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受压制的民主

登高一呼

一九八九年春季，就在巴勒斯坦人拒绝屈服于以色列占领而发起抗暴行动之后不到四个月，北京的学生也摆脱了长年以来对现状的满足，挺身要求中国民主化，而在一夕之间攫取了全世界的目光。

事情起于四月十七日，当天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齐集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纷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置花圈，以悼念刚去世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由于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对学生异议份子多所容忍，因此在他的葬礼前一连五天，北京出现了许多要求实施民主及终结政府贪渎的示威人士与大字报。在这段短暂的期间里，一项哀悼的举动竟变为挑战国家权力的行为。

对于满脑子抗议思想的青年学生来说，天安门广场自有其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毛泽东的陵墓都位于此地。一个月后，上万名学生及其它民众在仲春时节又再度游行回到天安门广场。他们通过警察与拒马，然后围绕着极具魅力的二十一岁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他在群众面前倡言要求政府加速政治改革、承诺保障人权、开放媒体自由、终结贪污腐败，以及实行真正的民主。接下来的七个星期，就在东欧各国与蒙古陆续摆脱共产统治的前夕，中国各地民众纷纷加入了学生的行列，共同举行一连串游行示威活动，最后在民众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中达到高潮。不过，这场生气蓬勃且出人意表的新兴运动，却随即遭到强力的军事镇压，于是在广场上高声要求民主的人士也就都被送进了牢里。其它国家面对这场民主风潮的反应是争相奋起跟进，但中国却不肯领导潮流。

学生与统治者

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之后。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堪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最严重的恣意破坏行为，摧毁了中国社会从大学以至集体农庄的一切体制。文革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结束之后，中共政权为了重建经济，开始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如此一来，至少就表面上而言，阻绝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高墙也就出现了一小道裂缝。不久之后，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一面墙上，年轻的异议份子开始张贴海报及标语要求更多自由。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在「民主墙」上张贴了几篇文章，批评共产党以及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中共当局对此无可忍受，因而将他逮捕，处以十五年徒刑。然而，异议言论仍然在地下沸腾不休，要求改革的文章也广为流传。不过，文章内容只要太过火，作者就会即刻遭到噤声。－九八六及一九八七年间，名医方励之与著名记者刘宾雁皆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发表「资产阶级言论」，而遭到中共开除党籍。

首先出面违抗政府的会是知识分子与学生，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学生采取政治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悠久的传统：公元九世纪，学生群起反抗唐朝；十九世纪，学生也参与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读书人虽在中国传统上备受尊崇，文革之后学生的处境却极为艰困。大学经费缩减，教室及研究室均破旧不堪，宿舍也人满为患。学生对这些情形的不满，在发现官员图谋私利及私相授受的行为之后，更是大为提升。一首讽刺官僚的顺口溜说得极为露骨：「日本的轿车无比昂贵，里头的狗官又痴又肥，人民的血汗一去不回。」不过，学生对政府箝制基本人权的行为更感愤怒。不仅异议言论受到限制，政府也经常干预学生居住及工作的地点——个人问题因此带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学生知道波兰的劳工透过团结工联迫使政府改革的行为，也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放松控制的措施。因此，胡耀邦一旦去世之后——他可算是近年来最具改革意识的中共官员——学生感到的疏离感也就随时准备爆发了。

连续五天的示威以及随后在天安门广场放置花圈活动结束之后，政府随即面临北京市内各大学自四月二十四日起陆续展开罢课的可能性，共党领袖也为动荡情势可能扩散而深以为忧。批判中共政权的传单在街头上大肆流传，要求中共总理李鹏与反对人士进行对话。政府当局于是开始有受到围困之感，深恐一九六○年代末期的混乱情形再度重现。由于中共认为共党本身是社会上唯一能够推行政治行动的部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于是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里把示威活动贴上「动乱」及「有计画的阴谋」等卷标。

此举对学生心中的不满直如火上加油，他们也随即于第二天发动迄至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十万多名学生连同四十万名民众游行至天安门进行抗议。在这次活动的鼓舞下，许多学生于是以为他们真能带来改变。他们知道政府内部对于因应方式意见分歧，而且真心认为反对贪渎及倡议自由的诉求能够为政府内部的改革人士提供助力。的确，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本身就支持改革，而且不久之后就表现出他对学生的同情。

在这期间，有四名学生成了民运的领导人物：在官员面前常显狂妄自大的吾尔开希、情感丰富的二十三岁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二十四岁的历史系研究生王丹，以及来自内地，在部分人士眼中颇具投机性格的李录。他们在背地里相互攻讦的情形似乎是一大问题。在示威民众占领天安门广场期间的一个关键时刻，柴玲在一场录像访谈中表示她「一直看不惯吾尔开希；他不只一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地位而造成极大的伤害。」他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之所以经常改变，彼此的不合显然是原因之一。

不过，学生的演说极具煽动性。属于维吾尔族的吾尔开希表现得最为抢眼。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首次演说中发表「新五四宣言」——而把这场学运和一九一九年五月谴责日本吞并中国部分领土的著名示威运动巧妙地连结在一起。反对运动一旦能够取得比政府更高、更古老的正当性——一如波兰团结工联结合教宗的作法，以及丹麦人民在德国占领期间重申效忠丹麦国王的举动——便能够取得其对手所得不到的人民支持。

学生领袖在自身言语的激励之下，齐力发动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他们于五月十日带领一万名民众骑乘脚踏车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总理会面，并且以命令手下的姿态对最高层的官员发表宣言。他们得知戈尔巴乔夫将于五月十五日伴同大群外国记者访问北京之后，便又提高了赌注。五月十三日，约三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绝食抗议，再度要求会见李鹏，同时提出一份民主改革的项目清单。不久之后，上海、哈尔滨，以及天津等各城市的学生也都陆续加入抗争行列，北京自主工人联盟也扬言展开全面休工。五月十七与十八日两天，天安门广场上共有一百万名民众与绝食抗议人士站在一起。

表面上，中共对于事件发展似乎颇为镇定。天安门广场既遭占领，中共领导阶层只好在机场正式接待戈巴契夫；虽然难堪，中共却也容忍了下来。五月十八日，政治局常委前往医院探视因体力不支而被送入医院的绝食抗议人士。第二天，李鹏与学生举行会谈，全程均进行全国电视转播。中共认为自己已经对学生做出了让步。

但在学生的眼中，中共所做的却还远远不够。在这场受到电视转播的会谈里，吾尔开希当场打断李鹏的话，并且指责他以训话而非对谈的方式对待学生，结果激怒了李鹏。这项举动是个可怕的错误。李鹏随即于第二天宣布实施戒严。学生领袖群起抗议，力指他们没有诉诸暴力，同时要求《人民日报》收回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较为激进的学生甚至要求李鹏下台。这种种行为，对于已然放弃协商的中共而言，委实无可容忍。台面下，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而遭致严厉批判，不久即遭撒换，而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其位。强硬派已准备让这场事件落幕。

民运人士响应的态度并不明确。五月二十七日，吾尔开希与王丹由于担心中共展开镇压，而呼吁学生撒离天安门广场。自任为「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起初同意——不过，受到激进人士抗议之后，她便与其它人决裂，而支持留下来继续抗议。后来，她在一次情绪激动的访谈中，可能因为不知道有人录像，而坦承说他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一旦无可回头之后，双方也就开始为最后的对决而准备。中共借口暴民攻击军队，造成数名士兵受伤及一人死亡，而于六月三日派遣三万名没有武装的士兵前往天安门。不过，民众却围成一圈圈的人墙阻挡他们进入。六月四日清晨，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发动攻击，坦克车及士兵以实弹突破阻挡而开入广场（这支部队里的士兵多为偏远省份的农民，因此较不会对多为城市居民的抗议人士产生同情）。军队抵达广场后，随即命令学生撒离。大多数人皆遵从指示，而坦克车随后就开了进来，辗毁帐棚以及抗议群众搭建的其它遮蔽物。

由于有许多学生落单，中共于是宣称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一人丧生。不过,有许多人却在抵挡军队进入的过程中惨遭非命。后来，中共的官方报告指出死亡人数共计三百人，机构提出的估计为二千六百人；其它来源的数据甚至有高达一万人者。于是随着他们的鲜血流入北京的沟渠里，一去不返了。

中共对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之所以大肆进行武力镇压，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天安门事件里看到了反对运动潜藏的力量：反对运动只要有任何足以运作的空间，政府就无法确定反对运动是否会死灰复燃。统治中国长达半世纪的老人政治，经过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中共领导人皆听过父执辈讲述辛亥革命以及军阀混战时期的历史。回顾这样的一个世纪，他们自然渴望稳定。任何对反对势力的妥协，都是极大的威胁。

