸铁的抗议人士遭到殴打与逮捕的情形有增无减。一九六○年的静坐活动虽然未能一举扫除纳士维的种族歧视现象，却给了黑人学生及活动人士顺势而为的行动趋力，而他们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也一再援用其运动模式。就在纳市各方人士持续为消除种族隔离现象而努力的同时，在一九六0年间受过劳森训练的男男女女已开始为南方其它地区策画非暴力运动了。
全国性危机
奈许记得她在一九六○年春季期间曾不时感到脆弱无助。她当时年仅二十二，仍在就学，但却必须「面对州长、法官、政治人物、生意人」。唯有在电台上听到南方各城市的学生举行静坐活动的消息，才足以提振她的士气。全民非暴力运动的理想，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已然实现。截至四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八个城市里出现过静坐活动，而且都是由学生打前锋。一九六○年间，约有七万名学生参与过抗议活动，因而入狱的也超过三千人。地方上的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或南基会活动人士虽都涉入甚深，但学生并不愿让既定的组织主导抗争活动。四月，南方各地的学生领袖齐集于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市，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劳森与纳士维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巴瑞（后来的华盛顿特区市长）获选为主席。
静坐活动之所以蔓延迅速，是因为其成效良好，至少在南方边缘地带的田纳西州、北卡罗莱纳州、德州等地是如此。由于学生活动人士提出的平等待遇要求内容大胆，能见度又高，因此黑人社群便在他们的启发下发起更广泛的抗议活动。他们也利用制造街头混乱及偶尔掀起消费者抵制运动的手段，而对商人造成经济压力。此外，藉由激起狂热种族隔离份子的攻击行为，他们也得以打破至少部分白人民众自命清高的心态。结果，到了一九六一年底，近一百个南方城镇里的商家都实施了种族融合措施。
不过，南方腹地就没有那么多的静坐活动，而且成效也有限。在乔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以及路易斯安那等州，大多数的白人社群皆坚决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这些州里的报纸也大多不像《纳市田纳西人报》那样提供公平报导。这些地区的报复行动大都激烈且迅速：除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之外，三K党也在当局的放任之下大肆对示威人士恐吓殴打，此外更有数千名参与抗争的学生遭到退学。在这种充满威胁的氛围之下，黑人成人支持抗争运动的意愿也就不高。
纳士维那套制造地方危机并且对白人社群见缝插针的策略，对南方腹地的各个城市不太有效。实际上，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民权运动在南方各地的气势皆已渐趋消颓。因此，民权运动人士已打算尝试新的策略，与先前的策略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抗争运动虽仍多为地方所发起，活动人士却着意造成足以引起全国回响的危机。纳士维的学生虽然不是这项策略的创始人，却是最理想的执行人选。
一九六一年春季期间，路易斯在学委会会刊上看到一则号召志愿人士参与「自由之行」的公告。刊登这则广告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是个以白人为主的北方组织，同时也是个历久不衰的民权组织。他们的提议是由各色人种的活动人士组成一支队伍，搭乘公车前往南方各地，以验证最高法院于不久前判决州际公车与车站皆须取消种族隔离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五月四日，路易斯连同十二名志愿人士在华盛顿特区搭上两辆公车。他们的计画是要搭车穿越南方的七个州，然后在五月十七日抵达目的地纽奥良。
在静坐活动早已收效的北卡罗莱纳和维吉尼亚两州，自由之行成员都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不过，他们抵达南卡罗莱纳州的第一站岩丘时，情况就不同了。路易斯一踏进车站的「白种人」候车室，随即就遭到两名白人的攻击——他先是头部遭到殴打，倒地之后又遭到踹踢。另外两名成员也遭人动粗。路易斯随后转往费城接受访问，其它成员则继续往乔治亚州前进。他们于五月十四日进入阿拉巴马州境内之后，一辆公车的轮胎便遭人划破，被迫开到路边停靠，然后又遭人以汽油弹炸毁。另一辆公车上的成员则先后在安尼斯顿车站及伯明翰遭人以棍棒殴打。这些白人暴徒的行为明显获得当地警方的默许。