不过，政府用暴力手段把学生运动打入地下或驱出国外，并不完全是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二十世纪也有许多其它非暴力运动在镇压行动之下依旧能够固守阵地。领导人士的反复不定与分裂猜忌，再加上短视眼前的权力，而没有眼光在正确的时刻运用权力，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过度自信使得学生领袖无心于必要的组织策画工作。他们若能明了争取社会其它部门支持的重要性——交通与通讯部门里的员工、公务人员，以及最重要的警方与军方——他们便有可能固守成果，然后发展出更为广大的抗争运动，而不是局限于天安门广场上，以致政府镇压起来毫不费力。未能事前预估镇压的可能性或是预做准备虽是一大失误，却也让学生能够自由采取他们想要采行的挑衅行动。在毛泽东陵墓对面矗立仿造美国自由女神像的「民主女神像」，这类极具煽动性的举动必然深深激怒中共，但却没有改变任何事实。简言之，民运学生虽然熟知最引人注目的非暴力运动手段——诸如占领公共空间、举行绝食抗议，以及诉诸国际媒体——但他们采取这些制裁行动的决策行为却没有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策略性思考......」。

危机时刻的策略失误所造成的影响，在事件结束后依旧一再回荡不已。中共的镇压手段导致许多人对于权利与民主的追求方式产生错误观念。一九九九年，一名民运人士因为遭到解雇而又无法另外取得工作，于是自称为「六四受害者」；他认为「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谨慎渐进的自由化。」

即使是个性冲动的吾尔开希，在他逃离中国抵达加州，靠在加油站打工及在餐厅当服务生维生之后，也降低了他的期望。他希望世界各国不要逼迫北京承认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暴行，原因是这么做可能会扼杀渐进的改革。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我想，如果一切顺利，我五年内就可以回家。如果有状况发生，如果有示威活动以及又一次的镇压，就可能得拖更久。」

不过，这种看法却等于是认同了中共的历史诠释方式。。亦即非暴力运动有引起暴动的危险性，而且追求人权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会对语焉不详的渐进改革造成阻挠。印度的甘地抱有不同的想法；若非如此，他的追随者就永远不可能学会如何动摇英国的统治基础。在非暴力运动的革命力量看似已无可指望之际，总还是会有少数决心坚定的人士不会因遭到镇压而放弃——长期而言，要重燃改革的动力与手段，也就只需要这少数几个人。

到了二十世纪末，一位名叫丁子霖的教授在北京孤军奋战，要求国家检察官调查李鹏在六四事件里所犯下的罪行。一九八九年六月，她曾恳求她儿子不要参与示威。六月四日，他就遭到了政府部队射杀。丁子霖于一九九九年宣称道：「政府对于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极度缺乏人性。他们侵犯了这些人的生命权，却直到今天都还不断地侮辱他们。」她和五月广场母亲会的成员一样拒绝保持沉默。从二十世纪的非暴力反抗史看来，企图封住人民之口的政权下场都不怎么好。

东欧——争取而得的民主

赤潮消退

在中国学生要求民主而遭到中共悍然拒绝的一个月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表示：「任何企图限制国家主权的举动--不论来自于友邦、盟国、还是其它人--都是不可接受的。」藉此说明在波兰的共产政权与反对人士协议放弃专制统治的时候，莫斯科为何没有出面干预。布里兹涅夫主义--亦即苏联绝不允许东欧各国改变共产政体——至此已宣告死亡。才七个月以前，抵达纽约的戈尔巴乔夫不但在街头上获得民众呼喊其昵称「戈比!」以示欢迎，他随后并且在联合国宣布苏联即将自华沙公约各国撒军，此举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听众。尽管亚洲没有这样的发展，至少欧洲共产政权的基础已开始动摇。

数十年来，苏联入侵的威胁——曾于一九五六及一九六八年分别在匈牙利和捷克实现——一直是东欧民主发展的阻碍。反对运动向来透过罢工、地下出版品、摇滚乐演唱会、艺术展览，或者环保抗争等方式表现出来；政治异议活动极为少见。即使是波兰的团结工联，初期也刻意迥避争取政治权力。反讽的是，东欧国家对莫斯科的唯命是从，在克里姆林宫改变思惟之后，反倒成为削弱东欧共产势力的主要因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展开改革之后——于一九八○年代晚期逐步开放媒体言论、放宽私人企业限制，以及容许政治竞争——他所采行的「开放」与「改革」政策随即受到其它华沙公约国家的袭仿。

波兰与匈牙利早就有了改变的基础。团结工联在共产统治之外开创了一个生机蓬勃的选择。后来，贾鲁塞斯基将军邀请团结工联协助他稳定国家，也没有遭到莫斯科的反对。匈牙利政府则早在戈尔巴乔夫对异议份子展现宽容之前，就已逐步迈向市场经济了。因此，反对阵营于一九八七及一九八八年向公共场域大举进攻，带领数千名抗议民众走上街头之时，匈牙利政府的反应也极为温和。随后在共党内部取得主导权的改革人士，也无意打压这种转变，而选择采取共同合作的方式加以引导。反对党于一九八九年初次获得合法化，共党领袖也和反对人士于六月协商出举行自由选举的办法。匈牙利透过民众施压、相互对话，以及彼此退让等方式，得以不经暴力就达成了民主。

东欧其它各国的人民也都知道波兰与匈牙利的共产政权已屈服于自由选举的要求。如此一来，各国改革的唯一障碍就只剩下自己国内孤立无援的政权，而这些政权也的确只是障碍。

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即担任东德共党领袖的何内克，毫不隐瞒自己对戈氏政策的反对，同时也全面禁止有关「改革」的苏联书籍。保加利亚的吉甫科夫在位期间比何内克更久，他嘴里虽然讲改革，却没有实际行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统治集团，仍是一九六八年华沙公约入侵行动之后推行残暴的社会「正常化」措施的那一群人。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则在政治警察的协助之下，紧抱着个人的独裁统治不放。这些人不仅冥顽不灵，而且缺乏洞察力，一心以为自己即使没有苏联当靠山，也能够凭着过去的镇压手段抵挡时代潮流。

从他们对城市里公共空间的严密控制，就可看出他们的顽固不通。这种作法阻碍了各种有意对人民展现变革可能性的政治运动。政府无法阻止人民在家中或教堂里聚会分享反对思想，也无法（罗马尼亚可能除外）预防这类聚会发展成为人权组织或其它反对团体。不过，异议份子只要一走上街头或公共广场，就会立时遭到镇压。除了掌控大众传媒之外，控制实体空间也是共产政权采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目的在于把反对运动限制在知识分子及活动人士的小圈圈里，造成其与大众的隔阂。

莱比锡。。「我们代表人民」

自从一九八○年代初期以来，数十名活动人士即固定在每周一晚上齐聚于东德莱比锡的圣尼可拉斯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礼拜仪式。这项聚会活动由于隐匿于教堂里，而且又获得谨慎的教会领袖加以掩护，因此并未引起东德共党官员的注意。不过，要求出境权利的抗议人士于一九八八年开始参加这项礼拜，并于礼拜结束后静默地走上街道，在这个残破污秽的城市里游行。他们于一九八九年春打破沉默，一面游行一面高呼：「我们要出去！」不久之后，这些「出境」抗议人士的愿望就获得了实现。九月十一日，匈牙利宣布开放邻接奥地利的边界，从而为封闭的共产集团开启了一道出路。转眼间，上万名东德人民已不断涌入西德。在布拉格等其它东欧城市里，另有上千人争相逃入西德大使馆。不过，有些东德人民却认为他们不只有屈服或逃亡两种选择而已。于是，圣尼可拉斯教堂的抗议活动便转由反对组织主导，并且开始采取直接反抗政府的行动。在九月四日星期一到场的一千五百名抗议民众中，一部分人开始高呼「我们要出去！」之后，其它人随即回以「我们不走!」。两个星期后的抗议活动上虽有一百多人遭到警方逮捕，反对阵营的人数却不减反增。九月二十五日的抗议活动多达八千人，齐声要求迁徙自由以及言论自由。

由于戈尔巴乔夫预定参加两个星期后的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国庆大典，东德当局于是决定不让典礼上出现尴尬场面。典礼前几天，两万五千名民众手持蜡烛在莱比锡唱歌游行，结果遭到警方放狗攻击并出手殴打。十月七日，在莱比锡、东柏林、德勒斯登，以及波茨坦又有更多的攻击和逮捕行动。政府若无法阻止人民外移，至少也要让留下来的人明白街头上谁是老大。就在莱比锡的下一场周一抗议活动即将来临之际，却有传言指出该城已遭到坦克车包围。示威活动如果不叫停，暴力事件就可能发生；人民担心政府会采取「中国式解决方案」，意指中国政府数月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行为。

莱比锡著名交响乐团的指挥马舒也是心怀忧虑的人士之一。他和手下的乐手当时正在灌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周一从音乐厅往下看，即可看到抗议群众行经马克思广场。十月七日那天，他们看到当局排出成列的强力水柱等着游行群众前来。两天之后，游行活动即将展开的几个小时前，马舒设法邀请到城里数名共党领袖、一名酒馆红牌歌手，以及一名牧师到他的住处进行会商。他们拟出一份呼吁各方采取和平手段与对话的声明，然后于当天下午在电台上以及圣尼可拉斯教堂的集会上宣读。等到抗议民众抵达教堂的时候，这份联合声明已经传到了柏林。于是，就在示威活动展开之际，有人——究竟是谁并不清楚——及时下令部队撒离。当天晚上，约五万名群众顺利在市内游行，同时一面高呼；「我们代表人民！」

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政府仍以往常的镇压手段因应，但这次民众却不再害怕。他们已从西德的电视上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匈牙利与波兰的变革，以及他们同胞逃往西方的情况。他们知道政府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状态，因此也就大举参与周一的抗议活动。这项运动于是获得广泛的基础，非用庞大武力无以压制。政府当局于最后一刻缩手，任由民众进行十月九日的游行活动。

这场游行成了东德历史上的转折点。十月十六日，莱比锡的抗议群众人数膨胀至十万人，一个星期后更成长到三十万。其它城市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共党领袖或是不愿镇压，或是无能镇压，因而显得手足无措。何内克于十月中旬辞职，其它强硬派的政治局成员也在短短几个星期内被迫下台。新上任的共党领袖虽然承诺进行改革，幅度却仍不足以满足人民日渐升高的要求。群众集会更在十一月四日达到高峰：东柏林出现了五十多万人，而国营电视台也首度进行现场报导。更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行动层出不穷，政府官员也不断更替。

十一月九日晚上，政府发言人终于宣布东德人民出境不再需要持有特别通行证。几个小时内，数十万人齐集于柏林围墙旁，然后在边境守卫愕然的注视下蜂拥而入西柏林。此后，陆续又有更多的人口外移、更多的抗议活动、共党内纷起的动荡，以及新的改革措施，直到人民于一九九○年三月透过自由选举把共党政府赶下台为止。与西德统一随之成为所有人的共同愿望。于是，由马列主义份子创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如托洛斯基所言那般地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索菲亚。。拋弃专制权力

即使在吉甫科夫的高压统治之下，保加利亚仍在一九八○年代开始出现骚动。俄国虽在一个世纪以前把保加利亚从所谓的「土耳其压迫的伽锁」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却已无力继续支持这个附庸国，而保加利亚的经济也呈现欲振乏力的情况。也许是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吉甫科夫于此时开始推行一项疯狂的计画：彻底同化住在保国境内的土耳其裔民众。清真寺一律遭到关闭，而所有土裔人士也必须改用保加利亚人的姓名，否则就必须被留置在收容所内或是遣返土耳其。约有三十万人选择南下，导致保加利亚国内的劳工严重短缺--保国政府也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以致外国投资全部中断。

不同意见仍旧只在台面下暗潮汹涌，而且也仅限于首都索菲亚的知识分子。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自然环境深感兴趣的年轻哲学家史丹契夫，从BBc及美国之音这两个电台上得知了乌克兰车诺比的核电厂意外。苏联集团企图隐瞒该事件的行为令他大感惊骇。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的柯兹洛德威也有类似的核子反应炉。不过，史丹契夫心里明白，唯有在公开社会里让大众自由讨论问题并提议解决办法，环境才有可能获得保护。他和其它想法相同的保加利亚人士共同组成「生态透明组织」，同时开始在鲁塞展开示威。鲁塞由于和罗马尼亚的工厂隔河相对，以致空气皆受到氯气污染。

一场国际自然环境会议预定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在索菲亚召开，生态透明组织的策画人士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诉求。示威人士每天都固定出现在索菲亚市中心的同样地点，高举标语牌谴责政府在环保方面的纪录，同时也以要求开放公众讨论河流改道计画的请愿书寻求签名支持。吉甫科夫第一个星期先按兵不动，然后于十月二十六日派出警察，在各国外交人员以及记者的眼前大肆殴打抗议人士，并有四十人遭到逮捕。

这种作法在过去也许足以制止反对活动，但生态透明组织却不为所动。活动人士一直密切收看苏联的电视，因此知道莫斯科的改革情形远胜于吉甫科夫的空谈，同时也知晓震动东德的抗议活动。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保加利亚政府极有可能自行镇压反对活动，这却是测试政府能耐的绝佳机会。生态透明组织大举卷土重来，而于十一月三日带领五千人走上索菲亚的街头。不过，就在全民反对运动一触即发之际，共党领导集团内的一个派系却抢先采取了行动。吉甫科夫差错连连的政策、内举不避亲的用人方式，以及同化土裔人民政策的重大挫败——这点最为关键--已造成党内许多同志的反感。公然殴打示威人士的行为对政府的形象又是一大打击。政治局内的不满人士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决定在人民对他们采取行动之前，自己先对吉甫科夫采取行动。十一月十日，吉甫科夫在强大压力下黯然下台，而由外交部长米拉德诺夫接任共党领导。四天后，反对组织纷纷集结于民主势力联盟之下，并且即刻动员大批群众催促政府展开改革。共党人士把党名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与反对阵营进行谈判。他们先取消一党专政的统治机制，接着于一九九○年六月举行自由选举。社会党赢得多数之后，组成的政府掌权达一年多之久，因顺应民主潮流而得以巩固权力。保加利亚的共党人士在被赶下台之前，就先拋弃了专制权力的宝座。

布拉格。。众怒汇集

在一九八九年夏秋两季里，布拉格的居民皆可感受到邻国的震荡。许多捷克民众曾经到过波兰，而亲自体验到东欧第一个挣脱共产统治的国家的欢庆气息。他们在布拉格也曾目睹东德民众为了追求自由而不顾一切地涌入西德大使馆。此外，他们的报纸虽然都会过滤戈尔巴乔夫的发言，而且对东欧变革情形的报导不是仅有只字词组，就是只刊登负面消息，捷克人民却仍然能够从BBC、美国之音，以及其它国外管道获得新闻来源。只不过，捷克政府在国内似乎依旧无可动摇。

在一九六八年的华沙公约入侵行动之后，反对阵营仅剩下一小群知识菁英。他们一方面谴责人权侵害情形，另－方面也试图透过地下出版品、另类教育、戏剧及音乐等方式，塑造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他们于一九八八年获得一大群学生加入，反对阵营也因此较为年轻化。这些学生由于没有一九六八年后镇压行动的惨痛记忆，又受到东欧其它地区改革消息的鼓舞，所以勇敢地走上布拉格的街头。

从一九八八年八月以来，布拉格至少出现过七次游行活动。上千名学生与异议份子的公然违抗行动实为数十年来仅见，但除了一次例外，每次游行都遭到水柱、催泪弹，以及成群的警察给驱散。这一次次警民冲突当中的主要争夺目标是温彻拉斯广场，一条宏伟的古老大道，位于布拉格市中心，长达数个街区。这个地点极具重要性：活动人士在这里能够居高临下对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发表演说，同时这里也是捷克国内象征意义最为浓厚的地点。广场一端是圣温彻拉斯——公元第十世纪的吉卜赛国王暨殉道者，信奉把信仰付诸行动的原则——的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雕像曾经是反对纳粹占领行为的抗议人士的首要集会地点；一九六九年一月，更有一名学生为了抗议布拉格之春的倒退，而在此自焚丧生。因此，若是任由抗议人士占领温彻拉斯广场，他们便可能唤起这些民族反抗运动的鲜明记忆。

柏林围墙倒塌一个星期之后，学生于十一月十七日又试图再次占领广场。当天下午，约一万五千人齐聚于大学校园，参加一场官方许可的集会活动，以纪念遭纳粹杀害的学生。典礼在天黑之后结束，学生接着点起蜡烛，擎起要求成立新政府并举行自由选举的旗帜及标语，然后出发前往费雪拉德。中古世纪的王侯以及文化英雄，包括伟大的作曲家德弗札克在内，都埋葬于该处。他们在那里唱完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国歌之后，便走下伏尔塔瓦河的河堤，大声召唤旁观的路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然后，他们又转往几个街口外的温彻拉斯广场。