受伤惨重的自由之行成员决定缩短行程——他们已经证明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落实——而由伯明翰搭机飞往纽奥良。不过，岩丘事件已引起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报导自由之行活动，而公车在安尼斯顿城外着火燃烧的照片更是登上了头版。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赶赴伯明翰——号称南方最公然拥护种族歧视思想的城市。此外，这些事件也引起了司法部里联邦官员的注意。
阿拉巴马州的暴力事件使得甘乃迪政权陷入两难。甘乃迪和其它战后时期的总统一样信奉公民权利，但由于国会里的南方议员占有若干关键委员会的主席席位，而握有阻挡法案的力量，因此他也不愿意得罪他们。自从实行新政之后，民主党内就有一种默契：只要党对南方的种族关系睁只眼闭只眼，南方党员就愿意支持自由派的北方人士竞选总统。不过，经过布朗案以及冲突不断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措施之后，这项默契早已疲态毕露。等到全国媒体把焦点集中在抗议人士受到的无情对待，以及伯明翰警察首长「蛮牛」康纳这类残暴人物身上，自由之行活动终于迫使白宫必须在理想与南方白人选票之间做出抉择。
对美国司法部长劳勃·甘乃迪而言，经过五月十四日的事件之后，主要目标就是要协助惨遭围困的自由之行成员离开伯明翰，而在不另生事端的情况下结束这项活动。因此，他和司法部其它官员终于在五月十五日晚间把活动成员安全送上飞往纽奥良的飞机之后，不禁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情势看似将逐渐冷却下来，如此他们立即决断的压力便可减轻不少。不过，他们在几小时后却又惊讶地得知，有一群纳士维的年轻人打算到伯明翰去接续自由之行的未竟旅程——而且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们的念头。
五月二十日，二十名来到伯明翰的学生搭上一辆开往蒙哥马利的公车。所幸在劳勃·甘乃迪的助理塞根沙勒（他在进入政府工作之前，曾在《纳市田纳西人报》担任编辑）的协调下，州警派遣了警力护送这群学生，直到他们抵达蒙哥马利市界为止。在那之后，原应由市警局接手，但他们的人员却没有出现。不仅如此，迎接这辆公车的竟是一群记者以及一伙白人至上主义份子，他们一看到学生下车就立刻上前攻击。包括路易斯在内，又有三名学生在媒体记者众目睽睽之下遭到严重殴打。塞根沙勒也在出手搭救其中两名学生时被人用铅管击昏。
劳勃·甘乃迪对于当地警方默许一群暴徒殴打他的代表深觉难以忍受——但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必然唤起了他的历史意识。他派遣联邦执法官前往蒙哥马利，以确保在学生停留期间不会再有暴力事件发生。同时，联邦官员也和密西西比州政府敲定协议，以确保阿拉巴马州的攻击事件不会在当地重演。州政府官员遵守了诺言，于是这群纳士维的学生就在更多志愿人士搭机前来蒙市声援的情况下，平安搭车到了杰克逊市。他们在那里遭到逮捕，并被控以触犯州法令及市内法规的罪名，而被判处六十日徒刑。
这些自由之行成员在帕胥曼农场度过了他们大部分的刑期。这个地方在黑人之间恶名昭彰，是公认最为严酷的监狱。不过，在媒体报导之下，他们不但为自己和自由之行活动取得了极高的知名度，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种族歧视制度的狰狞面貌。五月底，司法部长请求州际商务委员会下令取消所有州际公车站的种族隔离措施，委员会则在九月达成这项要求。最高法院的判决至此终于有了实际的执行力。到了一九六一年底，车站的种族融合措施已大致落实，即使在南方腹地亦然。
藉由把劳森的教诲以及在静坐活动中所学得的经验付诸实行，奈许、拉法叶、路易斯（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同侪联手改变了美国的历史。对放任种族隔离现象存在的人，他们展示了实施种族隔离对社区名誉所造成的损害；另外，他们也迫使支持种族隔离的人付出具体代价。他们在纳士维的实际作为，就是虽然明知会被打、被关，却还是到用餐吧坐了下来；次年在阿拉巴马州，他们更是冒了生命危险。自从甘地在印度领导抗英运动之后三十年来，此明确的彰显。纳市学生和自由之行成员为美国制造了一项危机，并且藉由这项危机对剥夺他们权力的体制造成了虽不完全但极为迅速的改变。
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就在游行群众抵达法院大楼之时，一位名为卡拉万的白人青年拿着吉他开始自弹自唱起来。他曾在高地人平民学校——位于田纳西山区的一所训练中心，专门训练工运及民权运动的策画人士--和劳森及其学生见过面。卡拉万非常热中于搜集民歌，而他在游行当天便刻意选唱路易斯与拉扶叶在高地人学校学到的一首歌：「我们终将克服万难」。这首歌原为黑人教会的圣歌，在前些年被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罢工妇女拿来当成抗议歌曲。游行群众大都没听过这首歌，但由于歌词易于琅琅上口，因此所有人也就跟着哼唱。