他们在途中遭到一群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挡住去路，有些人于是大喊要所有人坐下。这时，一名摄影师爬上一座铝制装置开始拍照，队伍前头的学生则把国旗摊开在他们与镇暴警察之间相隔几公尺的地上，并在国旗周围摆上蜡烛。接着，所有人开始齐声要求警察撒离，让他们前往广场。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警方以扩音器警告群众立即回头。不过，前面有几千人却已经受到另一群从后方进驻的警察截断退路。他们在前后夹攻的情形之下无路可逃，只能任由两端的警察步步进逼，不论男女老幼皆惨遭殴打践踏。

舒瓦蒙特洛娃回忆道：「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逼我们靠在墙边，以腾出空间让他们殴打手无寸铁的学生。」随着警方不断进逼，抗议群众也就挤成一团。「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强烈的恐惧感，因为只要有人跌倒，一定会被群众践踏而死。」后来，她终于发现一条逃生路线：一道通往另一条街的狭小走道。不过，两旁仍然站满了牵着德国牧羊犬的警察。她和其它人在路旁的警察不断出手殴打下，一起穿越了这条走道。然而，走道另一端却又部署有特种部队。事件结束后，受伤人数共达两百多人。

那天晚上，学生并未能够进入温彻拉斯广场。不过，他们虽然受伤流血，却没有低头认输。警方残暴的攻击行动正好给了他们足以激起民众反对政府的理由。不过，由于官方媒体仍旧受到严密控制，因此把消息散播出去就成了关键所在。学生于周末期间四处前往民宅、校园集会，以及戏院，向布拉格的居民诉说他们的遭遇。他们当场播放示威活动及警方暴行的录像带，也在墙上黏贴传单谴责暴力并号召民众罢工。西方的广播电台也报导了事件经过。由于反对阵营在下一次的抗议活动中动员了更多民众参与，以致提高了政府维持公共秩序的难度。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十万多名群众挤进了温彻拉斯广场。他们一同拿起钥匙圈晃动出声，齐声高呼政府大限已到，并且挥舞标语要求政治自由——警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他们。第二天，随着更多人前来，这场集会的组织状况也跟着提升。现场架起广播系统之后，新兴反对组织「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包括资深异议份子哈维尔在内——也就能够对这群为数庞大的群众提出诉求。抗议活动的规模随着一天天过去愈趋庞大，并且扩散到其它城市。同时，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大。整个情势就像是民众自己召开了一场超大型露天全国大会，而且没有遭到政府阻挠。害怕政府报复向来是吓阻民众参与反对活动的主要因素，但这种恐惧已经日渐消退——如此一来，共产统治原本可靠的控制机制也就不再有效。

先是报纸开始报导这些造成全国动荡的集会活动，接着电视也随后跟进。政府对公共空间及大众传媒的独占势力已遭打破，共党本身不久之后也跟着出现了裂痕。改革人士不但赶走强硬派份子、提出改革方案，同时也和反对阵营展开「对话」。不过，和东德一样，这些改革措施都幅度过小且时间太迟。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场为时两小时的全国罢工抗议活动，证明了反对运动不只是布拉格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小型运动。唯有由非共党人士于十二月十日领导成立的联合政府，才满足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弃守温彻拉斯广场的共产政权，最后连治国大权也只得拱手让人。

蒂米什瓦拉与布加勒斯特。。流血与挫败

截至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各个前苏联盟国都已在民间运动或掌权的改革人士推动下而转型，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例外。在贫穷落后的共产国家中，罗马尼亚是最为野蛮的一国，原因是该国统治者西奥塞古为了制造个人崇拜，不惜牺牲一切文化传承。他下令拆除大半的布加勒斯特古老市区，另行辟建一座以他为名的大广场，以及供他亲属使用的宫殿；还有给一般民众居住、丑陋不堪的水泥公寓大楼。他手下的秘密警察握有罗马尼亚境内每一部打字机的打字样本，以便追踪任何非法印刷品的来源。他并强迫妇女不定期接受妇科检验，再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怀孕妇女生下孩子，以期提高人口数目。他对重工业以及偿还外债的偏执，更是造成了「电力短缺、粮食短缺......穷苦的人民、急遽攀升的婴儿与产妇死亡率，以及整体衰败」的副作用。有人于是称罗马尼亚为「欧洲的衣索匹亚」。

西奥塞古实行的新斯大林主义，在他巧妙利用美苏敌对态势的操作手腕下，得以免于受到国际制裁。他一方面迎合尼克森总统，另一方面平抚莫斯科的疑虑，同时也严厉压制国内的抗议运动。波兰于一九七○年爆发罢工运动之后，他随即鼓励劳工讨论成立官方工会，遏阻罗马尼亚的劳工抗争活动。不过，一名石化工人却因写信提议成立独立工会，而遭强制监禁于精神病院里。一九七七年，矿工发动罢工行动，并要求西奥塞古亲自接见罢工代表。西奥塞古从善如流，同时当面答允他们所有的要求。一个月后，罢工领袖纷纷失踪，协议也跟着撒销。在接下来的九年内，又发生八次劳工抗争事件。一九八六年，特兰西瓦尼亚一场抗议面包配给额缩减的罢工活动造成政府让步，接着有二十五人失踪，然后政府的让步便又再度取消。一九八七年，两万多名工人在布拉索夫示威，并且捣毁地方党部大楼；结果在军队进驻后才得以恢复秩序。

在西奥塞古的统治下，罗马尼亚成了贫民窟，该国劳工也成为一股虽受压抑但反抗意识高昂的不满势力。不过，罗马尼亚直到一九八九年却都还没有真正具有实力的反对阵营——原因是任何能够发展组织的空间都遭到彻底压制。然而，西奥塞古虽然认为戈尔巴乔夫在邻国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对罗马尼亚不会造成影响，他的反复无常及一意孤行却造成军方不满，许多政府人士也因此视他为眼中钉。他们现在只需要有个发难的借口。

这个借口终于在十二月于蒂米什瓦拉出现。蒂米什瓦拉是位于罗马尼亚西部边境的一座城市，居民组成复杂，含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吉卜赛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等各种不同民族。当地的中心人物托克斯是改革宗教会——广大匈牙利少数族裔的专属教会——的牧师。他曾甘冒受惩罚之危险出言反对官员的滥权行为——他甚至曾上匈牙利电视台谴责政府拆除老旧村屋另建「合理」住宅的计画。政府因此下令他在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前离开蒂米什瓦拉。托克斯断然拒绝，照常主持礼拜。

他在期限前的星期日向教区居民说道：「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接到了政府的驱离命令。我不会接受这项命令，因此他们会把我强制带走......恳请各位下星期五共同来亲眼目睹驱离情形。请大家一起来，保持心情平和，但请用你们的眼睛作证。」他并未预期会有太多人前来，但星期五下午却出现了近一千人；其中有些是匈牙利人，其它则是把捍卫托克斯当作抗议手段的罗马尼亚人。他们在教堂四周围成人炼，从当晚守到隔天，共同阻挡军警进入。

随着群众人数渐增，他们的要求于是逐渐出现政治色彩，而场面也转趋混乱。有人大喊「打倒西奥塞古」，也有冲突行为出现。不过，冲突行为据信是政府卧底人员企图引发暴力而刻意造成的。一群民众闯入地方党部；另外也有人以石块丢掷士兵，士兵则以水柱、催泪弹，以及棍棒响应。军队于星期日占领全市而掳获托克斯，然后奉西奥塞古的命令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近百人死亡。

和保加利亚、捷克、东德等国统治者不同的是，西奥塞古对流血镇压毫无顾忌。不过，蒂米什瓦拉的屠杀行为造成的后果却适得其反。该市居民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依旧持续抗议，同时也开始进行全面罢工。情势在屠杀事件之后的第三天出现改变：陆军部队开始公开与抗议民众友善往来。到了周末，部队已完全撒离，蒂米什瓦拉转由反对人士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接管。透过国外电台的报导，罗马尼亚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听闻了蒂米什瓦拉的消息。而在新闻报导对死亡人数的渲染之下，动乱也逐渐扩散到其它城市。

一群高阶共产党员在几个月之前就已暗中组成了反对组织「救国委员会」，但抗议民众对此却一无所知。布加勒斯特受到示威民众围困之后，西奥塞古随即要求国防部长下令对民众开火。国防部长悍然拒绝，而后举枪自戕。他的自杀行为促成军方背离西奥塞古，于是敌对的部队便在首都内相互开火。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群暴民闯入中央委员会总部，把西奥塞古赶了出去。圣诞节当天，西奥塞古夫妇在简短的审判后随即遭到枪决，电视并且播放出他们尸体的画面。「救国阵线」这个新组织即刻接掌政府，但其领导人却是资深共产党员。如同菲律宾的情形，罗马尼亚人民自发性的街头运动是促成改变的动力，而军方也证实无意保卫独裁者。不过，由于没有足以引导事件发展方向的民间运动，新的专制统治者也就趁机介入，并以纷乱四起的暴力冲突作为掩护，而一把抓取国家大权。蒂米什瓦拉的抗议群众所引发的危机，虽然推翻了一名暴虐的统治者，但在一九八九年间，罗马尼亚却是东欧唯一在共产政权瓦解之后未能立即步入稳定民主的国家。

一九八九年间东欧大多数地区发生的反共革命运动，其转折点都出现在和平示威的群众企图占领城市街道及广场而与军警正面对抗的时刻。城市的街道与广场是战略要地，因为这些空间可以用来动员及煽动群众，是反对运动出发的起点——这就是为什么专制政权向来严禁异议人士占用这些地区。不过，反对团体说服成千上万名普通民众加入抗争行列之后，也就打破了政府打压他们的企图。政府暴力相向的行为不仅没有导致民众心生恐惧，反倒令他们因愤怒而产生不怕死的勇气。国家暴力原本的目的是要压制反对势力，结果却反而挑起了反抗意识。

抗议活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引发公众危机，此时政府即必须选择进行大规模镇压或是让步妥协。东德与捷克的政府发现群众控制措施不再有效之后，就转而进行协商。强硬派份子知道苏联不会为他们提供筹码，而且也不太信任自己手下的军队。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共党内部的派系则利用动乱打击对手，并且趁着反对阵营还未成气候之前攫取权力。不过，不论在哪个国家，公开采行非暴力制裁行动都赋予了私领域中个人追求改革的力量。

数十年来，世人一直认为东欧所有的「沦陷国」都在暴君或执政党的紧紧箝制之下脱身不得。然而，它们却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纷纷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者。苏联部队虽然不再会挥军向西强迫共产盟国维持结盟身分，各国政权却仍有其镇压能力。根据夏普所言：「所有专断的菁英份子及统治者，其凭借的权力都来自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与社会部门的合作。」东欧的共产统治者如果以为他们真正的权力来自于手下的军警，他们必然会运用这股力量保住自己的权位。他们可没那么笨。民众运动一旦夺走他们的合法性，并且征服了公共权力的领域之后，大多数统治者也就平和地下台，一如反对群众平和的抗争手段。

蒙古——政府首肯的民主

蒙古版的改革与开放

十二月的天空雪片轻飘，胡兰一如往常地在东方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但却听到不远处一场公开示威活动的声音。这种情形从未发生过，因此她伙同妹妹明静赶了过去，而兴奋地发现约有两百人聚集在一起，同时还有一群领导人物热切地宣告展开一场新的民主运动。那天是一九八九年的国际人权日，而统治蒙古长达六十八年的专制政权也精心策画了一场庆祝活动。不过，阅兵活动、共党官员的冗长演讲，以及传统歌舞表演等种种节目，却被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抗议活动给抢走了光彩。

乌兰巴托和大多数建造于共产统治时期的国家首都一样，规画上都考量到举行公开庆典的空间，因此市中心也就有一座以苏赫巴托为名的大型广场。人称「蒙古的列宁」的苏赫巴托，曾于一九二一年赶走白俄罗斯人，然后宣告蒙古独立。这座空旷广场的一端，就立着一尊苏赫巴托的雕像，雕像一侧是宏伟的政府大厦，亦即「大呼拉尔」（国会）的所在地；另一侧则是文化宫，内有现代艺廊、国家歌剧院，以及芭蕾舞厅。在这个国土面积有法国三倍大、人口却比巴拿马还少的国家里，所有交通线路都交会于乌兰巴托，而广场正是其心脏地带。

那一天，共党官员在政府大厦窗外看见抗议群众高举旗帜及标语，要求终结「官僚压迫」以及承诺推行蒙古版的戈尔巴乔夫式「改革」与「开放」。这些群众秩序良好，警卫也没有出面干预。不过，共党领导人却可听到群众呼口号的声音，以及由一个名为「钟」的摇滚乐团所演奏的音乐。群众在他们眼前高呼要求改革的口号，不禁使他们想起那一整年横扫共产世界的抗议浪潮。当天傍晚，示威群众安静地依序离开广场之后，政府大厦内的寒气，并不是蒙古的冬季所带来的。

喜鹊与外交官之女

政府高层如果知道那天早上的示威群众中也有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内的话，他们也许会略感安慰。这些约莫二、三十岁的菁英家庭后代，都受过良好教育，也出国见过世面，其中部分人士还曾到苏联留学，因而体验过改革的气氛。他们全都精通俄语，少数人另通英语及德语，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机会接触西方媒体及出版品。

后来以「民主的黄金喜鹊」之名著称的祖利格，可谓这群菁英人士的典型人物。他出生于乌兰巴托一个高官家庭，并拥有一项不寻常的特质：他的母亲为俄蒙混血，而他的祖父本为布里亚特牧人，后来可能是在苏联的命令之下而遭到「清除」。反讽的是，祖利格后来接触到改革的春风，并且得以暂时摆脱令人窒息的共产教条，却是在就读莫斯科大学的期间。

祖利格发现莫斯科对蒙古的政治多元化兴趣缺缺，于是在－九八六年于蒙古大学谋得讲师职位之后，自行与学校师生讨论他的想法。他和其它对高压政权感到厌倦的年轻人结为朋友，并且也加入一个在市内各地偷偷张贴海报要求改革与民主的团体。头戴眼镜、个性温和的祖利格学术地位日渐提升，于是他的住处也成为该团体活动的中心。他同时也是非暴力改革方式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一九九八年接受蒙古电台访问时表示：「问题的解决若是没有事先经过实质讨论或深入思辨，我就不免感到丧气。草率的决定太常见了。」他从来就不是煽动者，更曾在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上协助冷却群众激昂的情绪。

当时在一旁观看而满怀兴奋的胡兰，也出身于菁英家庭。她是职业外交官之女，精通英语及俄语，从幼稚园以至大学都在苏联接受教育。她返回祖国之后，「对故乡人民的无知与封闭大感惊讶」。她先在蒙古科学院任职，后来调职到东方学院，结识了其它有志于改革的归国学人。到了一九八九年九月，胡兰已经开始参与秘密会议，会议目的在于推动蒙古的改革进程（不过，她并未参与策画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胡兰与祖利格的成长背景，正是蒙古政权的青年反对者的共同模式。在后来所知为改革发难者的十三名蒙古人中，有十一人曾在苏联受过教育，而承接了「改革」与「开放」的精神——这点实为一大讽刺，因为许多蒙古知识分子都深深瞧不起苏联。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物当中，不属于蒙古主要族群的喀尔喀蒙古人的人数出奇地多；在运动初期，许多担任领袖的「混血儿」也可能助长了改革人士较为冲动大胆的态度。

他们并没有天真到以为一个在乌兰巴托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就能够独自发动民主革命。劳工、牧人，以及小镇和乡间民众的支持都至关紧要。不过，他们所号召的群众，竟然敢到与共产统治传统深切相关的苏赫巴托广场上游行示威，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在空间拥挤的首都里，广场的控制权可谓关键所在。而由于蒙古极度分散的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一聚居于首都，因此在首都取得优势即可能带来胜利。

不过，对于这种挑战一党专政的行为，政府大厦内却没有出现发动镇压的声音--原因可能是政府还不清楚异议人士的数目到底有多少，也不确定发动镇压是否反而会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政府也可能是看准了蒙古人习于内哄的特质。,毕竟，蒙古人在三百年前就曾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拱手让给中国人以及后来的满州人。十二月十日的抗议人士必须打破这种印象，同时展现过人的团结精神，才能够挑战这个看来依旧巨大而顽固的政权。

{改变人民旧有的思考模式}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苏联扶植下而成立的。自从民革党掌权以来，蒙古全国即笼罩在苏联的影响之下，政府政策也经常带有莫斯科的影子。一九三○年代期间，蒙古牧人坚决抗拒政府推行的集体化牧场政策，一如苏联富农对斯大林的顽强抵抗——结果也遭到同样严厉的惩罚。民革党发动肃清行动毫不手软，对象包括前任领导人、军方，尤其是掌控国家大部分财产的喇嘛。共党掌权以前原有的十万名喇嘛，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只剩下数百人，遇害比率至少达五分之一。