「我们终将克服万难」后来成为全球抗议人士的共通歌曲。开普敦、布拉格，以及雅加达等地的和平示威群众都唱过这首歌——由此可见，非裔美国人着力研究过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并从中学习之后，自己也成了其它民族采行非暴力运动争取人权与正义的模范。不过，在世人眼中，美国民权运动不是只有造就了一首歌曲而已。在天时地利的配合之下，美国南方这场反种族隔离运动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受到现代大众传媒全程记录的群众非暴力运动。媒体的在场为非暴力运动创造了更多样化的策略运用方式，尤其增加了拉进第三方势力的机会。这些第三者虽与运动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却足可左右情势的发展。自从一九六○年代以来，在科技发展与商业活动的引领之下，电子媒体与通讯的触角便逐渐延伸到世界各地。顺应此一潮流，人权与民主活动人士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运动对华府以及其它重要国家首都的决策人士，还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观感。运用媒体的策略也有其危险之处，通常是因为抗争人士会产生假象，认为外力的干预足以取代循序渐进的内部组织或者冲突策略的妥善抉择。不过，许多运动都因受到全世界的注目而士气大振，而且媒体报导也的确为站在前线的人士带来了许多来自远方的具体支持。
一九六○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对非暴力运动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展现出来的力量，还有另外一项贡献。由于他们知道非暴力抵制活动在过去成果良好，而且也认为这种手段在抵抗压迫上有其先天的优势，因此他们的成功也就为非暴力运动添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道。大众传播媒体不仅宣扬了民权运动人士在美国南方的成就——而且也形塑了一般人认为非暴力运动具有强大力量的印象。
在美国，这股力量改变了全国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发展方向。在纳士维以及其它南方社区，静坐活动使得白人领袖分为两派：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派则不置可否。,于是，旧秩序当中态度最为暧昧及最顽固不屈的两派人士也就区分开来。自由之行成员则跃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他们设法引起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对抗种族隔离的制度与惯例，藉此打破该制度赖以维系的利益平衡。民权运动人士要在南方腹地获得进展，最快的方法就是制造足以引起联邦政府干预的危机，把抗争活动变成全国性的事件。金恩曾于一九六○年代初期说过：「一切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联邦政府是否投入。」
而这个目的能够达成，自然又是导因于电视在美国社会中日益吃重的角色：数百万人犹如亲临其境地体验了街头上的骚动。如此一来，即使不一定有人会即刻采取行动，至少也再度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自由之行活动与一九六三年春的伯明翰示威活动（以及两年后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示威游行）皆留下了地方当局与非暴力抗议人士之间令人难忘的冲突画面，而把正当性及大众的同情从一方转到另一方——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领导人物周边的政治环境。
民权运动遵循了一道简单的逻辑：动员黑人民众支持足以迫使全国改变的非暴力抵制运动。一九六三年的华府大游行——美国在战后最庞大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即在金恩于林肯纪念馆阶梯上发表的种族平等之梦演说中达到高潮。甘乃迪总统于同年遭到刺杀之后，林登·强生（LyndonJohnson)这位南方白人随即入主白宫，而于一九六四年与一九六五年分别把《民权法案》及《投票权法案》写入了人类解放史——金恩博士及其追随者则将这两项法案的精神推广到世界各地。
一九三六年，非裔美国人领袖索曼到印度拜访甘地之时，同行的索曼夫人为这名伟大的印度圣哲唱了两首黑人灵歌。索曼博士随后说明道，许多灵歌当中「引人注目的特色」令他想起了甘地告诉过他们的话语，以及美国黑人必须利用他的解决方式帮助自己的同胞。甘地回答道：「此事若得以实现，那么非暴力纯正而未遭扭曲的讯息即可能透过黑人民众传达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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