苏赫巴托之后的继任者是带有斯大林式作风的丘博桑。他于一九五二年去世之后，政治体系的严苛程度虽然稍有下降，却没有出现基本上的改变。一党专政的情形依然如昔，人权仍旧不受重视，肃清异己的行为也持续不断--只不过是手段改成了监禁与流放。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期，共党政权才开始失衡。共党领袖泽登巴尔对当时克里姆林宫较有弹性的指令以及苏联对北京重新修好的行为皆置若罔闻，而他的经济政策也与现实脱节。管理欠佳加上时机不利造成畜产减少，而能源、粮食，以及消费商品的短缺更是加深了人民的不满。共党高干对定期的肃清行动也已不再热中。

苏联告诉丘博桑说他患有疾病，然后强制带他到俄罗斯接受治疗之后，他的对手随即推选巴孟赫接替他的职位。巴孟赫虽然出身旧政权，却也只能设法采行新措施。他和手下团队以降低集中计画的方式因应经济困境，蒙古国内的主要报纸也刊登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六年苏联共党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内容呼吁对国内企业放宽限制。一九八七年，巴孟赫表示「必须要付出许多努力......以改变人民旧有的思考模式」，同时也呼吁提高「透明度」。报纸则纷纷刊登读者谴责政府官员专恣蛮横的投书。巴孟赫对国家统治机器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改革，他的言谈却使批评言论取得正当性，同时也开拓了公共对话的空间--异议人士不久后便开始积极运用这个空间。

蒙古政府不仅遭到自身领袖的批评，也感受到外来的压力。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并没有起死回生--不仅物资短缺，政府偶尔也拖欠薪资。由于蒙古的贸易活动有百分之九＋都以苏联集团为对象，而且国内生产毛额有百分之三十来自于苏联经援，同时蒙古经济体系中的经理人、工程师，以及顾问等关键角色也尽由数千名俄国及东欧人士盘据，因此苏联的经济困境就不免对蒙古造成影响。此外，莫斯科与中国的关系虽已改善，苏联在过去中苏对抗期间驻守于蒙古境内的六万人部队却没有随之撒离。

一九八七年四月，戈尔巴乔夫下令撤离一支机动步枪师，其人数占苏联驻蒙古部队的四分之一。蒙古察觉到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倾向之后，便随之跟进，而于六月与中国就技术合作及划界问题签署协定。在戈尔巴乔夫与美国降低紧张关系的同时，蒙古也首次与美国建立正式关系。现在，蒙古政府已和外界全面接触,而使得过去视为禁忌的思想观念有了引进的机会。

一九八八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开始散播蒙古境内前所未闻的观点。一名政治局成员称扬民主为对抗官僚制度缺点的唯一方法，有些学者及官员则谴责政府掩饰真相的行为造成国内经济问题无法获得诚实的评估。一名学者甚至大胆提议民革党开放两名以上候选人竞选政府官职。一九八九年，在十二月十日示威活动之前的几个月，政府与执政党陆续发布了一项项令人惊讶的声明。一个委员会首次对一九三○及四○年代的恐怖活动与肃清行动进行全面调查，结果指出至少有两万名遭到处决的人士应获得平反。巴孟赫指控泽登巴尔刻意制造个人崇拜并恣意监禁无辜人民。

同时间，苏联又从蒙古撒离了八千名部队，并且计画在一九九○年以前把驻守蒙古的兵力减至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五。蒙古外相主张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而包括CNN与MTV台在内的西方电台及电视也都开始在蒙古播出。

到了一九八九年底，部分官员同情政治改革的倾向虽已显而易见，却仍然没有实际的作为。民革党仍是唯－的合法政党，政府还是没有保障基本人权，而命令式经济制度也依旧没变。秘密警察、保安人员，以及军方——威权体制的禁卫军——也仍然对异议言论多所压制（张贴海报要求改革经济制度以及一党专政体制的人士也依旧遭到逮捕）。总而言之，蒙古政府对改革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这种态度不仅煽起了年轻改革份子心中不耐的怒火，也使他们取得有利的形势：政府若因内部的分裂而无法做出决策，反对运动便可获得进展所需的时间与空间。

除旧布新

经过十二月十日的示威活动之后，新兴的改革运动所面对的第一项挑战，就是要打破一般民众认为蒙古人难以团结的刻板印象。政府既已分裂，反对阵营就可以把团结本身当作武器。第一步则是要针对各人的改革建议提出能够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主张，而他们在十二月十日当天挥舞的标语就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多党制度是必要的」、「人权重于一切」，以及「媒体自由」。在示威活动过后一个星期内，新成立的蒙古民主联盟就敲定了一份计画。接着，在举行一场吸引了两千人参加的集会活动之后，民主联盟随即向共党高层递交一份请愿书概述他们的要求——这也是这类公民宣言的首例。

改革人士政治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一九九○年上半年举行国会选举，同时颁布新的选举规则：民革党以外的政党应获准推出候选人，选民应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投票，而选后组成的新国会也应不受政治局的掌控。新国会的运作过程必须透明公开，所做成的决定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法律。他们同时要求经济上的改革——采行自由市场制度，国营企业民营化，以及保障私有财产权。他们另外还要求政府肯承认人权，包括媒体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迁徙自由，同时取消重要人士所享有的特权。最后，政府也必须坦承并公布丘博桑的恐怖统治期间加诸于一般民众与喇嘛身上的罪行。此外，改革人士也坚持这些权利都必须在新修订的宪法中载明。

依照原定时间在十二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两天举行的党大会上，民革党官员重申了开放与改革的原则，同时也对改革的呼声表示欢迎——至少理论上如此。他们知道强力镇压改革人士不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对六个月前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即表示不以为然。此外，北京的强硬态度也令蒙古感到忧心·由于蒙古过去曾经受到中国的统治与剥削，因此向来很怕让中国找到借口介入蒙古国内事务。为了避免出现动荡，蒙古政府于是不与改革人士冲突，而采取妥协的行为。

政府不断对多党政治、自由选举，以及民权保障等提议开出口头承诺，但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急迫感--总理提议的渐进改革时程即长达五年。年轻改革人士对于政府内部的反改革人士在十二月十日的示威活动之后，纷纷遭到降调虽感肯定，也对自己成功打造出一份获得所有人认同的计画颇感自满，却无意长年等待有意义的结果出现。为了促使成果早日实现，他们首先必须把运动基础扩展到知识分子的小圈圈以外。他们跨出乌兰巴托的范围，而锁定额尔登特铜矿区的矿工及工程师。额尔登特的铜矿区是苏联与蒙古联合投资的成果，矿区内雇有许多俄国工程师及劳工，而他们的薪资皆高于蒙古人。对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感到不满的员工，早在十二月初就已经举行过一场抗争会议。现在，改革人士则协助把工人的敌意导向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民主联盟指派科学家巴特乌尔前往当地与工人协商。他主张唯有透过争取大规模改革的大型运动，工人的权益才能够获得保障；同时也指出新兴的反对运动需要乌兰巴托以外地区的支持，以引起政府的注意。巴特乌尔成功说服了当地的矿工。他回到首都之后，随即鼓励民主联盟派遣人员到国内其它地区去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到了年底，改革人士除了有明确的计画之外，也获得了多方的支持。不过，他们还需要有整体一致的策略，以及一个不只能够举行临时性示威活动的组织。由于民主联盟组织过于庞大，难以从事决策行为，他们于是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开始调整各项活动，以期获得最大效果。此外，有鉴于大呼拉尔经常沦为执政党决策的橡皮图章，民主联盟因此决定提供人民一个象征性的不同选择，而于一月号召一千人前往距苏赫巴托广场不到两公里远的列宁博物馆举行正式会议。

为了加速事情的进展，协调委员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在广场发起一场大型示威活动。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主要是自发性的，参与人士虽活力十足，人数却不多。这次的示威活动则经过精心策画，虽然当天天气异常寒冷（全天温度皆维持在摄氏零下三十度上下），却仍吸引了数千名民众参加。参与人士不仅有知识分子，还有从额尔登特和乡下地区前来的民众——而且他们的要求也比十二月十日的口号更为明确。这场示威活动的日期并非随意挑选，而是特地选在列宁的忌日。一位著名演员帮忙带领民众合唱传统民歌，其中有些歌曲的内容颂扬蒙古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者成吉思汗——这项行为极为激进，因为蒙古政府为了对俄罗斯（曾遭成吉思汗入侵的国家之一）表示敬意，向来将他贬为野蛮的掠夺者。

为了持续向政府施压，一月至二月间的每个周末都有示威活动。反对运动在街头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政府却举棋不定。自从第一场抗议活动以来，大呼拉尔就定期召开会议，同时也对事件的发展愈来愈感忧心。不过，国会与执政党却无法就因应措施取得共识。由于强硬派份子与妥协人士旗鼓相当，因此他们就采取拖延战术，一面发表了无新意的声明支持渐进改革，另一面也试图散播改革领袖的谣言，指称他们自私自利、贪污腐败，或者嗜酒如命。这些毁谤言论由于和一般民众对改革领袖的印象相差太远，因此丝毫起不了作用。

改革团体在仅有流言骚扰、没有枪口威胁下，渐渐有了真正反对势力的架势。在经济学家甘博德的引导下，国家进步党于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倡议民主、企业民营化，以及重整银行体系。二月十八日，巴特乌尔召集六百一十一名代表成立蒙古民主党。规定一党专政的蒙古宪法至此已两度遭到藐视。就在这时，一群记者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一份名为《新镜报》的报纸。由于这是数十年来首次出现的非官方出版品，因此政府对此感到的惊愕程度可能不下于组党事件。有了质疑政府专权的新方法之后，改革人士接着便开始争取人民情感与理智双方面的认同。部分人士决定以旧秩序当中可见的象征物为目标。蒙古的城市里虽然充斥着共产英雄的雕像及半身像，但改革人士却谨慎地克制住捣毁苏赫巴托等蒙古人物塑像的冲动，而把目标锁定于位在国家图书馆前方的斯大林巨型雕像。改革人士对于保存蒙古文化的圣地竟由这个野蛮的苏联独裁者守护皆感惊骇，于是便号召民意支持他们拆除这座雕像。二月二十二日晚上，这座惹人嫌的雕像被一群不知名人士偷偷搬走，从此以后下落不明（雕像后来从未寻获，警方也未能逮捕那群窃贼）。

两天后，反对运动的焦点又从偶像转回到观念上。官方成立的蒙古青年联盟，虽然内部有安全部门派驻的眼线，却仍在蒙古大学聚会时热烈支持民主联盟的计画，内容包括多党政治体制、人权保障、企业独立经营，以及工厂、银行、和零售商店的私有化。由于有坚定的领导、劳工与学生的支持，以及在公共领域内煽动人心的表现，民主运动因而在蒙古国内首度开创了独立政治势力得以存在的空间。

罢工求胜

改革人士已来到政府门前，但政府却还未修改宪法使新政党取得合法地位，也仍未矢志捍卫言论、媒体、宗教等自由。成果只不过是政府的容忍改革人士递交请愿书、举行示威活动，以及挑战执政党法统等行为，获得的。因此，他们也就必须另觅制裁手段以取得进展。

结果，他们选择了蒙古人不曾见过的绝食抗议方式。改革人士对甘地在印度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所采行的绝食抗议活动可能仅有耳闻，但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抗议活动则知之甚详。一名改革人士说道：「那段期间我竭尽所能读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导，所以我知道中国的学生做了些什么。」由此可知，他们也明白绝食抗议不一定有效。

三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在摄氏零下十五度的气温下，十个人在苏赫巴托广场就位准备开始绝食，其中包括无役不与的巴特乌尔。他们身穿传统蒙古袍，象征自己与政府在价值观上的决裂，因为政府一向极力贬抑过去的封建传统。这群绝食人士的要求不仅止于民主改革及市场经济，更对政府的正当性正面提出挑战。他们向政治局当时正在举行的大会递交一份宣言，指称政治局成员皆为指派而非民选产生，因此不具正当性。他们也质疑大呼拉尔的合法性，因为其议员皆在同额竞选的情况下当选，因此实质上也等于指派产生。政治局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坚称大呼拉尔经由选举产生，具有完全的主体性。这项响应让绝食人士的决心更加坚定，民主联盟也随之要求政治局解散，并重新选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会。这项要求等于是叫共产政权自杀。

绝食抗议活动展开之后，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民众围观，但其中许多人也明白这是一项极为大胆的反对行为，有些人更因而绕行广场以示支持。到了傍晚，现场已聚集数千人，也有一些人加入绝食行列。蒙古学生联盟号召成员尽可能支持绝食人士。,甘丹寺——蒙古境内唯一没有遭到关闭的寺庙--的喇嘛也前来提供支持。甘丹寺的住持后来虽然说「喇嘛不应涉入政治」，并且说他们赐福绝食人士的举动只是一种人道的表示，但他们毕竟成功获得了注意。

协调委员会对全国发出抗争前呼吁，结果额尔登特有五百名工人随即发起一场一小时的休工活动以示支持。这场活动的领导人事后说道：「我们让矿场彻底停摆了一个小时。感觉上好象不是真的。」他坚称这只不过是开始而已，而且工人都已经准备进行无限期罢工以支持民主联盟。同时间，达尔汗和木伦等其它城镇的工人也纷纷仿效发起休工活动。这在蒙古是前所未见的情形。

政治局持续开会，而其成员从政府大厦里皆可看到并听到外面的骚动。他们的干员在外面监看着绝食人士以及不断增加的同情民众，同时全国各地也一再传来发生抗争事件的消息。政治局的成员都知道他们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有些人由于早已经历了四十年来的肃清行动，因此对发动镇压丝毫不觉有任何不妥。历任若干高级职务的莫伦扬茨就是这样一名强硬派，对动用武力毫不迟疑（他后来在一九九八年还曾拒绝贬抑泽登巴尔，声称这位前任领导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政治局里这样的人还不少，因此政府也就不可能轻易对改革人士让步。

虽然强硬派份子要求召来军队净空广场，其它人却犹疑不定。原因可能是他们想到了天安门事件，而担心这么做会损及国家形象。因此，在绝食抗议首日，政治局就陷入了这样的僵局。两名政治局成员声称对绝食人士的健康感到担忧，而在广场上请求绝食人士停止抗争行为，但却遭到礼貌地拒绝；原本的十名绝食人士以及于当天加入的至少三名民众，都决心要推翻他们心目中这个不合法的政府。

对峙情形僵持到了第二天，直到政府朝着和解的方向微微跨出一步才有所改变。部长委员会首任副主席拜巴苏伦回忆道：「只要那群年轻人继续采行不合作运动的策略，政治局里部分年纪较大的成员就拒绝与他们展开对话。」拜巴苏伦与巴特乌尔及另一名改革领袖有密切关系，他和其它温和派人士联手排除反对意见之后，便于下午四点左右离开政府大厦去和改革人士会面。双方在这场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均受到电视及电台的转播，但这次对话并未获致成果，因此绝食活动也就继续进行。

三月八日的国际妇女节，在奉行社会主义的蒙古是一个重要节日，而这个假日也促使更多好奇的民众前往苏赫巴托广场，包括闹事份子在内。其中几个人喝了酒之后便劫持出租车及公车，先是开往苏联大使馆，接着又开至巴孟赫的官邸。他们鸣按喇叭，大肆吵闹，并且高呼反苏及反民革党的口号。接下来两天，广场周遭及乌兰巴托其它地区都爆发了冲突事件，造成约七十人受伤，一人遭刺杀身亡。事情发展已逐渐超出控制，而原本谨守非暴力原则的民主联盟领袖也似乎渐渐失去掌握。他们本来希望能够让政府手足无措，却没有想到无赖流氓也会加入街头运动——因此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遏止暴力行为的发生。

结果，街头的动乱以及示威活动的规模，都可能让政治局三思而后行。群众人数的估计从「上万」到「九万」不等，但无论数目多寡，总之政府已有所惊觉。证据显示公共安全部长排除了动用军队弭平动乱的选项——由此可见军队可能不会听从命令。此时，苏联也劝告蒙古领导人进行协商以避免危机升高。强硬派份子知道东欧的共产政权在激烈冲突中垮台的情形，因此也的确有意寻求挽回自身地位的方法。

强硬派人士在抗议群众、政府内部的温和派，以及莫斯科三方面不断升高的压力下，终于在三月九日下午做出退让。共党领导人知道己方在自由选举中依然占有优势--他们在国内每个省与「苏木」（译注：蒙古地方单位名称）里都拥有势力，改革人士则还只是政治上的新手。退一步协商可能反而会更进一步赢得无可置疑的权力。巴孟赫大概就是怀着这种想法草拟了一份声明，而于三月九日星期五傍晚宣布卸下政治局秘书职位，同时其它成员也一并辞职。绝食抗议随之结束，民主联盟领袖也敦请示威群众回家。

星期一，来自蒙古各地的三百七十名代表齐聚一堂召开大呼拉尔会议，地点离绝食人士五天前静坐的地方只有几公尺远。经过一场激烈辩论之后，赋予民革党唯一合法地位的宪法第八十二条终于遭到撒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关治国的各种意见自各方涌入，而提出这些意见的各个团体更是以前所难以想象的——蒙古绿党、蒙古信徒联盟、蒙古自由工会委员会等等。同时，共党也开始自我转型，推出较为认同改革的年轻领袖。最后，大呼拉尔终于通过新的选举程序：以前由共党候选人同额竞选的方式不再适用，每个合法登记的政党都可推出候选人。

政府虽然做了这些让步，改革人士却仍感戒慎恐惧。他们知道民革党财力雄厚，而且媒体也依然受其掌控。为了反对这些特权，他们于是再次发起示威活动，而在四月下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民众到苏赫巴托广场及其它地区进行抗议。反对领袖虽然呼吁民众坚守非暴力原则，抗议活动却还是经常失控。在一次众所周知的事件里，身材矮小的r黄金喜鹊」祖利格爬上一名同情人士的肩膀向愤怒的群众大声疾呼，强调回避暴力行为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位非暴力行动的拥护者却在八年后遭到谋杀，案子至今没破）。

示威群众与保安警察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状况促使政府召来军队，而改革人士也回头采行不合作运动。四月初，他们未经地方当局核准即在荷斯格省举行会议，结果四人受到逮捕，并在牢里遭到刑求——以致引起十三名改革人士进行绝食抗议。不过，由于避免流血事件对双方都有利，于是政府与绝食人士便于四月三十日进行会谈，讨论修宪及选制变更问题，以使各党能够公平竞争。五月七日，双方同意人民可在不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合法集会，于是绝食抗议活动也就随之落幕。后来，由于大呼拉尔在五月十日通过于七月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所有的示威活动也就都告一段落。现在，反对运动的焦点于是转为在选票上决胜负。

有实无名的胜利

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动摇了历时五十年的蒙古政权，而且是透过非暴力行动的手段。不过，和二十世纪其它非暴力运动比较起来，这场运动堪称顺利，因此对主事者的要求也就没那么严苛，以致反对运动没有足够时间深耕群众基础。此外，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就放松了控制，因此也没有引发更多民众的敌意。事实上，共党讨好个别族群的动作极为迅速，包括调降国宅热气费率、提高工资，以及改善学生福利。选举的结果不一定会像菲律宾或波兰的状况那般必然对反对阵营有利。

改革人士原本就屈居下风，偏偏又缺乏扭转劣势的能力。反对人士迫使政府在自由选举及保障基本权利等两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反对运动也随之分裂。巴特乌尔早就成立了蒙古民主党，甘博德也创立国家进步党。民主联盟主席祖利格原以无党籍身分参与选举，却也在次年成立共和党。另外，蒙古社会民主党虽也拥护民主，却不像其它改革人士一样鼓吹建立社会福利国家。

这些政党都没有积极争取占人口比例三成五至四成的牧人加入。在蒙古民主党的第一届党员大会上，成员中有五成三为知识分子，四成为劳工，牧人则只占了百分之七。由于改革人士皆为都市里的知识分子及技术官僚，因此并不懂得如何争取乡下人的支持。此外，由于各省省长都是民革党党员，而牧人又习于对官员毕恭。毕敬，因此他们极可能会投票给省长所支持的人选。

改革人士中的要角都不是政治人物，而他们也无法招募到足额的候选人。在大呼拉尔应选的四百三十席议员中，民革党足额推出了四百三十名候选人，但三个主要改革政党总共却只推出了三百四十六名候选人．在野党虽然知道自己共通的弱点，却没有因此进行合作。而且，以智利的反皮诺契特运动为例，反对阵营虽也面临顽强的对手，他们的竞选活动却不像蒙古的在野党那样索然无味。原因是蒙古的在野党单纯地认为大多数蒙古民众都和他们一样对民革党怀有高度的不满。

在野党于七月的选举中惨遭滑铁卢。民革党赢得三百五十七个席次，蒙古民主党只当选十六席，国家进步党六席，蒙古社会民主党四席。但就票数观之，差距其实没那么悬殊——双方得票率为六成对四成。民主运动虽把蒙古推入一个崭新的政治时代，蒙古史上首度的自由选举却巩固了共产党的政权。不过，执政党内部许多强硬派领袖也都换成拥有改革思想的人士。一名温和派人士即位为总统，而在绝食抗议活动期间曾与改革人士协商的拜巴苏伦则升任总理。拜巴苏伦在一个月内即以行动向改革人士示好，指派改革领袖之一的甘博德担任内阁第二高位的首席副总理。这两人于是携手展开一场为期两年的经济改革，同时也进行民主转型。改革人士虽然只能厕身在野，改革的精神与实质内容却皆已获得胜利。

改革政党最后终于联合为民主联盟，而于一九九六年的选举击败民革党。民革党在苏联解体之后顿失俄援，而转向西方求助。不过，在随后为了挽救经济而实施的「震撼疗法」之下，工业生产因而重挫，都市失业率攀升至百分之二十，并且约有四成人口跌落贫穷线以下。犹如俄国的情形一样，贪污行径因此猖獗，有些原来的改革人士则身陷利益交换及投机行为而无法自拔。对于蒙古以及其它二十世纪末的新兴民主国家而言，建立健全的自由经济制度以及稳定的政治秩序，都是仍在持续进行中的工作。

蒙古专制体系的沦亡是非暴力抗争运动所造成的结果。菁英人士心怀异议思想的年轻子女，在短短几周的时问内就发展出一个群众组织，并占用公共空间开创政治机会，同时当面违抗旧政权。类似的情形以前也曾在萨尔瓦多及菲律宾等国上演过。不过，这次被推翻的不只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整套体系，并且是蒙古唯一熟知的体系。

蒙古的改革人士所发起的运动，以及他们所采行的策略，具有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所共有的若干特征：他们吸引了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阶层以外的民众加入，包括劳工、青年、宗教领袖等各种不同族群。，他们提出的目标简单明确，三言两语即可解释清楚；他们采取一连串不断改变的抗争手段，而使毫无危机意识的政府大感意外。共产政权里的强硬派不仅得不到苏联支持他们的镇压主张，还受到党内温和派的施压——而他们双方也都担心持续的动荡会引来中国的干预、于是，改革人士便趁着政府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举把运动推向胜利。

一场非暴力运动若是决定要加速冲突情势的发展并迫使政府退让，所能采行的手段至少有两种：采取不同的抗争手段压缩政府的运作空间；或者升高政治上的要求，而冒险引发镇压或是促成政府内部分裂。蒙古的民主运动由于察觉到政府不可能发动镇压，因而在一九九○年三月决定进行绝食抗议的时候，就把两种手段全部给用上了。如同中国学生一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行为一样，蒙古的民主运动也以同样的抗争手段激化了冲突。不过，中国的学生运动高估了形势，蒙古的民主运动则脚踏实地。犹如东欧各国大举占领公共空间的人民运动一样，蒙古的民主运动也扳倒了一个老旧而封闭的政权。

不过，在危机结束之后，太快获得胜利的结果却也促成反对运动的瓦解。波兰人民在变革的时刻来临之前，曾经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发展民间力量以因应变局；蒙古的改革人士则是在冲动之下发起革命，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机制及体系建制来推动国家改变。南非人民推翻的是个遭受人民厌恶的政权，但蒙古的改革人士推翻的政权却迥避采行暴力，并因此保住其政治地位。民主在未经暴力洗礼的情况下就降临了蒙古。反对阵营虽然号召了众多民众合力打破社会的桎梏，却由于缺乏艰苦的奋斗经验，而不懂得如何在成功之后继续维系民众的向心力。

莫斯科对改革的态度从敌视转为鼓励之后，旧苏联集团内的各个共产政权也就在极短的时间内纷纷转变为民主政权。不过，促成转型的种种事件却全然源自各国国内，而每个旧政权也都面临意图催生变革的新兴势力挑战。若没有奉行非暴力抗争的改革人士带头发难，旧秩序便不可能改变，只会在世纪末悄悄地持续腐烂下去。若没有一股更具威力的反抗力量加以撞击，历史的榔头便无法敲开铁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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